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记者 盖琳】2月7日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30周年纪念日（1993年11月1日该条约生效，标志着欧盟正式诞生）。“《马约》签署30年，欧盟成功了吗？”很多国际媒体发出这样的疑问。熟悉欧洲国家制度、著有《我在欧洲议会》一书的中国学者盖琳近日应《环球时报》之邀，通过在欧盟主要机构之一——欧洲议会工作的亲历和感受，来讲述他眼中的欧盟和中西制度差异。
为什么欧洲朋友对现实不满？
春节休假期间，一位乌克兰好友向我拜年。正值俄乌局势紧张之际，我也问了问她的看法。我本以为她会拥护北约立场，因为她一直以来都是欧洲一体化坚定的支持者，同时也是2013年乌克兰爆发大规模抗议政府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准成员国协定活动的组织者。出乎意料的是，她表示“已看清乌克兰正卷入一场俄罗斯与美国的博弈，这是乌克兰政府和政治家们的失误”。更让我惊讶的是，她开始对一直崇尚的西方民主制度产生怀疑，并认为正是因为在上次大选中约74%的乌克兰选民“盲目投票”，才导致选出缺乏能力的政客和“失误的”政府。
这位热衷于政治的乌克兰女性不是第一个向我表达对西方民主不满的欧洲人。早在2016年英国举行“脱欧”公投时，就有不少英国朋友告诉我，他们对这样的公投形式感到失望，甚至有人还公开批评某些英国政客的无能和自私。
自2005年开始在欧洲议会工作，我接触过不少欧洲的政党。因为工作需要，我参加过一些议会中日常的党团大会，如人民党团会议、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会议等。我也参加过几次英国保守党的年会、地区会议、选区会议，并在两次欧洲大选中为英国保守党拉选票。在欧洲工作和生活多年，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西方的政党只代表某些利益集团、某些阶层的利益。例如，英国保守党，早期是代表土地贵族和上层阶级的托利党，尽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现在仍代表上层阶级、资本家的利益。与之抗衡的英国工党，有90%以上的党员来自工会，因此他们也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在欧洲，为哪一部分人优先服务，怎么服务的问题会衍生出不同党派。如大多数政治家认为欧洲一体化有益于欧洲人民，但怎样一体化，使得一些右翼的欧洲政党脱离欧洲议会中的人民党团，建立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再比如，一些英国政治家认为“脱欧”是为英国人民谋幸福，但能不能“脱欧”，怎么“脱欧”，使保守党出现内部分歧，两位首相被迫辞职，英国提前举行大选，甚至引发一些党员脱离保守党，随着形势的发展，脱欧党也应运而生……
在这样政治氛围下，西方政党纪律不可能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纪律那样严明。英国下议院的一项报告显示，52%的英国独立党党员、51%的苏格兰民族党党员、大约33%的保守党党员、自由民主党党员和23%的工党党员在2012年至2017年间，只参加过一次党派会议。报告显示，仅有49%的保守党党员签署过支持政党政策的请愿书。不到半数的自由民主党党员、约37%的保守党党员和28%的工党党员在选举前发过党派传单。
政党只代表部分阶层和利益集团，也给选举带来直接影响。在欧洲，选举方式各国大相径庭，有些选党派，有些选个人，有些既选党派又选个人。一些欧洲年轻人曾和我分享过他们的几次投票经历，他们的感觉“大体上都是乱选”。一些党派深知选民会乱选，所以通常会把重要候选人放在选民乱选时容易打勾的位置。
为什么选民变得不理智？
欧洲议员克莱尔·戴利前不久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说，“很可惜，欧盟机构现在推行的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议程，它有利于大企业、大农场，而不是人民的利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洲陷入经济低迷期。一些西欧国家的民众经常为抗议养老金制度改革、抗议政府紧缩财政等举行罢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罢工游行通常会经过或到达欧洲议会，所以我也有过一些亲身经历。每次游行之前，都会有警车和路障拦住通往欧洲议会办公大楼的所有街道，有众多警力把守，工作人员需要出示工作证才能出入。罢工民众通常穿着不同颜色的服装，手中会拿着旗帜、标语等物，有些会使用扩音器、口哨，他们通常到欧洲议会门前的广场上集合，有组织地大声喊抗议口号。我见过的大多都是和平抗议活动，偶尔会有示威者在议会门前放火，扔烟雾弹，向警察投掷物品。还有一次，欧洲奶农为抗议议会决议导致牛奶价格过低，用牛奶喷射欧洲议会办公大楼。出现这些社会问题，是由于当局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缺乏与民众沟通协商，导致决策集中与民主出现失衡。
最近两年，在抗击疫情方面，西方的民主制度效率之低下暴露无遗。意大利、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国反封城令的民众示威最终演变成打砸抢事件。西方这样的所谓“民主”示威活动造成其他民众的恐慌，并导致疫情扩散更加严重。
“在比利时，一个就业人员养活至少两个失业人员。”有比利时朋友曾这样认真地对我说。一些欧洲友人对政府解决失业人员的做法也有很多看法。以比利时为例，失业金数量比该国最低工资标准低不了几百欧元。但领失业金的人不用交水电煤气费，公交免费，政府甚至还会提供免费住房。这样计算下来，领失业金的人反而比低工资人群“挣得还多”，所以一些“聪明人“选择不工作。这样又加重社保负担，政府往往选择增加工作人群的税收来维系，所以高福利的欧洲国家往往都是高税收国家。
对就业人员增税会影响工作积极性，因此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很难看到加班现象。有些自雇人员为了少交税，甚至会主动选择“减少工作时间”。这会抑制经济，减少生产总量。许多政治家明白这个道理，然而在这样的体制下，任何政党都无法做出彻底改变，因为在西方民主体制下，哪个政党不满足选民对社会福利的要求，选民就不会投他们的票。因此，在西方民主体制下，生产力的发展跟不上民主化进程，过度泛滥的“民主”导致现有生产力看似无法满足民众的正常生活需要。长此以往，形成诸多恶性循环，不仅会出现选民不理智，政治家不作为，还会使欧洲高福利国家变成高债务国家，为未来更大的危机埋下隐患。
为什么对华认识出现偏差？
我在为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党派的议员们做好服务的同时，也常常会被问及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比如，曾有欧洲议员问我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就我所知，在6700万英国人口中，其国内各党派党员总数加起来只占人口总数的1.66%。而14亿多人口的中国，共产党员已有9500多万，这让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欧洲议员感到非常惊讶。
一些欧洲议员和同事曾告诉我，他们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因其在许多欧洲国家的试验都以失败告终。一位同事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过于理想化。”但无论这些欧洲议员和同事提出怎样的质疑，他们都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中国共产党把一个曾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而现在的中国更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看得出，欧洲人对中国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逐渐有了认识。2008年的一次辩论会上，一位欧洲议员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贫困国家”。最近几年，我再也没听过谁这样谈中国。但也有议员仿佛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应在世界上履行更大责任”。
遗憾的是, 欧洲议会缺乏对中国的客观了解。过去一年，欧洲议会接连出台对华不友好的决议，还通过了“提升欧盟对台政治关系”的决议。虽然没有约束力，但影响很大。也有议员对此提出批评。“欧洲不应被人牵着鼻子对抗中国！”欧洲议会议员米克·华莱士去年的一些表态引人关注。克莱尔·戴利议员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也表示，议会中“对中国的敌意是精心策划的”。
华莱士与戴利都来自欧洲议会极左翼党团（极左翼联盟），该党团大部分政治家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华莱士和戴利的观点表明，他们的思想具有先进性，他们的对华主张是明智的，也是对欧盟自身发展负责的。欧盟抓住和中国合作的良机，不但能解决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还能拉动经济发展，增加就业率。中国不仅拥有强劲购买力的市场，还在东盟、中亚、中东地区、非洲、南美等地发挥着重要影响力。欧盟加强对华合作，可以达到提升国际地位的目的。
可惜的是，一些反华议员没有发现这个机会，他们或许认为加深与美国合作才会让欧盟有在国际舞台扮演重要角色的机会。殊不知，一个跟从他国，在政治上受他国严重影响的欧盟，怎么能在国际舞台上独立自主，又谈何扮演重要角色呢？
目前欧洲议会中了解中国的议员为数不多。大多数议员出于政治正确或是对自身保护，选择低调行事。目前的政治环境下，主张对华合作的议员受到打压，被边缘化，甚至被迫害。在欧洲议会里存在15年的欧中友好小组一直帮助议员客观了解中国，但因为受到反华势力打压，被迫暂停了运作。
从地缘上，中国不是欧盟的近邻，在当今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中国议题不被议员们摆到首要位置，也不为选民所关注，因此议会中客观了解中国的议员越来越少。目前欧洲议会里的对华议题，多数来自反华议员。出于政治正确，大多议员在决议时，做出跟风决定，一方面是出于对事实的不了解，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自我的保护。但我所接触的那些欧洲议员，凡是来过中国的，无不赞叹中国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幸福。他们大多惊讶“中国速度”，有的会取经，有的感慨欧洲的发展已落后一大截。绝大多数议员到过中国后，会爱上中国，会找机会再来。（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