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舆论普遍认为日本前首相安倍意外遇刺身亡为上周日（10日）晚的日本参院选举增添了同情分之时，岸田将迎来执政“黄金三年”的标题也刷屏。岸田内阁如何开启“后安倍时代”的内政外交？对于经济这项呼声最高的民众愿望，岸田会从哪里入手撬动？中、韩、美三国政要均出席今天（12日）安倍葬礼，会给区域关系和双边关系带来哪些新博弈？
昨天下午，上海市日本学会和上海市日本研究交流中心在第一时间组织了“日本参议院选举与中日关系走势评估”研讨会。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和上海的五位专家陈子雷、武心波、廉德瑰、蔡亮、胡令远做了专题发言，与会专家对后疫情时代，如何抓住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契机，进而改善中日关系提出了务实的建议。
11日下午，上海市日本学会副会长、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副主任陆慧海主持会议
岸田“黄金三年”如何才能达到预期？
安倍前首相的意外去世，被与会者一致认为是迎来了“后安倍时代”，可以一定程度释放岸田的执政自由度，但是，岸田的“黄金三年”能否安然度过，似乎还有不少暗礁。
*安倍主义与新时代现实主义
执政联盟在日本参院获选146席，四党修宪势力获得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同意，岸田的“黄金三年”前景如何？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认为，从理论上来讲，到2024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取前的“两年两个月”是岸田的稳定执政期，如果要赢得后一个三年，岸田可以在总裁选取前解散众院，提前进行众院选举，那么，他可以赢得新一个三年执政期，到2027年9月前有效。
他认为，安倍的意外去世是自民党内部新老交替的契机，对岸田来讲是双刃剑。一方面，党内压力会略加释放，另一方面，安倍作为资深党魁，原先挡在他面前，如今他就走到了风口浪尖，面临的压力更为复杂。就“安倍主义”和岸田实施的“新时代现实主义”，杨伯江做了细致的分析。
杨伯江具体分析了安倍主义与新时代现实主义的异同
被美国学者称为“安倍主义”的战略政策体系，不是一个人的产物，而是以安倍名字为标识的这个时代条件下主客观因素综合互动的产物，影响深远。岸田的政策、路线、人事都将在以此为基点的坐标系上展开，会有浮动、游移，但跳不出这个坐标系。虽然物理的安倍不在了，但精神的安倍还在。宏池会出身的岸田提出“新时代现实主义”口号，是要最大限度地消弭主客分歧、兼顾各方诉求。它可以看作是宏池会、清和会最大限度的妥协点，是日本对外战略中商业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结合点，也是对美国利益和日本利益的兼顾。而今年5月国会通过的“经济安保推进法”是具体的抓手，将几个点都串联起来，泛化安保概念、将“安全”融入到内外经济活动中去，“这样既不忤逆美国的强势推动，又维护了日本自身利益。”
*修宪未必会提上日程
这次参院选举的另一个结果是，修宪势力已获得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席位，“程序技术层面已具备了进入门槛”。但杨伯江认为，一旦踏出最后一步，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引发日本社会撕裂，甚至导致内阁垮台。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仔细分析，认为修宪可能性不大。因为虽然接着还需要国民公投的50%通过，而参众两院的意见会影响国民的支持率，但是，这次民众最关注的事件中，经济占了40%，民生占了15%，而修宪位于第六条，“毕竟，如果投票不超过50%，内阁必须全体辞职。”杨伯江将视野放到历史中，他认为也不能不警惕，虽然岸田对“经济治国”更感兴趣，但往往是鸽派主政时，一些突破性法案更容易被通过。不过，因为修宪就是自民党的立党宗旨，所以在姿态上岸田不会放下修宪这杆旗。
廉德瑰认为修宪要落实，面临着着政治的不确定性
*对台事务、日俄关系的微妙
生前安倍一些有关日本对台事务的极端言论，诸如2021年12月1日公开表示“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也时常让台前的岸田头疼。安倍在卸任后，出任日本国会最大的跨党派亲台议员团体“日华垦”的顾问，利用这个身份，他主导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和台湾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搞所谓的日台政党“2+2”，安倍还和蔡英文进行所谓的“视频会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上海日本问题研究会秘书长蔡亮抛出以上信息分析，安倍原计划在参院选举后会去访问台湾，给李登辉扫墓，安倍虽然去世，他的右翼氛围依然在。比如明天的葬礼，台湾方面是否乘机“做文章”，毕竟现任的日本防务大臣岸信夫是安倍的弟弟，因此不得不警惕。
蔡亮认为，要警惕安倍的右翼氛围在对台关系上做文章
在俄乌关系上，上海外国语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武心波认为，日本对俄乌冲突所表现出的过度兴奋和期待，体现了日本“新现实主义”政策下对地缘政治的一种强烈而独特的偏好，于是一边制裁俄罗斯，一边武器支持乌克兰，一则充当美国主导的“北约全球化”的东亚对接手，二则更想发挥东西冲突中日本独特的地缘战略优势，目的是通过参与全球地缘政治的角逐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这在和平年代往往无法展现和实现。蔡亮则给出另一个视角，安倍晋三执政积累八年八个月，跨度十多年，是个政治老人，与美国的奥巴马、特朗普、拜登私人关系很好，同时和一直在政坛的普京私人友谊也不一般，在俄罗斯宣布日本为能源“不友好国家”后，或许安倍是日本的一张牌，毕竟，日本在着力搞好经济之时，还有9%的能源进口缺额。另一方面，为何事事紧跟安倍的岸田，并没有像安倍2014年对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事件上有“联俄遏中”的表态呢？蔡亮分析，这是岸田认为氛围有所不同，日本老百姓此时恐怕难以接受与俄罗斯的交好，也无法对盟国美国有所交代。
杨伯江则认为，日俄关系短期内无法缓解，基于这一新格局，如何经营好东北亚几个三边关系，今年初生效的RCEP如何提质升级，由规模优势提升到标准优势，以及，在RCEP建成的情况下，中日韩合作如何推进，都是中国应重点考虑的课题。
至此，岸田“黄金三年”背后的暗礁，在学者们的逐一分析中露出水面，同时也预示着中国的可作为空间。
武心波认为，日本对地缘主义有着强烈的偏好
新资本主义政策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但对岸田最为考验的自然还是国内经济。上海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教授认为，从平成向令和过度中，自民党政权实现平稳过渡，并已形成长期执政格局，其中安倍前政府的贡献较大。但是在2012年上台伊始时倡导的“安倍经济学”三支箭，如今因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其经济政策开始遭遇挑战，这就亟待岸田去平衡国内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人口减少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未来岸田要实现长期稳定执政，经济问题将成为其最大的挑战。就目前来看，首先需要做到控制国内通胀，这涉及到分配问题。
在过去的近十年里，“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对稳定日本经济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其政策的核心是要实现名义GDP增长率3%，通货膨胀率2%和实际GDP增长率1%的目标，但现在形势已经截然不同。在少子老龄化下，即使是经济零增长，人均GDP还是会增长。安倍在任期间，确实绝大部分时间维持了正增长，实现了战后连续56个月的景气周期，但日本经济始终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
陈子雷分析，岸田的“新资本主义”政策面临诸多挑战
陈子雷认为，岸田执政伊始即面临各种负面经济效应，包括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日元大幅贬值、贸易收支逆差等现象。其上任后就提出“新资本主义”政策，是要通过再分配手段来消除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的贫富差异现象。这里就牵涉到几个问题，一，目前已到预期的2%的通胀如果是因为供给侧引发，即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也就是“坏的通货膨胀”现象。而因为需求侧引发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则是“好的通货膨胀”。在“坏的通货膨胀”预期下，社会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这样的通胀并不能起到原先政策预期的效果，也不利于其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二，近期日本贸收支易出现了少见的逆差，长久下去将会出现经济结构的失衡，如经常性项目也随之出现逆差，依靠贸易立国的日本将难以为继。三，如何遏制从4月开始的持续的日元贬值，或短期的大幅贬值？这次则出现了日元贬值与贸易逆差并存的现象。四，目前日本国债GDP占比已创纪录地达到了256%。在美联储持续加息预期下，日本央行通过国债收益率曲线调控的政策骑虎难下，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有限。如何摆脱这一困境也是岸田面临的一大难题。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目前不断增加的政府债务将意味着下一代日本国民税收负担的增加。因此，这个问题不解决，下一代人的收入分配如何保障？如果不能保障，现在的收入分配政策只能是个伪命题。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是个典型的通胀派
对于可以解决的方案，杨伯江认为，日本目前的超量化宽松是延续安倍经济政策，似乎不能轻易去动，而明年四月日本央行行长黑田卸任后谁来接任，将预示政策的走向。岸田是否会任命一位非“通胀派”，值得关注。对此，陈子雷认为人选确实很重要，但值得指出的是，货币政策不如财政政策见效快，“货币政策好比马的缰绳，决定方向不偏，决定见效速度的是辫子，即财政政策。”而目前日本央行的货币工具已不多。而日本国防预算在不断增长，但国库增长很有限，势必会挤压民生保障。
“要长期走出经济怪圈，必须解决再分配问题，在保持增长的同时，又缩小贫富悬殊。这对岸田内阁来说是颇有挑战的。新资本主义政策，必须有一定的修正。”
中国如何抓住机遇推进中日关系？
安倍在任期间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作出过贡献”，我国外交部在安倍遇刺当天已作出评价。上海日本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教授向与会者分享了自己近期的思考。他指出，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的发生，2020年习近平主席应该接受时任日本首相安倍的邀请赴日进行国事访问，中日关系会有一个稳定的发展期。在疫情之初，美国关于疫情源头的错误言论误导了部分日本民众，给中日关系下带来负面影响。疫情期间，美国更换总统，拜登上台后强化同盟战略，在中美战略博弈加深的情况下日美同盟得以强化。加之受疫情影响，中日两国的交流受到限制。所以，以上原因导致中日关系与疫情前相比有很大下滑。
胡令远认为，中国要抓住岸田注重国内经济的机遇，大力推动中日关系
现今已到“后疫情时代”，岸田业已赢得两次国政选举，进入稳定执政期，今年正值中日恢复正常邦交50周年，我们应顺势而为，推动中日关系建设性发展。他认为，日本已经真正进入后安倍时代和岸田新时代，参议院选举前，岸田沿着安倍路线以及为了赢得选举的“安保、外交表演”已告一段落。出身于宏池会的岸田向来注重经济，今后他会全力聚焦于日本经济的发展，也只有经济有起色，才会真正赢得稳定的三年执政期。岸田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诉求，同时少了安倍的约束，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很大空间和自由度。
因此，中国应抓住机遇大力推动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积极推动恢复疫情前的各种战略对话机制；其次，经贸合作要真正落地；第三，利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机会，积极推动两国的人文交流。对于第三点，在作研讨会总结时，上海市日本学会副会长苏智良教授强调，在民间外交方面，上海和北京一直做得颇有成效。当前，哪怕是网上的交流也要坚持。
苏智良认为，日本对经济问题的探索和经验，对中国也有启发借鉴意义
历史文化学者葛兆光教授有一个观点，过去谈到中日关系时往往强调中日“同文同种”，而对于中日结构性差异如何导致后来的发展路径不同，应该更要加以研究。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各类纪念活动在年初已经拉开，杨伯江也告知与会者，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和中华日本学会，都正在积极筹办各类纪念活动；而上海日本学会荣誉会长吴寄南第一时间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在做着本次研讨会外的发言；以往有关中日关系的闭门学术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向公众开放。毕竟，引导民众提高理性认知，少做非理性反应，更是中日两国修好的民间基础。“日本面临的经济问题，也是中国所直面的，它的探索和经验，对中国也有启发借鉴意义”，苏智良将中日关系放置到地球村的数字化时代下，更是拓宽了时空合作的更多互补。
作者：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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