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邹骥还在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每年冬天最快乐的时光，就是下课后拿着学生证去大学体育馆领上冰鞋，和同学们一起去学校附近结了厚冰的湖面“滑野冰”。
邹骥。图片来自网络
这一切早已成为了难以重现的回忆。“如今，每年北京开始供暖的时候，湖水都还没冻上呢，到了寒假，冰才薄薄的一层，根本就没法滑了。”邹骥说道。“这说明什么呢？从我个人经历的角度来说，全球气温确实是上升了。”
1997年开始，邹骥就一直在与气候变化打交道。2000-2009年及2012-2015年，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特别是深度参与了《巴黎气候协定》的谈判。他曾任中国国家气候战略与国际合作中心(NCSC)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如今他在非营利组织能源基金会任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
尽管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早有预判，但看着“预言”一步步在现实生活中成真还是让邹骥心情有点沉重。“ 过去人们认为不太可能的事，一点点在发生，而且发生的频率范围都在扩展。”他对澎湃新闻说道。
电影《流浪地球》里的一句台词似乎在提醒着我们，“起初，没有人在意这一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今夏极端天气创纪录
今年夏天，创纪录的持续高温干旱席卷了从欧洲到非洲，从亚洲到北美洲的全球诸多地区。
6月，日本录得19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热浪。7月中旬，英国的极端高温打破了有历史以来的纪录，首次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不仅是高温，欧洲还经历了50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非洲东部“非洲之角”地区连续第三年的雨季少雨，造成数百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饥荒问题。美国西部持续20多年的特大干旱更是使得联邦政府连续第二年宣布，对西部七个州采取减少从河流中取水的限制措施。
“相信今年很多人都会有同感，不仅是中国热得不行，欧洲、美国也是酷热，这些年来，持续酷热的情况越来越多。”邹骥说道，“如果谁还在怀疑全球变暖，那么我觉得这都是最好的例证，当然，理解全球气候变化不能说因为今年很热就是全球变暖了，而是应该从更长的时间尺度上看这样极端事件发生的频率。”
邹骥投身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已有20多年历史，他的感受是：从一开始觉得证据还不充分不明显，到今天可以清楚地感知气候变化，从观测科学事实到发现背后的科学道理，一步一步走来越来越清晰。“我的担心是这个进程在呈现一种加速的状态，更大的担心是进入一种不可逆的过程里，这是比较可怕的。”
不确定性是最大挑战
在邹骥看来，今年全球各地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并不意外，但是如此严重的高温干旱以及由此产生的缺电更让他感到“意外”。
“从供给侧看，这次危机说明我们的能源体系局部区域上还是脆弱的，其二，需求侧又是大热，人们空调抗旱用电量冲高，需求猛涨，供给又不足，就会出现矛盾，暴露出我们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能力还不足。”邹骥分析道。
今年夏天席卷全球的热浪能否改变人们对应对气候变化迫切性的看法，引起反思和行动，邹骥说他认为这客观上起到了科普的作用，但也坦言：“人们有时候会好了伤疤忘了疼，到了冬天可能就把这事忘记了。此外，我还担心世界各地的反智主义罔顾科学事实，缺乏科学素养，不愿意正视危机并做出改变。”
邹骥表示，他更担心的是，气候危机对于能源转型的推动会遇到既有利益群体的阻拦。
“如果一个人是搞化石能源的，在这个行业里边已经有很好的地位，状况也不错，也很赚钱，很有权威，现在要转型了，这些行业慢慢要下降，新的行业进入也较困难，那么他就不愿意发生这种变化，包括决策上的迟疑，这些都会导致人们不去采取行动。但是最终实现能源安全的路是要通过能源结构调整走向可再生能源的。”
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也绝不只是改变认识那么简单。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告诉澎湃新闻， 像今年这种情况，高温干旱野火缺电这样的复合型灾害，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相比较而言，缺电还只是最小、相对容易管理的一块，更棘手的是水的问题，引发的粮食安全等连锁反应。
“我们过去一直讲，因为气候变化，所以要加速能源转型，主要是从减缓的角度来做，多开发风光水可再生能源；另外一个角度就是适应，现在看来我们对适应考虑的太不充分了。”袁家海说。
绿色和平气候变化项目负责人刘君言从城市风险应对的角度指出，气候变化带来的最大应对挑战之一是不确定性。
“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性影响和灾害性事件的风险是指我们有概率能预测，以前我们说这样的事件是十年一遇，五十年一遇，但是现在是每年都可能发生，它的概率不是我们以前推算的概率。这种不确定性是说我们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它超出了气候模型的估算和我们以往应对的经验，这是最大的挑战。”刘君言说。
刘君言指出，相比极端降水这样显见的灾害，持续的极端高温热浪引发的系统风险，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例如，70天持续高温对全社会意味着什么？高温引发的健康危机、供电短缺、山火危机，粮食供给安全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般的复合型气候灾害在这次席卷全球的气候危机中暴露无遗。
“今年对人体的健康风险已经开始谈得比较多了，事实上，当高温变成一个系统性危机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这个重大影响之下，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已经没有办法去分谁是脆弱人群了。”刘君言说。
特别是人口高度集中，大量依赖外部资源供给，生态环境愈加脆弱的城市及周边区域，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挑战将更加严峻。“对于城市来讲，特别是这些大的城市，所有的资源是要依靠外部输入的，它有可能会更脆弱，因为我们知道城市的人口非常的集中，它的能耗水耗能是非常大的。”刘君言说。
为下一场危机做准备
今夏全球气候危机留给各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如果再碰到这样的气候灾害，该怎么办？或者说，如何为即将到来的下一场气候危机做准备？
邹骥认为，要系统解决气候危机下的能源问题首先要建立起一个“多能互补”的体系；其二，就是要加强电网调度的能力；第三就是储能。
“如果是小时级的，化学储能就能解决，如果是十几个小时级的，可以太阳能热发电，甚至抽水蓄能；季节级的怎么解决？这就要求在储能方面继续深挖潜力，先不说新增储能，哪怕把现有的水库利用起来，就能增加很多储能。”邹骥说。
刘君言介绍，在欧洲，德国有一整套的洪涝灾害应对措施，包括前期会先摸排哪些低洼地区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当一个特定等级的预警信号发布之后，城市的人们如何去调动，低洼地区特别是脆弱地区怎样去处理雨洪管理系统，各个不同的水利部门如何协调，包括城市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运作，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机制。
在应对高温热浪方面，希腊雅典政府2021年专门任命了一位全欧洲首例“首席高温官”，以应对严峻的气候挑战，并提出了三套应对策略：第一，作为城市发展的长期目标，雅典未来需要致力于改善绿化和基建，植树造林、建设公园，并促进城市的水文环境。第二，作为短期目标，市政当局应优先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居住环境，比如协助他们安装空调设备，以抵御夏季酷暑。第三，应通过有效的宣传手段促进民众以及政策制定者的环境意识，让人们切实了解到酷暑的危害。
今年，西班牙政府首次将高温天气按照飓风（台风）那样设立命名，科学家们呼吁进一步提出分级，以便民众能够直观地了解到不同级别的酷暑对人体所形成的危害，这种措施也有利于政府部门采取相应的应对举措。
刘君言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最大的挑战一是在于危机的规模太大，其次是给我们留下应对的时间窗口太短了。“现在这些灾害还是在升温1.1摄氏度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在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上，我们迫切需要的是一个根本系统性的转型，最核心的是国家政策意愿一定要足够快和足够强。”她说。
在适应上，从短期来看，需要加强对灾害的及时预警和相应措施。当气象部门发出预警之后，每个城市和省份，各个部门如何联动，最大化减少灾害损失，是短期应对的关键。而长期来看，基础设施和城市的管理、规划设计是关注的重点，两者需要结合起来。
“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些重大的转型和变化？靠的是每一个公众把对于未来安全，可持续发展的迫切的意愿发声传递出来，这是公众可以去做的第一个事情。”刘君言说。
“我觉得最可悲的是，等发生了灾害性的事件才去反思，为什么之前发生了这么多，大家都不记得了？如何让大家不忘记这个夏天，或许是我们从这场危机中可以学到最宝贵的教训。”她说。（澎湃新闻记者 刘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