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市中心塔亚兰广场1月21日发生2起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至少32人死亡、110人受伤。这是巴格达3年来遭遇的伤亡最大的袭击事件，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对此负责。
埃及《金字塔报》网站1月29日援引2020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称，非洲已经成为“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重心”，过去10年因为恐怖主义活动而损失了至少1710亿美元；恐怖组织已经从中东转移到了非洲和南亚的部分地区；而且由于许多年轻人饱受贫困、边缘化、侵犯人权行为和失业之苦，很容易成为招募目标，所以恐怖组织正从东向西、从北向东南稳步扩散。
2019年2月19日，在尼日利亚阿达马瓦州的吉梅塔，一名女子在难民营里取水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背景下，“伊斯兰国”在中东、非洲等地活动激增，引发国际社会新一轮担忧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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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报告显示，过去一年里“伊斯兰国”明显开始重建和“崛起”，且活动能力有所扩展。
一方面，“伊斯兰国”在“大本营”借疫生乱、伺机反扑。根据报告，目前该组织不仅掌握着1亿美元的恐怖资金，还有1万多名成员在伊拉克、叙利亚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将矛头对准安全部队、政府目标、能源设施、军事车队等，不断发动“消耗战”与“游击战”，阻碍伊、叙两国政府进行有效的安全治理，企图削弱两国的实力。
2020年以来，伊、叙政府忙于应对疫情危机，安全力量的部署相对减少，加之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恐联盟（美、英、法、德、澳大利亚、捷克、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已全部或部分撤离伊拉克，这给了“伊斯兰国”可乘之机。该组织2020年策动袭击的次数比2019年大幅增多，谋求复苏迹象明显。
其中，对伊拉克实施恐怖袭击1422起，集中在迪亚拉、基尔库克、安巴尔、萨拉赫丁等省；对叙利亚发动恐怖袭击593起，集中在代尔祖尔、拉卡、霍姆斯、哈塞克等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查尔斯·利斯特指出，“伊斯兰国”在基尔库克策动的袭击增加了200%，在迪亚拉几乎每天都发动恐袭。
不只是伊、叙，“伊斯兰国”还在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浑水摸鱼、趁乱扩张。在南亚，“伊斯兰国”南亚分支“呼罗珊省”借美国与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之际，在阿富汗袭击了喀布尔锡克教寺庙、妇产科诊所、喀布尔大学等地，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尤其是其2020年8月袭击贾拉拉巴德东部一所监狱，导致至少29人身亡、50人受伤，数百名囚犯在逃。
在东南亚，曾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的菲律宾本土极端组织阿布沙耶夫武装、“穆特组织”，以及菲律宾反政府武装“邦萨摩洛伊斯兰自由战士组织”等，2020年间与政府军或安全部队冲突不断，对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已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的印尼本土极端主义组织“神权游击队”将警察视为头号敌人加以攻击。
在非洲，“伊斯兰国”西非分支“伊斯兰国西非省”、中非分支“伊斯兰国中非省”以及“博科圣地”等不断策动恐怖袭击，扩大势力范围。其中，“伊斯兰国西非省”已成为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三国边境地区最危险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中非省”将触角伸至刚果（金）与莫桑比克，武装分子2020年8月占领莫辛比瓦港口并升起“伊斯兰国”黑旗。
“博科圣地”2020年3月在乍得发动袭击导致98名士兵死亡，是乍得军队打击“博科圣地”以来死伤最惨重的一次；11月底在尼日利亚博尔诺州首府报复性杀害110名农民；12月上旬袭击了尼日利亚卡齐纳州一所中学并绑架了数百名学生（部分获释）。西点军校反恐中心不久前发文警告，“伊斯兰国”分支在非洲已不是“低程度叛乱行动”，而是占领地盘并实施“伪政府”统治。
此外，“伊斯兰国”继续煽动欧美等地支持者与同情者发动“独狼”袭击。2020年下半年，法国、奥地利相继发生数起“独狼”袭击事件，其中法国中学教师萨米埃尔·帕蒂因在课堂上展示引发争议的宗教漫画而被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圣母大教堂附近，有4人被“伊斯兰国”支持者持枪杀害。
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消息称，“伊斯兰国”筹划中的袭击目标还包括“9·11”纪念馆、联邦大楼等公共设施。
1月21日，在伊拉克巴格达，安全人员在爆炸袭击事件现场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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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伊斯兰国”在新头目阿米尔·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赫曼·毛利·萨勒比指挥下，正谋求卷土重来。
一方面，“伊斯兰国”谋求提升内生动力。在组织架构方面，该组织进一步重组调整，不断推动领导层指挥权下放和去中心化，赋予分支机构更大自主权和灵活性（这些分支机构是半自治的，在财政上可以自给自足），以保障具备继续实施攻击的能力。
该组织还试图保持各层指挥官的连续性。2017~2019年，“伊斯兰国”约43名核心头目（包括前头目巴格达迪）、79名关键的中层头目及数百名战地和后勤负责人丧命。当一名高层头目被击毙或被俘时，其他人（通常是副手）会迅速接替他的位置。因此，针对高级头目的“斩首行动”虽在短期内能重创该组织的士气，却难以对其造成根本性的战略影响。
在战略战术方面，“伊斯兰国”不仅对政府和安全官员实施更多的政治暗杀，还攻击曾占领土地上的工商业者，报复支持政府的当地居民。袭击农田和焚烧庄稼是他们越来越常用的一种策略。2020年4、5月间，伊拉克埃尔比勒省马赫穆尔就有数百英亩的农作物被毁。
疫情期间，该组织还通过网络与社交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反复宣扬疫情是“真主对西方的惩罚”，鼓动支持者在“敌人”实力被削弱和注意力分散之时对其发动袭击。
另一方面，“伊斯兰国”对一切外部因素加以利用。
一是趁美国反恐战略收缩伺机作乱。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国际反恐意愿持续降低。2019年10月，美国宣布从叙撤军，其库尔德盟友不再将打击“伊斯兰国”作为首要任务。在伊拉克与阿富汗，美进一步加快反恐战略收缩步伐，宣布将驻两国兵力同时缩减至各2500人，尤其是驻阿美军规模为“9·11”事件以来最低点。兰德智库研究员克林·克拉克认为，特朗普撤军将为“伊斯兰国”复苏、扩张全球网络提供时间和空间。
二是局部地区的动荡局势，无疑给“伊斯兰国”提供了重生土壤。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指出，自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和2011年中东地区发生动乱以来，滋生和维持极端主义的政治、治理、经济和更广泛的安全问题在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利比亚、也门、索马里等国日益恶化，使这些地区成为“伊斯兰国”最有可能“借尸还魂”的地方。比如，利比亚长期的无法治状态和派系间战斗，为“伊斯兰国”利比亚分支的发展创造了机会。
三是利用宗教矛盾与教派冲突制造混乱。近年来，“伊斯兰国”将西方对其打击行动描绘成一场“新十字军东征”，妄图在全球招募追随者为其效力。该组织还恶意挑动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相互敌对与仇视，意图制造更多冲突与对立，以谋求从中渔利。2021年1月23日，“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伊拉克萨拉赫丁省袭击了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的一处岗哨，造成死伤。
四是利用大国干涉政策迅猛发展。“伊斯兰国”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借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内战之机落地生根、发展壮大的，美西方国家对此难脱干系。中东问题分析家格雷厄姆·富勒直言，“伊斯兰国”是美国一手制造出来的恶魔。在他看来，美在中东地区推行的以毁灭性打击为主要目的的干预政策，以及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是催生“伊斯兰国”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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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进程中，源头治理尤为重要。国际社会应追本溯源，着重打击“伊斯兰国”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历史一再证明，“以暴制暴”的军事打击手段只能短期内压制恐怖主义，难以治本；只有去极端化，才是从根源上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对症良方”。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期间，“伊斯兰国”正在利用分歧、局部冲突、治理失灵和人们的不满推进其目标。2021年1月，联合国反恐负责人沃龙科夫敦促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应对持续存在的切实威胁。国际社会应发挥联合国及安理会在反恐问题上的中心协调作用，弘扬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齐心协力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与此同时，应综合施策、多措并举，在线上线下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招募、筹资、宣传、谋划袭击等系列活动，力争早日铲除这些毒害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宁的毒瘤。（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
栏目主编：张武 文字编辑：程沛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笪曦
来源：作者：《环球》范娟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