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卫报》8月8日文章，原题：为何像我和鲍里斯·约翰逊这样的公学（即私立贵族学校）男生不适合管理我们的国家 我感到无法立刻安下心来。我想出去但不被允许。最近的超市内，货架上空空如也，我吃的不是新鲜蔬果，而是英国的传统加工食品。我像成年人那样做决定的自由受到限制。我想知道何时才能再次见到妈妈。
2020年3月，在英国首次封锁期间的第一周：我已经53岁了，但感觉像重回寄宿学校。而在这次国家危机期间，我这一代寄宿学校的男孩们已纷纷掌权。
13岁那年从私立小学毕业后，卡梅伦（英国前首相）和约翰逊（英国现任首相）升入伊顿公学，我就读牛津附近的拉德利公学（二者均属于英国四大公学——编者注）。父母选择公学，旨在为我们打造谋取国家最高职位的资历。我们被培养成领导人，即使不做领导也要会赚钱。值得注意的是，在卡梅伦和约翰逊这样的成年男人身上，依然残留着不成熟的孩子气。他们永远无法成功扮演成年人的角色，仍酷爱恶作剧而不希望承担任何后果。他们看起来很自信，似乎不会被抓到，即使被抓到也不会被惩罚。
在学校内经过改造的付费宅第中，男孩们经历了怎样的童年时代？我们是带领这个国家摆脱困境或走上阳光大道的合适人选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在易受影响的年纪学到的经验。
从父母驾车离开的那一刻起，我们在预备学校首先学到或觉察到的是一种深入内心的孤独感。第一夜以及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们这些打着领带、身着夹克的小男人又变回本来面目——穿着标有名字的睡衣，抱着一个毛绒玩具，哭着入睡并弄湿我们的床。
我记得那种悲戚的想家感受：每年我们对家和家人的依恋被多次突然打破。我们可以哭，但没人来帮助我们。因此，在以后的生活中，当我们看到其他人哭泣时，我们并不觉得那么有必要伸出援手。悲伤的人和弱者表现出痛苦是错误的，我们学会鄙视哭着找妈妈的孩子。治愈的方法是停止哭泣，忘记存在于宿舍和教室之外的生活。专注于赛场、餐厅和校长办公室。意志的力量使我们在共同缩小的视野内成为“同谋”。
在英国广播公司1979年在拉德利公学拍摄的《公学》纪录片中，校长希尔克告诉一群被吓坏的新生男孩，他们即将养成“正确的生活习惯”。我们应假装体现出理想化的民族个性。戴着一张值得称赞的勇敢面具，我们可以疏远感情，增强那种“受过教育的坚毅”个性。
这并不健康。有关综合征范围很广，包括从小就根深蒂固的疏离和格格不入感、愤世嫉俗、例外论、防御性傲慢、攻击性傲慢、小集体主义、内疚、悲伤、否认、情感错位和不动声色的坚忍主义等。
我们为生存而适应。我们装模作样和撒谎。英格兰未来的领导人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去适应。由于从小就被阻止大声呼救且害怕抱怨，我们对封闭小圈子养成黑帮式的忠诚，唯恐被赶出去。
我们从老师那里得知讽刺挖苦是社会控制技巧。攻击是最好的防御，嘲笑被磨炼成一种深层次的保守力量。我们学会保持漠然。在以后的生活中，这些不成文的校规将影响各种关系。过早与父母分离，导致我们在被抛弃之前先抛弃别人。
上世纪80年代初，拉德利公学的非教学人员被称为“公学仆人”。我们有清洁工、厨师、场地管理员、勤杂工和修理工等。他们代表着“无产者”“小市民”“大老粗”“乡巴佬”“小混混”和“老顽固”等。我们有广泛的词汇来将这些不熟悉的“动物”区别开来。这意味着那些人和我们不一样，如果你不知道这种语言，你或许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卡梅伦在他的自传中承认，对于英国脱欧，他“未曾完全预料到公投期间和此后释放出的（民间）情绪的力量。”他当然没有。强烈的感情对他来说复杂难懂且仅与普通人有关。他一直在他的盲区——情感和英国民众中——苦苦挣扎。
通过对1809年至1940年英国首相进行研究，《燃烧的战车》的作者艾尔蒙格认为，对权力的渴望是这些曾被父母遗弃的孩子们的“悲惨命运”。大卫·特纳在其著作《老男孩》中统计了公学校友在英国最高职位中的“极其不成比例的份额”。约翰逊2020年的27名内阁成员中有17人曾就读私立学校。卡梅伦周围都是“志同道合”的人。在2014年参与起草保守党竞选宣言的6人中，5人曾就读伊顿公学，另一位是圣保罗公学的老男孩。
约翰逊的传记作者珀内尔表示，约翰逊没有朋友，他的弟弟是他首次婚礼的伴郎。但他仍忠于公学的男孩们。一旦发生争吵，他们就会相互害怕：他们知道如何伤害自己人。（作者理查德·比尔德，王会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