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也许会嘲讽，现任15位“大法官”，举目尽是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人马，要他们宣告党产条例“违宪”，岂非缘木求鱼？但若多数“大法官”理解“大法官”在“宪政”秩序中的正当角色，也理解他们在促进民主进程中的功能，就必然会有“不要考虑政治后果，无论后果多么可怕”的认知与作为，那些基于党派意识而来的嘲讽，不过废言一句，不值“大法官”一哂。
2018年2月，“党产会”认定“妇联会”是国民党附随组织，“妇联会”随即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3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党产条例有“违宪”具体理由，而声请“释宪”。但“妇联会”痴等了一年多，等不到“大法官释宪”结果，最近却被台内务部门以“违反‘政党法’”理由废止立案。
也就是说，即使将来有一天，“大法官”终于作出解释，判决党产条例确实“违宪”，但台“妇联会”早已形神俱灭，永无回复原状可能。但“大法官”见死不救，应作为而不作为，“妇联会”虽是首例，却可能并非孤证。
“党产会”成立以来，对国民党及其所谓附随组织，已作过15次行政处分，每次处分，例必引发一场行政诉讼，其中“党产会”有胜有败。但迄今为止，却有三件系属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行政诉讼，因为合议庭法官认为党产条例“违宪”而停止诉讼进行，并且先后声请“释宪”。但三庭九位法官的三项声请案，却如同石沉大海，“大法官”至今未作处理，任凭那些附随组织因生死未卜而惶惶终日，也坐视“党产会”恣意妄为而不闻不问；但等待“释宪”犹如等待戈多，等待“释宪”而让政局终日纷扰，“大法官”岂无责乎？能无愧乎？
“大法官”职司“释宪”，面对各式各样的声请案，经常会感到困扰：什么时候应该表达观点而管得多一点？什么时候应该保持沉默而管得少一点？
但一则党产条例是否“违宪”，具备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上原则重要性，“大法官”当然要管；
再则党产条例攸关“转型正义”的“民主进程”，“大法官”也当然要管；
三则党产条例关系政党之存续，应属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保留，“大法官”也非管不可；
四则党产条例涉及法人团体的财产权是否被恣意剥夺，“大法官”更当然要管，而且管得越早越好，否则，类似“妇联会”那样的案例，还会层出不穷。
换句话说，党产条例是否“违宪”，有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原则与现实政治的重要性，也有组织存废与台湾民众财产被剥夺的急迫性。“大法官”先是以程序要件不符而不受理台监察机构的“释宪声请案”，也许还有仁智之见，但三件法官声请案并无程序要件不符问题，“大法官”却迟迟留中不发，视重要性如无物，置急迫性于不顾，让人不得不纳闷：台湾民众在等“大法官”，但“大法官”到底在等什么？等政治风向？等同僚共识或社会共识？等时机成熟？或者要等国民党与其所谓附随组织，一个接一个被“党产会”消灭殆尽后，“大法官”才宣告出手？
“大法官”每年收受声请案件，约有四百多件，忙碌可想而知，而且案件有先来后到的考虑，“大法官”依时序选案，也无可厚非。但“刻板的公正即是最大的不公”，党产条例扰乱政局近四年，国民党与其所谓附随组织之财产被行政处分约七百多亿新台币，法人团体被宣告死亡也有一例，“大法官”如果仍然死守依时序办案的刻板决策模式，而不思重新调控“释宪”议程的设定，这就是形式的公正、实质的不公，“大法官”与法匠又有何异？更何况，法官最早一件“释宪声请案”是在2018年6月提出，即使排队也该轮到了吧？
（作者为台湾世新大学客座教授）
<结束语>人生如车,或长途,或短途;人生如戏,或喜,或悲.很多事,过去了,就注定成为故事;很多人,离开了,就注定成为故人.生命中的故人,积攒的故事,这些都是历练.人就是在历练中慢慢成熟的.一些事,闯进生活,高兴的,痛苦的,时间终将其消磨变淡.经历的多了,心就坚强了,路就踏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