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软件监控公司NSO近日被曝光向一些国家售卖了一款名为“飞马”的手机间谍软件，用以监控记者、律师、人权活动人士甚至各国的相关政要。潜在的监听名单上有包括马克龙在内的3名总统、10名总理以及一名国王，还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驻印度外交官。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事件，涉及多国政要，所采用的间谍监听技术以前也并不为社会大众所知。
据媒体报道，“飞马”软件可以轻而易举地入侵苹果和安卓系统，并轻松截取手机里的各类讯息、图片、视频、电邮内容、通话记录，甚至可以秘密开启麦克风进行实时录音。实际上，对“有可能被监听”这件事，相当数量的民众是清楚的。但是以往大家所熟知的办法是，通过手机中安装的App监听或者获取用户信息。在安装手机App或者执行手机操作的时候，用户有一定选择权，可以选择装还是不装，还可以授予软件一定的权限。而“飞马”不同，它绕过了获取权限步骤，实现了在用户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存在于手机中，让用户无法选择。我们目前尚不清楚，“飞马”软件是通过什么方式进入用户手机的，只能大致估计它需要一定的载体，比如说软件公司知道对方手机的识别码，或者知道对方手机相关的信息等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飞马”在技术上是有自己特点的。
同样是监听事件，与2013年轰动世界的“棱镜门”相比，我们可以观察到“飞马”一些相同与不同的地方。
相同之处很容易理解，“棱镜门”与“飞马”的目的都是搜集和监控敏感人物的敏感信息，经过分析、管理后得到有用的情报，并以此获取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等利益。
不同之处主要在技术层面和获取的内容方面。
第一，从技术层面上来说，这两次监听事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棱镜门”曝光时，智能手机的覆盖面远远没有今天这么广。
运用“飞马”软件或是这项技术的人应该有很多目的，但最重要的有两个：获取商业利益及获取政治、军事等利益。毫无疑问，如果参与国家政治、军事、安全决策的机构相关人员的手机被监听，对该国将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安全漏洞。比如有国外商业公司意图得到我国在CDMA标准领域的情报，一旦通过“飞马”等间谍软件获得，就能根据我们的战略部署进行针对性工作。
从“棱镜门”到“飞马”，不难推断，一些势力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对我们进行通信攻击或者渗透的情况一定存在，我们需要不断与之斗争。据我所知，国家相关机构重要工作人员的手机普遍采取了保密、加密措施，有通信技术公司提供相关服务。华为自主手机操作系统鸿蒙已经应用，其他技术公司也在不断努力，我国公民通信安全性未来将不断提升，一些势力企图监听监控我们没那么容易。
当然，这件事也带给我们不少启示：
第一，进一步提高安全意识，不能对监听抱侥幸心理。第二，国家相关机构重要公职人员应该使用国产手机。第三，要在自主芯片、操作系统方面下功夫。“飞马”可以突破苹果和安卓操作系统，但如果中国有自己的操作系统，就需要更加繁琐的研究才可能做到专门性突破。自主操作系统还可以在底层方面构建自己的扫描、管理功能等等，也能更主动地发现并修补漏洞。（项立刚，作者是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