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浓于血
血，是生命之源。战场上因伤而亡者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失血过多。
原在368团任职的我同事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他们团的伤员到达32野战所有将近三十公里的路程，多数烈士是在途中因失血而亡的。
血量的及时供应是战伤救治的重中之重。当时常规的血量供应是由军区卫生部组织的运血车穿梭于各战地医院输送，可真打起仗来，这点血只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
地方上的大力支援是战时血源的主要保障。当地政府组织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前来献血，采血间门口常常见到排长队的献血队伍。
最最令人感动的更是那些普通村民百姓。他们真是把解放军当作亲人。每天都有不少乡亲把家里能拿出来的如几个鸡蛋，一束香蕉，甚至买几瓶汽水来慰问伤员（要知道当时边境居民的生活还是相当贫困的）。他们主动参与护理伤员。自发地组织洗衣队，每天把伤员换下来的军装拿到河里清洗晾干送回。
眼看着血液告急，又是他们争先恐后地为伤员献血。有些乡亲大概从来没见过血没打过针，献血中时有晕针晕血的情况发生，但他们挺过来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的鲜血献给我们的伤员。
殷红的鲜血浓浓的情，一滴一滴地注入伤员的体内，一个个垂危的生命从死神那里抢了回来。战争中情比血更浓的军民情谊十分令人感怀。
一天中午，野战所走进一位年约三十的年轻妇女，牵着一个六七岁的女孩，背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见到我们直接说是专程来为伤员献血的。
经了解，得知她是县农机厂的工人，刚下班走了八里多路来的。我们看她不足150的个头，面黄肌瘦一脸倦容还拖着两个孩子，实在是不忍心抽她的血。怎么劝也不肯走。她到病房看了一圈回来后更坚定，反复说如果血不够还可以抽她两个孩子的。这是一个怎样的女性啊，对军人的大爱超越了母爱。听着她这番恳求，看着两个幼小的孩子，我眼眶直发潮。无奈，只得把这可敬的妇女带去采血室。
献完血后的她坚决不肯留下来吃饭，是怕给我们增添麻烦。正好所里的吉普车回来了，我跟司机说了她的情况，司机也很感动，掉转车头追上了这母子三人。
这一天又来了几位重伤员，血库告急而手术刻不容缓。我和护士惠京兰不约而同地说“抽我的”，一起毫不犹豫卷起了袖子奔向采血间。
伤员就是我们的一切，为了他们，我们愿意付出所有。
一个全血单位是300毫升，可我只抽出了210毫升就再也流不出血来，小惠同样也只采到240毫升。两人只好迅速奔回手术室工作。
献血后的我只觉得心慌的厉害，悄悄数数脉搏每分钟达120下，我知道这是由于长时间疲劳过度和血容量不足造成的。我把这一切遮掩了过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坚持工作。
李副院长给我送来了十几个鸡蛋，我也不知道是生是熟。想着伤员比我们更需要营养，转身把鸡蛋全部送到炊事班去了。
我的血是输给了一位姓潘的重伤员，他做了开胸手术。由于是我父亲那个部队的战士，我的血又输在他体内，于是便格外关注他的情况。
下午待这边手术上台后，我以冲刺的速度跑到病房看他。垂危的他看到我后嘴唇蠕动着是有话要说。我俯下身把耳朵贴近他嘴边，但他费力喘息着，完全发不出一丝声音，表情却越来越焦急。
我找到一块纸皮和半截铅笔问：你能写吗？
他的手很费力地想抬起来，可是徒劳。
我实在是没有时间了，只好安慰他：小潘，别着急啊，很快会送你回后方去的。
晚上再次来到病房，没想到他已经牺牲了。
望着那张空了的床，我的心一下子也变得空落落的。
我责怪着自己没有能给他更多救命的血。
战争中关于血，那殷红的血，生命之源的血，使我对医疗救护的标识为啥采用血红色有了深切的认知和感悟。
军人*军魂
1951年春天，朝鲜战场激战正酣。著名作家魏巍亲临战地采访，将可歌可泣的志愿军战士事迹采集成篇，写下了感人至深的散文名作《谁是最可爱的人》。
一时间这篇文章在中华大地广为传阅，“最可爱的人”成了志愿军战士的代称。志愿军战士用装备落后的武器将不可一世的美国兵打得满地找牙，硬是在世界战争的史册上赫赫然写下了“中国陆军”的威名。
靠的是什么？
最关键的词条是：勇敢，忠诚。
中国士兵的勇敢是举世公认的。当年的朝鲜战场如此，三十年后的越南战场依然如此。
现在来看这场战争，确有很多诟病和遗憾。我们的军队三十年没打过大仗了，各级指挥员缺乏现代战争尤其是出国作战的经验。我们的武器装备与越军较量虽不算落后，但没形成合成作战力量，造成的人力消耗有悖于现代战争价值观。我们的日常战术训练不到位或过于仓促（如我们所见，战士们对战地救护常识的欠缺造成白白失血死亡比例较大）等等。可我们军队服从命令，听党指挥的忠勇确是一以贯之地传承，未曾丝毫改变。
在前线的每一天都能听到很多战事，作战部队浴血奋战的艰苦卓绝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努力工作，顽强坚守。我们虽然没有上战场厮杀，但从众多伤员身上深深感受到了军人的血性，军魂的闪烁。
初下战场的伤员，要么是处于昏迷半昏迷状态，要么还处于战场激烈厮杀的亢奋中，他们口中喊的最多的就是“冲啊！”“杀！让我上！”……
伤员们聚在一起，都在互相交流作战经过和体会。有不少伤员坚定提出重返战场，为战友报仇的要求。
各种伤情的惨烈很难一一描述。许多伤员身体残疾了，但真没见过一个悲伤流泪的，也没听过一声叫苦叫疼的。
这一天，我们受命去也收治了伤员的靖西县人民医院巡视。一间很大的病房里传出热烈的讨论声。一个满脸稚气的小兵嗓门最高，正在兴奋地比手画脚发言，就听他一口一个越南鬼子这，越南鬼子那的。
我看他的样子挺可爱，走上前摸摸他的脑袋问：你多大啦？
十六。
见到越南鬼子了吗？
没有。他羞涩地低头小声回答。
哈哈，连越南人都没见到就负伤了。这小兵也真有意思。倒是挺佩服这娃娃兵的勇敢和乐观。
有两个伤员送来时除了武器弹药没丢身上却一丝不挂。一个大腿负伤，一个腹部中枪。是负伤后与部队走散的。先是腹部伤的背着大腿伤的战友前行，实在走不动了，两人一起向着祖国方向爬行。直至把身上的衣服全部磨烂。
我们这组负责处置腹部伤的。抬上手术台，他虚弱地央求我：给我多打点麻药吧，我实在受不了，说完就昏迷了。
见他腹部有一截小肠流出在外，先清洗伤口准备手术。清洗中几条白白的小东西蠕动着从腹腔伤口里爬出，吓我一跳，呀！竟然是长蛆了。
这战士伤势这么重却对战友不离不弃，这么多天了，两人冒着危险坚持着爬回祖国。多么深的生死情谊，多么顽强的毅力啊。
太多的伤员，太多感人的情景随着伤员的转运匆匆而过。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只知道都是浴血奋战忠诚勇敢的兵。
有一位我们抢救时间最长，手术次数最多的伤员却令我难忘。连队卫生员陈文明在作战中腿部中枪，自己用止血带用力一扎便奋不顾身地拖着伤腿连续抢救十多位负伤的战友。我们松开他大腿上的止血带，都心头猛地一沉：止血带扎的时间过长，肌肉组织严重缺血呈紫黑色，有坏死的可能。
先是给他做了清创手术，第二天晚上见伤情没有起色，朱医生简医生决定为他做血管移植。按理野战条件下是不可能做那么精密手术的。我倒是备有几颗微血管缝合针，但缝合线呢？朱医生看了一眼惠京兰那一头浓密的长发：小惠，拿你几根头发当缝合线！
没有显微镜，医生凭娴熟的技术手术是成功的，但肌肉坏死状况无法改善并还在恶化。为了挽救生命，不得已只好再次进行了大腿高位截肢。
但最令人担心的败血症最凶险的气性坏疽还是发生了。战地医疗所的条件实在是太简陋了，医疗器材和药品实在是太短缺了。开战前期也还没有直升机运送伤员，他的身体状况根本承受不了汽车长途的颠簸。
眼见死神在不依不饶地一步步向他逼近，我们心里都明白，回天无力了。这个坚强的小战士成了我们手术组最挂心的人。
我在极度繁忙中插空跑到病房看他。他安静地躺在床上，那双大大的眼睛仍然清如湖水。一张极为清秀如孩子般的圆脸，使他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我摸着空了一截的被子，心如刀绞，不敢说话，怕一开口会哭出来。
默默无语地削了个苹果塞到他手中。他却吃力地把苹果递向我，虚弱但清晰恳切地说“姐姐，你吃”。
这是我第一次听他开口说话，也是听他最后的一句话。抢救他那么多天，我始终没有听过他吭一声，神情始终是那么平静。不久后他永别了人世。这是一个心里永远只有别人唯独没有自己的人。
我无法感知生命垂危的他那些天的心里活动，但相信坚强勇敢的他一定会有许多眷念。他的家乡，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他的连队，他的战友，他抢救过的伤员，都一定是他的不舍与牵挂。
这么多年了，那一幕最后的分别始终定格于我的脑海。每每回忆，那亲切的一声姐姐，都会清晰地在我耳畔响起，令我泪水难抑。我们没能留住他的生命，但永远记住了这个在战场上为抢救战友奋不顾身，面对伤痛和死亡勇敢坚强的小战士。
他是军旗下红十字战士的楷模！
2016年去靖西，我专门找到他的墓碑，向这位广西北流籍22岁的优秀共产党员一等功臣陈文明烈士献了花。（附：2016年我向北流县民政局打听，他父母已于2015年前分别去世。跟他弟弟通了电话，话听不太懂交流困难，只大致了解到其家里几十年来一直过的十分清苦）
（一等功臣陈文明烈士墓）
(陈文明弟弟，姐姐来看你)
越南人自称是继美苏之后的世界第三强军。也许有些吹牛。但不得不承认，他们先后和法国军队，美国军队打了几十年仗，战争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全民皆兵，老少上阵，神枪手比比皆是。
当时我们的军队尚未恢复军衔制，干部战士着装的区别只体现在上衣口袋的数量上（战士两个口袋，干部四个口袋）至于谁官大官小，只能凭年龄来判断了。越南人深知这一点。所以“神枪手”专找四个口袋的打。也是由于以身作则冲锋在前，所以这场战争我们营连排干部牺牲的比例特别大。
我们医院一个战友的弟弟连队指导员赵幼林，就牺牲在靖西战场。战争快结束时，他那同在战场的将军父亲来到陵园，默默地伫立在儿子的墓前，许久许久……
368团的连长欧阳雄，参战前打结婚报告未能获批。开战后其隐蔽战线工作的父母不能出面寻找儿子，辗转托朋友苦苦打听下落。可谁都不忍如实说他牺牲，总搪塞转到后方了。所有医院找遍又追回我们野战所。
那天我听到所里接线员又在接询问其下落的电话，实在不忍，就跟李富林副院长说，讲实话吧，总要有个结果呀。他想了想，接过话筒回复：别找了，就是这么回事了。
两天后，两位女军人来到我们野战所，其中一位是欧阳雄的未婚妻。仔细询问了遗体处理情况后直奔陵园。据说她这么多年常去靖西凭吊，可见感情非常深厚。
在这个野战所里，还见过出身将门同在一个战场的三兄弟。哥哥李海，124师营长，负伤在32野战所医治：弟弟李江，41军参谋，战前侦察被地雷炸成重伤，也在32野战所抢救；小弟弟李伟，41军坦克团连长，算是幸运儿，完成任务后安全撤回，没事就跑来野战所在伤员中寻找战友。
与我们同车进入靖西，同住“豪宅”的165防化队的几个医生，于2月17日跟随121师打穿插，在越南境内遭遇特工偷袭，一个大腿负伤，一个牺牲了。
一批批的伤员，血肉模糊残缺的躯体，牺牲的烈士几乎每天都在眼前呈现。一个深夜，一辆送烈士的卡车去陵园走错路线开到了我们所。站在萧瑟的寒风中，望着那毫无声息层层叠叠堆满车箱的遗体，我不由的心口紧缩颤悸。彻骨的寒，深深的痛。
这些年青生命的终结，多么令人痛惜。
见证战场的无情，生命的脆弱，使我对战争残酷性有了深刻的认知。
谁也不是天生不怕死的。问过不少参战人员，开赴前线害怕过，接到开战命令害怕过，进入战场害怕过，听到枪炮声害怕过。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军人的纪律是刚性的，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是战火的淬炼令他们变得坚强勇敢。他们并非每一个人都是英雄，但每一位都是英雄集体中响当当的一员。在需要献出生命的时刻，没有犹豫，没有退缩，在硝烟血色中完成了一个军人的蜕变。
据战后统计，这场战争有近万名军人献出了生命。上至将军，下至普通士兵。他们是那么的年青，绝大多数的生命就永远停留在18到20岁左右的终点。他们还来不及爱，来不及理解社会和体味人生。但用军人的血肉之躯诠释了不朽的中国军魂。他们的忠和勇足以感天泣地！
中国军人的付出不是简单的行动所能完全表达的。因为行动背后都是一种高尚的信仰，坚强的意志，奉献的精神。听党指挥，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这就是永恒的中国军魂！
在这里，我觉得著名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一段话最能形容我们的参战将士：
“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
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
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纯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
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
（我和建平向赵幼林烈士献花）
（中越战争烈士名册的其中一页）
战俘伤员
战争必然会有战俘。此次战争关于交战中的双方如何对待战俘，有诸多说辞不足而论。但肯定的一点，进入我国境内的越军战俘是受到优待的。
我方严格遵守了日内瓦公约，专门建有战俘医院和战俘管理所。听管理人员讲，不少战俘说只有当了俘虏才真正吃饱穿暖了，甚至表示不舍得离开中国。
伤员更是给予了人道的救治。我们野战所由于在最前线，也收治过为数不多的越俘伤员，且都是由我们这个手术组处置的。
对战俘伤员，我们一视同仁救护。战俘甚至也被我们感化，敌对情绪发生了转变。我就经历过一件很特殊的事。
一天中午，一个团的参谋送来.一位大腿股骨枪伤的越俘，是攻打敌方山洞时俘获的。当时他的同伙全部弃他由另一个洞口逃去。
医生们还在进行着另一台手术，我先为这战俘输液和摆好手术体位，并为他盖好被子。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比手划脚地向他表达随后将进行手术并要实施全麻。
接着，我把他的随身物品归拢到一起。除了脱下的军服，还有一个蓝色的帆布挎包。包里有一件我国天津产的银灰色雪花牌毛衣，一支黑色上海金星牌钢笔。再翻开一个也是中国产的皮革钱夹看，里面除几张越币，有一枚漂亮的军功勋章，居然还有一副中尉的领章。哇，这家伙还是个有军功的军官呢。
还有一卷印着中国制造的医用绷带引起了我职业的好奇。反正也用不上了索性拆开看，军绿色的绷带一头连着一块带止血粉的纱布。想到我们的伤员包扎用的还都是不知放了多少年的三角巾，好东西都支援越南了，唉……！
他的全部物品令我不由得心里五味杂陈，但并没动声色，而是把所有东西一一展示给他看，继而统统塞进那挎包内。示意会为他保管好，让他放心。
他一直侧头默默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待准备实施麻醉的那一刻，他突然仰起身子，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嘴里呜哩哇啦急切地说着什么。
搞不懂他啥意思，大家决定先暂停手术。我跑去找所里的越语翻译老何。
当时部队召集了一批被驱赶回国的越南华侨担任参战随队翻译。备战期间，我们就常见41军部有一支奇怪的队伍出入。高的高，矮的矮，老的老，少的少，穿军装不带武器，行动举止完全没有军人做派。这老何当时就在其中。他约莫四十多岁，看起来是翻译中年纪最大的，也许是这个原因被分配到野战救护所。之前我们救治几个越俘伤员也不用过多交流，所以一直没把他派上用场。
老何与越俘交谈后，磕磕巴巴地说部队里有越南特工。这可是重大情况。
但没想到的是这老何除了越语和法语，只会讲广西的壮语。看来没让他出境作战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我们谁能懂壮语呀，说的说不清，听的听不明，一时都不知所措。那位参谋更是急坏了气坏了，暴躁地操着北方粗言跺着脚开骂。我想了想，冲出去找民兵连长。当连长的应该是最醒目的人吧。果然，民兵连长的到来解了围。
手术室里即刻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语言翻译圈：战俘用越语讲给老何听，老何翻译成壮语讲给连长听，连长半粤语半普通话的翻译给我听，我用普通话翻给那参谋听。
事情是这样的，越俘被押往该团时，见到了一名叫阮绍平的人，穿着我军的军装在团部出现。那家伙是个从华侨中培养的特工。中尉所以认得他，是春节期间和他在越南高平一起吃饭交流过。
特工已混进我部的指挥机关，是个相当危险的情况，参谋立即跳上吉普车绝尘而去。
怎么评价这个越军中尉对自己阵线的反叛行为呢？我个人的理解，同伙丢下负伤的他各自逃命一定令他心寒，被俘后受到我军的优待和救治是有所感动，此举是报答或想将功折罪吧。再说，他供出的也是你们中国人的汉奸，哼哼……。
有个腿部负伤的越俘，躺在帐篷里等待送战俘医院。一帮民兵围着帐篷起哄，发泄着对越军的怒气。我见状过去进了帐篷，见那还是个孩子（16岁），样子有点像我也是16岁的弟弟。伤痛及惊恐加寒冷缩成一团在瑟瑟发抖。摸摸头，有点发烧，顿然心生怜悯。
我转身不客气的喝退了民兵，拿起一张毛毡给他盖上。这时，他突然从身上摸出一塑料袋五颜六色沾着白糖的糖块，硬往我的手里塞。见我拒绝竟然一下子流出了眼泪。我只得先接过，趁着给他掖好被脚时悄悄塞回了他身边。
唉，战争中蒙受苦难的同样包括双方的士兵和人民呀。
战俘中也有顽抗不屈服的。有一天，押来几个女俘虏引起众人好奇围观，我也跑去看看。见卡车厢里三个越军女兵，反绑着手，齐齐倔犟地把头扭向车头的帆布篷，死活不让人们见到脸，只能看到个个云髻高盘，军服紧裹的身材曲线十分苗条性感。
大家在纷纷议论，越南被美国人号称“东方美女”之国，果然名不虚传。这时通知我还有一个受伤的俘虏要处理，我赶紧跑去关押的草棚。
打开草棚门，只见是一个约十八九岁的姑娘，并没有穿军装，一身典型的越南民间装束。黑色的宽腿裤，蓝色的无领衫，打着赤脚。圆圆的脸庞，身材浑圆不失苗条，肌肤白皙，唇红齿白，挺漂亮的。但那本来很美的双眸充斥着不屈的敌意。
听押解人员说，这几个女俘虏同我们运伤员的一车回国，途中趁押车战士睡着了，一起动手动脚想弄死我们的重伤员。伤员的喊叫声惊醒了士兵，愤怒情急之下，一刺刀挥过去劈伤这女子的背部，并击毙了一个最凶残的。
示意她跟我走，不肯动。拉她，挣扎着。我只得板下脸费力地连拉带拽，推推搡搡把她弄进手术间。
进了手术间她仍不肯就范。示意要为她消毒，她一脸凶相怒目圆睁对峙着，坚决不肯转过身把背部亮给我看，一副宁死不屈的架势。我只得用力把她身子扳过去，只见从肩胛处往下有近三十公分长的一条伤口。翻裂开的皮下脂肪白花花的却不见有血。
我一手端着碘酒瓶，一手持长血管钳夹着棉球要先做消毒。不料，她抬手奋力挥来，把整瓶碘酒打翻在地。
这下彻底激恼了我，不识好歹的东西！
我快速操起满满一瓶酒精对准她背部泼去。
嗷的一声惨叫，疼的她终于老实了下来，乖乖地让我们做完处置。
说实在的，对这个女俘虏的不屈服行为，我从心里还是佩服的。因为我们不也是受这种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教育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