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刀剑很少闲放在剑鞘里”
阿富汗为何一直是“失败国家”？对此，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有的谴责外国势力再三入侵，有的痛心于其绵延不绝的军阀混战，还有的则归咎于当地社会文化缺乏移植现代文明体制的土壤，甚至还有人觉得这和它破碎、闭塞的地理环境有关。阿富汗裔的美国作家塔米姆·安萨利——《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一书的作者——则相信，阿富汗长期的政局动荡，是因为其内部的权力博弈没有任何规则，而如果按西方的游戏规则，阿富汗人将无法生存。
在他看来，中亚盛行的“马背叼羊”（Buzkash）就是这种“无规则游戏”的缩影：所有人不停扭打撕扯，都旨在争夺那件唯一的战利品，它也许只不过是一只羊，但却激发所有人为荣誉而战。比赛没有队伍，参赛人数也没有具体规定，除了端线，场地内外并无明显区分，甚至也没有裁判，更没有犯规一说，自然也不需要有人维护规则。唯一约束竞逐者行为的，就是人们从小自觉养成的传统习俗。
如果把这替换成中国人熟悉的“群雄逐鹿”，就会让我们意识到，这其实就是无限制的权力博弈。说实话，这在历史上也不算是特别新鲜的事，但为什么唯独在阿富汗造成了破坏性如此之大的严重后果？
这就不得不说到阿富汗特殊的“国情”了：它位居亚洲心脏部分，历来是各大帝国北上南下、东进西出的要冲，但与此同时，这片崎岖的高原地带又极为贫瘠，缺乏能引起强邻贪心的惹眼财富，进占则成本远大于收益，其结果，外部势力往往只是“顺便走走”，即便逗留也很短暂。由于境内成百上千的陡峭峡谷极度缺乏良好的道路通达（第一条铁路直到2012年才铺筑完成），首都喀布尔对各地几乎一直处于失控状态——卡菲尔斯坦与喀布尔近在咫尺，但竟能在数百年里顽强抵御朝廷势力，避免改宗伊斯兰教。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富汗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无数个小国家组成的地理单元”。生活在高原峡谷里的一个个村镇、宗族大体上都是自治的，谁也不服谁。得益于高山深谷的庇护，这些部族逐渐形成一种强烈的独立性和极端个人主义。由于土地的贫瘠不足以维生，对阿富汗各部族来说，拦路抢劫向来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体面营生，这又使这些剽悍的部族更加桀骜难驯。近代的学者们早就留意到，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过和平”，又由于缺乏纠纷的协调解决机制，“刀剑很少闲放在剑鞘里”。
这样一个国家是没办法统治的，正因此，历代阿富汗政权都试图取消部落的半自治地位，建立起完整一体化的国家体制，通过喀布尔来直接控制、治理整个国家。这样的“国家建构”几乎是每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必然会经历的，最多只是方式方法上的不同，然而，在阿富汗却尤为困难重重。
1747年建立的杜兰尼王朝是阿富汗第一个尝试这么做的政权——“阿富汗”这一国名，就起源于那时，这也是它在其变化无常的历史上首次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并在抵抗外敌的并肩作战中形成了一种民族精神。然而，这个王朝的第一任国王艾哈迈德其实就更像是个部落联盟召集人，之所以被推举为国王，完全是因为外敌当前，而他又根基甚浅，不至于威胁到部落长老们的权力地位。外部威胁一旦消除，暂时的联盟就又会分裂为相互厮杀的一盘散沙，就像普什图人的古老谚语所说的：“我和我的兄弟联手对抗我的堂兄弟，我和我的堂兄弟联手对抗外人，当没有外敌时，我对付我的兄弟。”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阿富汗悲剧的根源：这是一个随时可能走向四分五裂的国家，仅靠一些偶然的因素（短暂的外部威胁、深孚众望的某个魅力领袖）勉强维系着，但国王也仅仅是“家长中的大家长”，并不能真正建立一套整合国家的健全机制。可想而知，这样的结构是非常脆弱的，就像《复杂社会的崩溃》一书中所言，一旦有什么变动，例如有威望的老国王去世，“就好像是人们头上起支撑作用的拱梁突然垮掉或完全消失”，社会组织立刻就会分解到经济上可维持的最低层次，部落与部落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人人各自为战”在这里几乎是永久性的状态。
阿富汗的这个困境，英国人在两百年前就已看穿了。1809年，这些西方访客对这个多山国家的初步印象，现在看来就像是预言：“有理由担心这个国家的社会走向分裂，他们自身拥有一种排斥和分裂的原则，而且根深蒂固以至于很难克服，除非有这样一个力量出现，它能够把整个社会统一成一个坚固的机体，并能够粉碎、消除每一个部分的特征。”
平心而论，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极不容易的事，有的甚至经历了许多场战争的熔炉锻造才逐渐一体化，最幸运的瑞士虽然也崎岖多山，但它却能通过教会、行会等跨族群的社会网络创造出一种共同的国民身份认同。
不幸的是，这些条件，在阿富汗几乎一概不存在，他们唯一一致信奉的认同是伊斯兰教——即便如此，全国数十万神职人员，却也没有全国最高宗教领袖，每一个毛拉都自行其是，不从属于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有意愿推动国家整合的就只有国家的统治者了。
国王与王后的“丑闻”
可以说，阿富汗的近现代历史之所以这么多波折，是因为对这样一个高度碎片化的社会，“国家”乃是一个陌生的新事物。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阿富汗国王、总统等人物，都曾大力推行现代化，试图打破封闭的社会气氛，同时锻造一个新的国家认同，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地失败了。现在很多人都会不无感叹地回顾起阿富汗曾有过的开明、现代的时期，但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在一个极端保守的社会里这么做，这在当时意味着什么。
1927年底，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夫妇出访欧洲等地八个月，决意要效仿土耳其领导人凯末尔，使本国走出中世纪。然而，王后穿着西方服饰、不戴面纱并裸露胳膊的新闻照片传遍了整个阿富汗，人民普遍将之看作一桩丑闻，谣传国王夫妇已改宗天主教，成了异教徒。阿曼努拉回国后，以镇压回应对他的疯狂批评和谣言，并下令喀布尔居民及到首都的阿富汗人都必须改穿全套西装，他甚至亲手扯掉人们的缠头布。不久，叛乱爆发，仅两个月后，国王就不得不宣布自己“完全出于自愿”让位并流亡国外。
可以想见，在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里，那些政治精英是极少数“开眼看世界”的人物，他们看到了国内外的差距，急于想要赶超，然而他们以酷烈的手段对付反对意见时，却高估了自己的力量，遭到猛烈反扑。所谓“欲速则不达”，他们的急切反倒使情况变得更糟了，让一些原本彼此对立的力量联合起来对抗这个共同的敌人。
这还不是最后一次。阿富汗绵延至今的这场战争虽然直接起因于1979年，但远因却是更早之前首相达乌德的改革：1959年，他下令让皇室后妃、公主等贵族女性不戴面纱会见公众，当很多毛拉表示抗议却无法提供关于面纱的明确宗教判例时，他将50个毛拉当作异端打入牢狱。这样的权力对抗没有妥协可言，只能是不择手段、你死我活，其结果是，20世纪的阿富汗的统治者当中，只有三个人（阿曼努拉国王、查希尔沙、卡尔迈勒）避开了横死的命运，并且都是因为流亡国外才幸免于难。
如果国内力量无法推动，那更强大的国外势力直接介入呢？英国、苏联，以及最近的美国，也都失败了。在谈及19世纪的三场英阿战争时，亨利·杜伦德就曾说过，当英国军队的全胜未能“立即按照良好的信用和良好的政策撤出”时，在当地是绝对不受欢迎的：“一个傀儡国王；一种听凭外国人摆布，与阿富汗人的感情格格不入的，因而被人憎恨的民政管理；一个使节——真正的国王，依靠着闪闪发光的英国刺刀来进行统治，因而能够把他的不管如何残酷或令人不满的措施强加于人；一支庞大的军队，由于它的消耗使粮食涨价，并使一个十分贫穷的国家的资源消耗殆尽。”
这样的一幕，在后面又一次次重演：外国干涉虽然暂时扶持起一个“门面”政权，但却更严重地破坏了“国家”在阿富汗人心目中的权威。这个原本就艰难维系的国家逐渐陷入各自为战的乱局，而当入侵者也无法收拾、又不愿再消耗自己资源时，他们又会再犯下更严重的错误：从这个无力控制的国家撤出。此时在权力真空中，阿富汗往往会陷入更严重的内部纷争——1980年代中期，阿富汗境内的武装民兵组织竟有170支之多，彼此相互猜疑，互不买账，仅此就不难想见苏联撤军后的内战会打成什么样。
在这方面，阿富汗的经历更接近中东的那些“人造国家”。《破碎大地》一书发现，阿拉伯世界近些年经受政治变革冲击影响最深的六个国家，无一例外都是20世纪初由西方列强“人工构建”的。当初这些国家的建立就很少考虑民族凝聚力，更少考虑部落或宗教派系的分野，这种缺乏内在统一的民族身份认同，让它们面临变革风暴时格外脆弱，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甚至已经彻底瓦解。如果说原先至少还有铁腕人物维系国家的统一与团结，那么一旦他们倒台，部族和教派的力量就会再次让这些国家碎片化。
在《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一书的最后，作者留了一个光明的尾巴，相信“国家将整合各民族和团体，形成统一的合力”。在他眼里，阿富汗就像一个充满矛盾的微型实验室，就像我们这个世界的缩影：“如果阿富汗能成功地将国内的众多民族融合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文化整体，那么，也许这个星球也会有希望。”但这似乎也委婉地承认了阿富汗整合有多难，毕竟世界的融合还遥遥无期。
不过确实，这个国家并非没有希望。英国人罗瑞·斯图尔特前些年到访阿富汗，他惊讶地发现，虽然世人都说阿富汗是一个“失败国家”，但他亲眼所见，大多数地方都有严密的管理（虽然不是外国人所期待的那样），部落首领都能提供某种形式的公正与安全，否则他也无法独自一人徒步穿行500公里而不被抢劫或杀害。事实上，正如《巨塔杀机》一书所言，阿富汗这个国家虽然“即使在和平时期都很难治理”，但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之后，“人们对秩序的渴望是如此强烈，几乎任何一个强大的、能稳定国家的权力都会受到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