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法国举行巴黎恐袭5周年悼念活动。5年前的11月13日，巴黎在一天内遭遇了6起恐袭，共造成至少130人死亡，300多人受伤。5年过去了，最近的这两个月里，法国再次发生两起恐袭。不少人认为，法国仍然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而近期在巴黎、尼斯连续发生恐袭事件，也将欧盟的注意力拉回至极端主义带来的挑战上。
回溯2015年“查理周刊恐袭”以来的系列案件，不禁让人要问：法国这些年到底是怎么了？毕竟法国一向自视为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文化多元的代表，如今却连续发生如此严重的暴力极端事件。如果简单地将原因归咎于外来移民无疑是偏颇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移民已成为当今法国不可回避的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甚至可能成为冲突的焦点，其中确实有一些深层次因素值得人们探究。
首先，是经济的因素，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困境。目前，欧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075%，预计到2060年将有1/3人口超过60岁，1/5超过80岁。相比而言，法国的情况还算好，人口自然增长率能达到0.5%，但人均寿命却在不断攀升。这就导致了虽然法国妇女平均生2.01个孩子，不到20岁的青年人继续增加，但青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却在下降。
人口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法国而言，从二战导致的人口大量损失，到战后60年代经济快速扩张对劳动力需求的猛增，再到后来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都使得引入外来移民成为最简单和有效的解决办法。
目前，法国的移民人数已超过600万，约占总人口的10%，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一些法国人不愿干又必须干的工作。但问题是时代在变化。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浪潮，法国逐渐出现产业结构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对制造业依赖逐渐降低的趋势。目前，法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仅为9.82%，服务业却超过70%，年产值1亿欧元以上的大企业70%的收益和80%的员工都来自海外，产业空心化现象可谓十分严重。
尤其是近年来在金融和债务危机的影响下，经济一直陷入停滞。经济低迷带来的必然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尤其在今年新冠疫情突发使经济大幅下挫的情况下，预计失业率将接近10%，越来越多的移民面临失去工作的现实。
其次，是政治的因素，即地缘战略争夺带来的困境。法国在历史上曾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殖民帝国，上世纪初殖民地面积一度超过1200万平方公里。而且，不同于英国采取的间接式管理，法国更倾向于殖民地的本土化，即在当地推行自己的政经制度包括语言文化，因而在去殖民化浪潮之后仍然与这些前殖民地保留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即便是现在，法国仍明确将法语非洲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中东北非更是其地缘政治的战略重点，这其中也自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近些年来，法国追随西方阵营在中东北非积极进行政治甚至军事干涉，尤其针对像利比亚、叙利亚等一些“不那么听话”的国家。但问题是，西方在插手搞乱这些国家的同时，却刻意忽视了这些政权的世俗性，反而纵容了一些本就带有宗教极端色彩的反对派。结果是，虽然某种程度达成了自己的地缘战略目的，却造成了当地暴力极端思想的泛滥乃至外溢，最终因为一些极端主义分子向欧洲的回流而深受其害。
再次，是思想的因素，即自由主义极端化带来的困境。法国是西方价值观的先行者，1789年大革命期间颁布的《人权宣言》就明确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但每个人都该知道，自由是有边界的，也就是一个人行使自由时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兴起，法国也不例外。最主要的就是不断鼓吹所谓“人权的普世价值”，但本质上还是西方中心论和例外论，使得这种自由更多是单向的和片面的。
虽然人们对《查理周刊》遭遇恐袭表示愤慨，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但另一方面，对伊斯兰教的不当言论也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显示言论自由，并不需要也不应该通过以侮辱性的方式诋毁他人合法宗教信仰来实现，否则就是对他人自由的侵犯。在整个欧洲，包括法国，都日益受到政治大众化和民粹化的冲击。在一个日趋分裂的社会中，政党们为了政治利益，必须要维持住自己选民的基本盘，因而主张变得越来越激化，原来政党政策中间化的趋向已然不复存在。
特别是随着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广泛普及，使人思维固化的“信息孤岛”不断出现，各种极端信息的推波助澜无疑又进一步加剧了政治的极化。与之相对应，整个社会多元包容文化消退，一边越强调绝对的言论自由，一边就越强调激进的宗教主义。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就是西方片面强调自由主义带来的后果。
最后，是社会的因素，即治理上尤其是移民融入带来的困境。正所谓政治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西方包括法国之所以面临民粹主义兴起的挑战，很大原因还是自身社会这些年出现了问题。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得原有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变得越来越像“金字塔”，中产阶层大量流失的同时，底层低收入人群却不断变大，其中尤以外来移民受影响最大。
移民的引入本就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既不是为了简单地解决劳动力短缺，引进了就置之不管，也不是一刀切强化世俗价值就可以的。而是要从多方入手，逐渐减少直至消除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才能切实解决移民的融入问题，避免更多矛盾冲突的出现。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说过：“法兰西肯定不是非基督教国家，但它已变得比较宽容，宗教狂热已缓和多了。我们之中又有谁愿意看到新的宗教战争在我们的土地上重新爆发呢？”(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