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就业流行,然而政府该如何解决就业难问题。九月十月，是校园招聘的高峰季节。据统计，2016届高校毕业生达到765万人，比上届增加16万人，再加上往年未就业毕业生，据说有近1000万人准备投入就业市场。而另一方面，经济进入“L型增长”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足以斩钉截铁地下个结论——今年又是一个“史上最难就业季”，比往年的“最难”还要难。在此背景下，光明日报头版发表题为《“慢就业”不失为一种选择》的短评，并引来不少媒体附和。对于“慢就业”，到底该如何看呢?
要点速读1“慢就业”或“间隔年”对于个人或许有一定意义，但政策制定者不应看重这个。2“充分就业”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和责任，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有关部门应及时采取行动。作为一种个人选择，“慢就业”有其意义;但作为一种政策舆论导向，人们确实有理由担心
近日来，“慢就业”的说法在许多媒体上都能看到
光明日报头版的这篇短评，写得确实非常简短，只是笼统地肯定择业观变化是好事，认为“磨刀不误砍柴工”，认为“慢就业”给了人们“沉静下来仔细观察、学习、思考的时间”，“可以让自己以更成熟的面貌面对人生”。这种说法毫不意外招致了批评，被认为是官媒在替当局推卸责任，有人甚至称“慢就业”是有关部门为了“把失业装修成华丽的牌匾”而想出的新名词。
其实“慢就业”也未必是新名词，国外也有类似说法。“在国外大学毕业学生中，不少选择’间隔年’，即大学毕业之后不马上就业，而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新京报随后附和“慢就业”这一提法的社论，介绍了“间隔年”(Gap Year)这个外国流行概念。
的确，“Gap Year”在国外是个流行概念，但这个说法与延迟就业没有必然关系。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大女儿就决定选择Gap Year，不过她才高中毕业，也不是读不上大学，相反她已经被哈佛录取，只不过是决定推迟一年入学。像她这样的例子，是真的想去做些志愿活动，充实人生，丰富阅历，这当然是挺不错的选择。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大女儿在高中毕业后选择了Gap Year
当然，外国也有很多人是在大学毕业后才Gap Year，不过许多情况下，就是因为就业压力而被迫如此的。台湾著名作家王文华指出，如果想通过“去国外流浪”来转变自己，那一年足够吗?就不能在工作中“改变自己”吗? 在他看来，台湾年轻人之所以不想走主流的路，选择延期毕业、打工度假、Gap Year、辍学、辞职、创业，原因就是台湾的低薪和高失业率。
对于每个个体来说，不管是“慢就业”还是“间隔年”，确实可以作为一种个人选择。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当代大学生们见识的增长，毕业生们越来越不易找到心仪、愿意从事的职业是一个全球现象，像日本政府就统计出，有劳动热情却未就业的“潜在劳动力”超过635万人。但如果政府或官媒去鼓吹“慢就业”，人们就有理由担心了，就业形势已经这么不好了吗?不管人社部和统计局再怎么说“形势稳定”，经济下行与失业的关系是人所共知的，经济学上也有“奥肯法则”描述这一现象。
所以说，鼓吹“慢就业”要慎重，不应给人一种“撂挑子”的感觉。因为对于全世界的政府来说，降低失业率、创造就业机会都是首要任务。
参考外国经验，“充分就业”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和责任，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对于关注全球经济的人而言，在今年年中“英国脱欧”成为现实之后，最为关注的还有两个事情，一个是美联储到底加不加息、何时加息;一个是希拉里和特朗普谁能当上下一任美国总统。巧合的是，在这两件事情上，就业情况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长期关注美国加息这一问题的人，可能已经注意到，美国的就业情况与是否加息有密切联系，经常能看到诸如《非农就业报告糟糕透顶 耶伦加息讯号会否有变?》、《就业数据趋好美联储12月加息预期强烈》这样的新闻标题。这首先是因为，美国联邦法律规定“促进充分就业”是美国联邦储备局的一项法定职责，但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美联储已经总结出，促进就业最大化是一项与控制通货膨胀同等重要的任务，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允许通胀高企，优先保证就业：比如冒着引发通胀的危险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目的是促进经济活跃和企业招聘。要知道，中央银行控制货币发行是本职工作，控制通胀是美联储比较容易实现的目标，但就业情况很大程度是由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变化等因素决定的，中央银行对此基本没有影响力，但美联储依然强烈地将政策制定与就业情况挂钩，原因在哪呢?
这是因为，就业水平对经济总体状况是有着决定性影响的，甚至比GDP增长本身都来得重要。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有巨大的失业人口，那就表明有巨大的社会资源正在被浪费。长期失业会导致失业人员技能丧失，导致这些人难以再就业，这会严重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而且高失业率让消费者不敢支出，因为高失业率会让雇主们压低工资，并增加工作保障的不确定性。总而言之，高失业率让失业者变成“负担”，充分就业则使得所有人成为增长的动力，这其中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大选电视辩论中，就业议题毫不客气地成为了第一个辩题，希拉里一直强调要通过发展科技、清洁能源、扶持中小企业等方式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特朗普更是明确地表示要把美国人的工作从中国人、墨西哥人手里抢回来。
年轻人的失业问题造成的后果有多可怕，看看欧洲和阿拉伯地区就知道。希腊连续7、8年的衰退，与年轻人超过50%的失业率是相伴随的，其他几个被称为“欧猪”、缺乏活力的国家，年轻人失业率也是高企，而以经济健康著称的德国，年轻人失业率就非常低。在阿拉伯地区，失业问题更毫无疑问是长期动荡的一大根源。
2013年8月欧洲各国年轻人的失业率，部分国家情况非常严重
我国“调查失业率”迄今未常态化公布，有关部门对就业方面工作做得远远不够
作为一个多年来持续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失业问题未如一些西方国家来得那么严重。但不得不说的是，这方面的透明度相当低，统计局给出的数据只能做些参考，这有可能使得经济L型之后，政策制定者、企业主和广大在职人员对现在或未来的就业形势不能做出准确的估计，可能会导致许多恶果。
比如，众所周知这两年辽宁省的经济情况很不好，但辽宁的失业情况如何人们并不清楚，因为辽宁省并没有公布调查失业率，直到国家统计局官员不久前在发布会上透露是超过7%，远超其他省份。且不说这个数据是否反映了真实情况，但这个数据还只是“透露”的，并没有正式公布。自2013年李克强访英前夕在《金融时报》透露中国的调查失业率是5%后，几年来人们一直在呼吁将调查失业率常态化公布，但迄今都没有做到，统计官员一直在说“等条件成熟”，并始终在强调目前使用的登记失业率的有效性。对调查失业率从来就只有统计局官员口中只鳞片抓的信息，而且基本还波动不大，全国总体一直在5%左右，与经济增长快慢似乎毫无关系——对比其他国家的失业率状况，这基本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的就业数据公布状况，使人们难以知道中国真实的就业现状，何谈政策如何制定，人们该如何应对?相比之下，美国人对就业数据的披露可以说是非常充分，也非常关心。现任的美联储主席耶伦，与劳工部门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对就业数据却极其敏感，在制定政策时不仅关注失业率这一个数据，还关注长期失业者数量、劳动参与率、自动离职率、工资增长状况等一系列数据。
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对就业市场数据极为关注，在学者时代她就以劳动经济学方向的研究而知名
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需要行动
如前所述，货币政策并不是唯一跟就业状况有关的政策，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政策，但美联储都如此重视政策制定时与就业状况的关联，可见对于整个政府来说，应该如何去看待就业问题。中国的央行同样关注就业问题，但不像美联储那样，只把就业率和通胀率作为控制目标，而是还关注稳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这会使得货币政策作用于就业市场的效力降低。
所以，更重要的是与劳动力市场有关的部门去做出行动，比如人社部等，如何去想办法促进就业尤其是年轻人就业，而不是在实行延期退休时告诉年轻人不影响他们就业，却拿不出有力的论据与数字。统计部门更不能为了数据好看而继续使用登记失业率，因为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是不会去进行登记拿低保的，而是选择去啃老，或者去创业、做淘宝、做微商(不是说这些选择一定有问题，有些人很成功，但总体看风险比较大)，甚至说读研读博也只是用来推迟工作的方法。这些都不会反应到失业率上，但这些人真的都能称之为就业了么?
在经济L型增长背景下，未来的就业市场可能会越来越严峻，“慢就业”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有关部门应该大力去制定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这已经是刻不容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