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女商人自杀，600万分亲友。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全面二孩政策将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就意味着，明年元旦以后出生的二孩全都合法。然而，对于一些失独的家庭来说，他们错过了再生的机会和能力。
失独女商人自杀600万分亲友 令人唏嘘不已
随着二孩政策全面实施，有媒体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那些失独家庭。对于失独家庭而言，别人在狂欢时，他们有的在独处，躲得远远的。别人家里欢声笑语时，他们有的选择了自杀，比如下面这位失独女商人，她自杀后将600万分亲友，令人唏嘘不已。
“狂欢”与独处
12月24日下午，在北京北郊一个会所中，一群带着五颜六色围巾、手里摇晃着塑料花的人们正在跟着歌曲《甜蜜蜜》边唱边跳。圣诞树在她们的身旁闪烁着五彩灯光。这群五六十岁的人，舞步并不灵光，却玩儿得嘻嘻哈哈，自得其乐。
李荣梅便是这群人中的一个，她声音高昂，精神头儿最足。这几年，每逢节假日，她都要在这种集体“狂欢”中度过，甚至连年轻人过的“洋节”也不放过。她刚刚还琢磨着最近快到元旦和春节了，最好能和大家再一起听场相声，“嘎嘎一乐，多痛快啊”。
她觉得笑也是一种发泄。
在几年前没结识这群“同命人”的时候，每到重要节日，李荣梅几乎都是和老伴开车出去跑。大年三十儿，听着窗外鞭炮逐渐热闹起来，她和老伴坐上车就往邻近的高速公路上开，一条线一直往下扎，奔到哪儿算哪儿。她家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上面用红笔描着她和老伴儿走过的路线——以北京为中心，长长短短的红线向四周辐散出去。除了青海、新疆和西藏，地图上的大部分地方她都到过了。
“不能跟家呆着，你在家看着人家阖家团圆的电视，听着外面鞭炮响，你再看见自己孩子的那个死亡照片……”李荣梅说，“所以你就得自己逃、躲。”
她的独生子离开她18年了，她也逃了18年。
赵丽鹃在一旁安静地坐着，相比跳舞，她其实更喜欢唱歌，而且几乎每天都要唱。丈夫出去上班，家里剩她一人时，她就坐到电脑前，戴上耳麦，打开在线唱歌软件，进入“中老年房间”，排队唱几首歌。这几天，她唱得最多的是《半壶纱》和《芙蓉雨》。
而除了唱那几首歌的时间，她大多数时候都沉寂在从鱼缸里传来的水流和氧气的声响中。歌曲只能给她带来暂时的逃离。不唱歌时，她就在电脑前玩斗地主游戏，但即便使劲集中精神，脑子也经常会恍惚——“心里咯噔一下”——她又想起了两年前去世的独子。
赵丽鹃紧闭眼睛，用力晃着脑袋，像是要摇醒自己。“有时我也知道自己这样是在逃，但你不逃，自己都要把自己挤爆了。”赵丽鹃说，因为长期失眠、流泪，她的眼睛红肿得厉害。
“但实际上你真的能逃得了吗?”她想起没能“逃”出去的王玉琼。
生还是不生
3年、5年、10年，这是失独者给自己总结出来的时间规律——3年之内一个坎儿，最难，徘徊在生死边缘;从伤痛中走出来，面对现实，需要5年;而到了10年，随着自己开始步入老年，对独生子女的思念又开始加剧，并愈加担心自己的身体和养老问题。
王玉琼没跨过去那“3年的坎儿”。而同样在3年之内的赵丽鹃，却在努力地“扛着”。
2013年6月，王玉琼失去了自己的独生女。半年后她加入了李荣梅建立的“失独阳光联谊”群。李荣梅记得，王玉琼进群不久，就向她打听做试管婴儿的事。李荣梅把她介绍给同样在尝试做试管婴儿的失独母亲赵丽鹃。“她那会儿也挺矛盾的，一方面想要孩子，另一方面又说自己不想活了，还说自己买了药之类的，我就劝她可别走那窄路。”赵丽鹃说。
至今，赵丽鹃仍在第二次尝试试管婴儿。随着年龄加大，以及失独后身体和精神状况的每况愈下，医生跟她说：要做的话，只能试试看。“开放二胎”后，许多人觉得这是失独人群获得希望的机会，但对于王玉琼和赵丽鹃而言，这个机会背后有着很大的心理矛盾。
赵丽鹃今年51岁，与王玉琼的年龄相当，她们已经临近女性生育年龄的极限。“生二胎”虽然可以让自己重新建立对生的希望，但也有很大的压力。王玉琼曾和赵丽鹃说，由于独生女是因病去世，所以她十分担心，再生育的孩子也会遗传那种疾病，再遭遇同样的不测。赵丽鹃虽然没有放弃，但却觉得“走哪一步都不好受”。
“其实我前前后后都考虑过，到这岁数了再让我们生，精神和身体状态都不是那么回事儿了。”赵丽鹃窝在椅子上说，“你不可能再像年轻时有那种力气照顾小孩了，而且将来孩子上学，你说人家会不会跟孩子说：‘怎么你奶奶送你来了?’那样孩子也有压力啊。”
但每当她看见丈夫鬓角的白发时，赵丽鹃就忍不住想：不能让他断子绝孙啊。再生一个孩子——这件事关乎她的家族尊严，也关乎生活的寄托。所以，她还是不死心。她望着洒满阳光的窗户，脸上却一片愁容。她甚至想：要不让丈夫找个年轻点儿的去生一个吧。
李荣梅47岁失去孩子时，也考虑过“生还是不生”。但她最终放弃了，“你五十多生一个孩子，孩子十几岁时，你就六七十了，你万一活不长，以后他自己怎么办?”
出于身体原因和心理的顾虑，王玉琼也没有选择再生。而为了不耽误丈夫，她主动和丈夫离了婚。
王海霞是失独群里的志愿者，在她眼中，王玉琼本应该是一个要强、自信的“女强人”，但独生女的离去对她打击很大。“后来听说她爱人让她做试管婴儿，但她没有接受，所以也离了婚。”王海霞回忆说，“这也是失独家庭常出现的情况，失去孩子后，由于种种原因夫妻意见出现分歧，导致家庭也随之破裂。”
但没有人想到，离婚只是王玉琼“自杀计划”中的第一步。
“躲得远远的”
独生女去世之后，“女强人”王玉琼停止了自己的生意，她把剩下的货低价转卖。虽然自己经济条件不错，但那个大房子却在女儿不在后空了很久。
对此，赵丽鹃也深有体会。在儿子刚去世时，她甚至和丈夫住起了宾馆。“家里每一点每一滴都触动我，压力太大，有时恨不得拿脑袋撞墙去，呆不了。”
李荣梅甚至把家从北京城里老的胡同搬到了临近河北界的郊区。2001年，她到房山看房，当时就交了定金，过了一个星期就买下来了。她的侄女说她：您怎么买个房跟买大白菜似的?“就想赶紧换个地方，躲得越远越好。”李荣梅说。
前不久，赵丽鹃出去买菜，一个邻居和她打招呼，她的孩子和赵丽鹃的儿子从小一起玩到大。赵丽鹃见她怀里抱着孙子，并且逗着小孙子冲她说：叫奶奶，叫奶奶，赵丽鹃没敢住脚，“噔噔”紧走。“我甭当奶奶，当妈都当不了了。”赵丽鹃说，“我知道她没有别的意思，人家就是正常打招呼，但自己控制不了，面对不了啊。”所以，除非家里没有菜了，赵丽鹃几乎从不出门，出门也是见人就躲远远的。
2014年，赵丽鹃就听王玉琼说起过想把自己那个“大房子”卖了的事。“我还劝她买个小的，至少以后还有个窝。”但王玉琼并没有这样做，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亲戚家。
在李荣梅看来，她们这群人其实并不适合与亲戚住在一起。而事实上，她们大部分人在失独后几乎都不怎么与亲戚来往，甚至有人会“断绝联系”。李荣梅刚刚还在因为一个事儿和表哥生气。
“他非要把我拉进家庭群里，但他们经常在群里面发一些自己孩子、孙子的照片，我受不了，也不想破坏人家的氛围，就想退出来。”李荣梅说，“但他又把我加回去，还说咱们一家人都能高高兴兴的，你为什么不能从痛苦中走出来呢?”李荣梅不知道该怎么跟表哥解释，她能做的，就只是对方加一次她就固执地退一次。
在另一个失独群中与王玉琼接触过的王惠记得，2015年4月，王玉琼曾在群里发信息说： 孩子走时家里人都很冷静，该干嘛干嘛，该玩儿牌的玩儿牌，没人着急，也没有人关心她。
“那段时间其实最需要人陪，当然一切事情都需要自己来慢慢解，那时只要身边有个陪伴就行。”赵丽鹃回忆起，在王玉琼最需要人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曾陪了她一段时间，“她很感激她，还说想给这个人点儿钱表达感谢。”
今年10月，王惠看见王玉琼在群里发了一条关于自己财产分配的信息，其中说明要留给某个朋友120万元，剩下的各分给几个亲人上百万元与数十万元不等。她已经准备把自己卖房子所得的607万元“分得一分不剩”。有人在群里给王玉琼留言说，你这钱分配得有点儿早，但王玉琼并没有回复。
没扛住的人
“她说孩子没有了以后，自己的一切都破灭了。”王惠回忆说，“她曾在我们的群里说，孩子没了，活着就没意思了，将来无人给养老送终。”因为群里的失独者时常会说出这种“绝望”的话，所以大家一方面相互劝慰，另一方面也没太当回事。
赵丽鹃上一次见到王玉琼，是在半年前。“她瘦了很多，基本上吃不下什么东西。”赵丽鹃说，“她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女儿去世后，曾给自己起昵称为“大胖”的王玉琼，从170斤瘦到了130斤。
身体消瘦、精神抑郁、眼睛红肿甚至视网膜出问题，是很多失独母亲在失去孩子后出现的症状。
2013年，赵丽鹃的儿子在一场意外中去世。从那时起，她便开始失眠，每天只能依赖药物睡两个小时，很多时候，她觉得自己就在精神崩溃的边缘。“我现在就是一个活死人，每一天都是世界末日。”赵丽鹃说，“我现在什么向往都没有了，我的心都给了孩子，他走了，我的心也走了。”
25年前，赵丽鹃也曾怀上过“二胎”，她曾很想要那个属猴的孩子，但怀孕将近7个月时，天天有人来家里找她，要求她去堕胎，甚至被告知如果不堕胎的话，连丈夫的工作也没了，她被迫去做了引产。“孩子小黑头发都长全了，再过3个月就可以生了。”
上世纪80年代，李荣梅也收到过《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相比当时的“光荣”，她现在满心的自卑。“中国有句话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没有子女自己都抬不起头来，甚至觉得不配跟人家正常家庭站到一块儿了。好像一下子就变成了弱势群体。”她并不愿意将这群失独者称为“弱势群体”，她想有尊严被承认地活着。
在几个失独者的印象中，王玉琼同样也是一个“好强的”人，从不过多倾诉自己的悲伤。她曾经赞助2万元请失独群中的“同命人”去泡温泉，也提议说要请客吃饭。她还曾经在群里说，等自己“走出来”好一点，就多参加大家组织的活动。
“她尝试给自己找了转移的方式，到‘同命人’家串门、自己去旅游、炒股，但都没成功。”李荣梅说。
12月4日晚上9点左右，王惠看到群里的王玉琼退群了，她感觉这是个不好的兆头。她给王玉琼发短信，但并没有收到回复，随后打电话过去，也无人接听。
第二天早上，有人在群里说：王玉琼自杀离世了。
“我很内疚，怎么没能留住她。”王惠说。
逃出来的人
李荣梅的独生子离开她18年，在失独群体里，她算是“比较有经验的”。经常有失独者问她究竟是怎么走出来的?她曾在群里给人回答说：“我其实比你们(走出来的)时间要长，要知道以前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多这样的人，走出来需要时间。时间短肯定要想，只能自己控制自己。选择逃避是唯一的办法。”
总体上看，李荣梅有两种生活模式：在路上和在电脑旁。
2009年，李荣梅和老伴买了一辆小型城市越野车后，两人就开始到处跑。“跑起来就觉得痛快，跑在路上，头上是蓝天白云，就你一个车在路上，两侧都是绿地，一望无际，一直到天边尽头。”李荣梅流露出难得的兴奋，“我的亲身经验一个就是‘走出去’，另一个就是给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充实点，不给自己想那些痛苦事的时间和机会。”
5年前，她开始爱上摄影，现在她的电脑里存了100多个G的旅行照片。
不出去跑的时候，李荣梅每天7点多起床后，大部分的时间都坐在电脑旁。她先会看看和民生相关的新闻，有时看到关于“失独”和“养老”的新闻也会转发到“失独阳光联谊”群里。
剩余的时间她会用来整理自己在路上的照片，写旅行博客。在她那个名为“快乐”的博客中，几乎每隔两天就会更新一次。上个月北京大雪，她拿着相机就跑去了故宫(微博)，和其他摄影发烧友一样拍紫禁城里的雪景。
但即便有这样的精神支撑，李荣梅也逃不过“10年后”的那个坎儿，她开始担心自己以后慢慢“跑不动”该怎么办。她家阳台高处的窗户两年没有擦过了，虽然以前做过电工，习惯于登高，但现在一个椅子的高度，就让她感到发憷。“万一我们要突然发病倒地上了，谁来扶我们一把，带我们去看病呢?”李荣梅说。
时不时地，李荣梅也会打开国家卫计委和北京市卫计委的网站看看有没有更多关于“失独”人员的相关政策。她现在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就是养老。她曾将自己对养老问题的诉求写信给相关部门，她觉得需要通过这种合法的渠道让政府和国家知道这些失独者的诉求。“我不想让我们这群人被遗忘。”李荣梅说。
12月初，北京市卫计委举办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包括李荣梅在内的27名失独者参加。关于这次座谈会，李荣梅很认真地做了记录，她总结自己的笔记说：“解释了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的原因，比如说为什么北京市扶助金比一些省市要低，为什么‘绿色通道’在很多大型医院无法使用以及正在北京改造建立一个‘失独养老院’……虽然很多问题还未解决，但至少能感觉到有人在重视我们。”
李荣梅的许多网络昵称都用“快乐”这个词，她说“快乐”是她的一个愿望和追求，但不一定能做到。当偶尔提到自己去世的独生子时，她的声音会抑制不住地发颤。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