发挥联合国主导作用 建立合理制度框架全球反恐需要齐心协力
2017年6月举行的欧盟峰会在反恐等方面达成诸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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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国际暴恐大案频发。西班牙、英国、菲律宾、伊朗等国接连发生恐袭。国际社会亟须加强反恐合作，联手应对新挑战。联合国大会日前通过决议，决定重组联合国反恐架构，设立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以协调联合国系统有关反恐方面的努力，并加大对各会员国反恐能力建设的支持。一系列行动正在展开
梅建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张家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亚当・克莱恩(美国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
安东尼・格莱斯(英国白金汉大学安全与情报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教授)
卡维・钟吉塔翁(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安全与国际问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阿拉斯泰尔・里德(荷兰海牙国际反恐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国际恐怖主义呈现出分散性、年轻化、“独狼”式新特点
梅建明：如果说恐怖主义是癌症的话，“9・11”事件后，恐怖主义的癌细胞已经从初期的原发部位向全身多个部位扩散。根据对2001―2015年全球恐怖袭击事件的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东、北非与南亚地区是近10多年来恐怖袭击的高发地区，这三个地区的恐怖袭击案件数量(60495起)占全球发案总数(85196起)的71%。同时，非洲、西欧和东南亚的恐怖袭击风险正在上升。
争夺全球“圣战”运动主导权的斗争将趋向激烈。“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残余势力会化整为零，渗透扩散到其他地区和国家。“伊斯兰国”会刺激一些恐怖组织仿效采取类似的做法，“建国建制”兴风作浪，在未来制造更多、更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此外，恐怖主义是超级变色龙，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不断调整其存在的形式。恐怖组织利用新技术(如社交媒体等)从事宣传、招募、培训、策划、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
张家栋：从整体上看，2012年以来全球恐怖活动的数量与威胁呈下降趋势，但各地区之间的态势不平衡。非洲和欧洲的恐怖主义形势有恶化趋势。南亚和中东，出现好转迹象。其次，国际恐怖主义出现分散化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遭受打击以后，恐怖分子开始回流或分散。恐怖组织的力量虽下降，但威胁面却更加宽广。此外，新恐怖主义尤其是网络恐怖主义，开始从概念变成现实，未来可能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部分。最后，国际反恐怖力量继续分裂，甚至还有各自打反恐牌的趋势，对国家传统利益考虑超越了对反恐国际共同利益的关注。
亚当・克莱恩：现代恐怖主义依然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现在最突出的一个趋势是，受过严格训练的恐怖分子正在被年轻的、毫无经验的新手所取代。上世纪的恐怖主义袭击，将破坏控制在达到目标的范围之内。如今的恐怖主义袭击更加难以预测，遍地开花，甚至给人们留下一种事出偶然的感觉，一个人钻进自己的汽车，冲向人群，就成为了恐怖分子。因此，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有形的恐怖主义遭到重创，并非标志着恐怖主义势力的终结，反而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势力在全球蔓延的“导火索”，并最终致使恐怖主义进入又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如今“独狼”作案越来越多。恐怖组织非常善于运用社交媒体招募“独狼”恐怖分子。
2017年8月19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市中心的兰布拉斯步行街上，一名女子哀悼恐袭遇难者。巴塞罗那市中心及周边地区8月17日发生两起恐袭事件，共造成14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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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格莱斯：我们需要警惕伊斯兰恐怖主义可能的扩散，而非终结。“伊斯兰国”的存在给予极端思想传播以物质形态和国家权力的支持，这对于欧洲许多年轻穆斯林有着极强的吸引力。随着“伊斯兰国”被摧毁，有两件事可能发生。首先，一些恐怖分子可能流窜到欧洲、非洲之角等地。第二，这些恐怖分子对意识形态的依附将变得更加深。这意味着，虽然他们人数可能减少，但他们可能比以往更加狂热，这在中长期来看更加危险。
卡维・钟吉塔翁：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已经日渐明朗，恐怖势力正在渗透那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且生活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东南亚正成为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着力打造的战场之一。东南亚社会虽然相对平静，但通过利用收入悬殊和社会问题，极端组织能够将国际恐怖活动实现本地化，例如菲律宾正在面临极端组织带来的严峻挑战。
阿拉斯泰尔・里德：过去3年，西方成为恐怖袭击的重灾区。分析普遍认为，恐怖主义威胁不仅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而且很有可能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与过去相比，恐怖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恐怖分子大多是政治狂热分子。现在的恐怖分子大多受极端组织蛊惑，为反对西方价值观而战。过去的恐怖分子多为集体行动，现在的恐怖分子则多为单独行动，规模虽然不大，但更加难以防范，给社会带来的恐慌严重。
最近几年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国”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有证据显示，极端组织正在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让“圣战者”返回自己国家实施“独狼”式恐怖袭击。因此，未来西方的反恐形势将更加严峻。
警察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巡逻。2017年5月，英国遭遇恐怖袭击后，美国多地加强公共场馆安全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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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应承担起社会责任，斩断恐怖主义“精神纽带”
梅建明：撒切尔夫人曾经讲过，大众传媒是恐怖主义的氧气。当前，社交媒体广泛普及，恐怖分子极大地利用了社交媒体这种工具。互联网反恐需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第一，加强政府与互联网企业之间的合作；第二，全球互联网企业应当建立一种企业间的合作架构，就暴恐音视频的标准、规范、举报机制、跨国间的合作平台等问题形成非政府的、行业内部的横向合作体系；第三，国际社会应当加大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力度，突破运用技术手段阻止恐怖主义传播的障碍。
张家栋：社交媒体具有“监管的高门槛和利用的低门槛”，这使得恐怖主义势力在网络空间的活动，比在传统媒体中更加活跃。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应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建立新型网络监控体系，以解决网络活动的跨国性与监管的国别性之间的矛盾，国际机构，尤其是联合国机构，应考虑设立世界性的网络监管体系；第二，协调各国、各国际组织的网络立法；第三，建立网络企业的反恐怖评估体系。目前，网络企业的反恐活动，很难评估，也没有相应的处罚和奖励措施。这导致网络企业的反恐积极性不高。可考虑建立相关评估体系，与网络企业的形象等挂钩，以提高这些企业的积极性。
亚当・克莱恩：社交媒体大大降低了恐怖主义组织宣传及沟通的成本。对社交媒体而言，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公司开始建立恐怖主义数据库，通过人工智能方式追踪一些可疑的网络行为。如果能够根据恐怖分子在网络、社交媒体上的行为提前防范，很可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希望高科技公司能够与调查机构加强信息共享和合作，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正面信息，防患于未然，通过虚拟世界的追踪，将现实世界的个人与恐怖主义的关系提前确认下来，从而阻止恐怖事件的发生。
安东尼・格莱斯：英国反恐怖主义立法独立审查员马克思・希尔曾表示：“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扩张，一些人变得极端化可能不是受到某个具体的人的影响，恐怖分子越来越受到他们所读所看内容的影响。”曼彻斯特爆炸案嫌疑犯似乎在网上学会了制作爆炸装置。有许多证据都证明，采取有效措施来遏制互联网上的“圣战”宣传是非常必要的。例如法国宣布，将给互联网科技公司施压，如果这些企业不能删除网络上的极端内容，将面临法律责任。
阿拉斯泰尔・里德：过去很长时间内，极端组织利用宗教场所、监狱或者一些地下机构发展成员，恐怖主义思想传播的范围和速度相对有限，但借助社交媒体的强大传播功能，恐怖主义思想就像病毒一样快速蔓延。很多恐怖分子都是通过社交媒体从极端组织获得相关信息后实施袭击的。社交媒体应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协助反恐机构斩断极端组织和潜在恐怖分子的“精神纽带”。
2017年4月，印度尼西亚反恐部队成员参加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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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社会经济、加强社群融入，铲除激进思想滋生的土壤
张家栋：当今世界处于一个深度调整与冲突时期，恐怖主义只是问题的一个表现，并不是问题本身。当今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之中。传统政治模式、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传统，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各种极端思想，从左到右，都呈上升趋势。这是我们理解恐怖主义问题的主要时代背景。
梅建明：恐怖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与全球化有关。恐怖主义是一种对全球化的反叛，是对全球化的抗拒，是对后冷战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一种挑战。这种反叛、抗拒和挑战，是一种寻求新秩序的过程与努力，但是这种过程与努力充满了血腥的暴力、宗教的异变、国家主权的崩溃、民族认同的错乱。
亚当・克莱恩：恐怖主义事件频发的原因，是社会和政治上的不平等，而恐怖分子认为通过这种赚眼球的暴力行为可以带来改变。这个原因可能很难被理解，因为听上去好像很简单。但看看那些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机构，就会发现，他们的故事都是建立在这两个方面之上。经济问题是一个方面，但实际上，很多“独狼”恐怖分子家境并非贫寒，很多甚至是中产阶层，本・拉登更是富甲一方。
卡维・钟吉塔翁：经济发展是造成人与人之间不满情绪和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应对恐怖主义肆虐蔓延这一全球性问题时，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非常有必要妥善处理好收入分配的问题，也应有效应对机会公平的挑战。
阿拉斯泰尔・里德：过去3年里，在西方实施袭击的恐怖分子七成以上都是本国公民。受到极端组织洗脑是他们成为恐怖分子的主要原因，但为什么这些人那么容易被极端组织的意识形态吸引呢？这个问题需要深思。研究发现，很多恐怖分子一开始思想并不激进，但由于受教育水平不高、受到社会歧视、收入水平较低等影响，他们对生活现状日益不满，最终在极端组织所描绘的乌托邦里找到了自己。因此，要想从根本上铲除激进思想的土壤，还需在发展社会经济、加强社群融入方面下大力气。去激进化是有效应对恐怖主义的必然选择。
安东尼・格莱斯：事实上，英国被极端化的青年很大一批就来自校园，他们本可以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却被诱导加入极端组织。社会排斥感也助推了青少年的极端化，“伊斯兰国”便利用这一点乘虚而入，向他们许诺社会地位及种种好处。
恐怖主义是全世界的公敌，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进行全球性的综合治理
梅建明：全球反恐合作需要超越传统的国际合作视野，超越个别国家的利益考量，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对全球恐怖主义问题进行全球性的综合治理。当下恐怖主义已成为全球性、普遍性、系统性难题，超越个别国家的局部利益，因而站在更高层次追求反恐目标就成为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应享有平等的反恐权利，承担共同的反恐责任，各司其职。
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倡导协商对话、公正合理原则。当前，恐怖主义在全球快速扩散的现实，以及“越反越恐”的局面，都深刻表明全球反恐应建立合理的制度框架和治理规则。全球反恐斗争不能像过去那样被个别大国作为棋子玩弄于股掌之间，尤其要反对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应站在人类社会共同安全和利益的高度，以公正合理为原则，维护国际法治权威，确立公平公正的全球反恐治理规则。
张家栋：加强反恐合作，一是要加强区域性反恐合作。区域内国家往往面临共同或类似的威胁，利益和威胁的共同点比较多。如上合组织、欧盟、东盟等，都是较为有效的地区性反恐机制，其作用要被加强。二是要加强专业性反恐合作，如金融反恐、网络反恐等。这些专业领域的反恐合作机制目前已经存在，但存在着决策不平等、参与积极性不平衡和总体实施效果比较低的问题。各国要加强研究，在操作层面解决问题。三是要更新安全观念。传统安全观念对反恐问题重视程度不高。国际社会要推动超越主权国家概念的新安全观念的形成，达成反恐怖主义安全共识。
亚当・克莱恩：恐怖主义并不是一两个或者几个国家面临的问题，而是全球面临的最紧迫威胁，因此，国际间的联合反恐是非常必要的。各国之间的情报机构应该求同存异，更广泛地分享相关情报，建立起反恐数据库，在防范、处置恐怖事件中加深合作，从而真正根除恐怖主义存在的土壤。
安东尼・格莱斯：首先，必须更有效地规范互联网。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之间需要更有效开展情报及安全合作。今年1月，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特别强调与欧盟在安全领域开展情报合作的重要性，并暗示将投入更多资源在这一合作上。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英国政府这一意愿是好的，但当英国离开欧盟时，英国也离开了支撑欧盟安全的所有机构，包括欧洲刑警组织、欧盟情报和情况中心、欧洲逮捕令制度、申根信息系统(英国当局在2016年获得了5亿个浏览信息)。虽然国家安全不是欧盟权力的组成部分，但根据里斯本条约第四十条，各国在布鲁塞尔的协调下组建上述机构，使得开展安全合作更加便利。英国可能想要在脱欧后重新加入上述机构，但是一旦脱欧完成，只能站在门外敲门。
卡维・钟吉塔翁：我认为当前全球反恐战场上的国际合作还主要停留在双边层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加强全球合作，特别是通过地区合作的渠道，加强各国之间的信息和情报共享，相互支持并共同应对这一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
阿拉斯泰尔・里德：最近几年，欧洲屡遭恐怖袭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合作不够。欧洲很多国家属于申根区，边界是开放的，但由于各国的反恐政策不尽相同，且相互之间在情报共享方面不够密切，这就给恐怖分子留下了很多漏洞。即使有边界，恐怖主义也不因边界而停止。恐怖主义是全世界的公敌，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沉重打击恐怖分子的气焰，让人们重获安全感。
(本报记者高石、李应齐、张志文、任彦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