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研究员
9月25日，意大利议会大选因政局动荡而提前举行，意大利兄弟党领导的中右翼政党联盟在选举中遥遥领先，得票率约为44%，其中意大利兄弟党一党的得票率就从上次大选的4.4%攀升至26%，由边缘小党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成为未来意大利中右翼政府的领军力量。
事实上，此次意大利的右翼政党获胜并非个案，而仅仅是欧洲今年以来政治右倾化的冰山一角。9月11日结束的瑞典议会大选中，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以21%的得票率从议会第三大党上升为第二大党，持续2010年进入议会以来不断上升的势头。
法国分别于4月和6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与议会大选中，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虽未能入主爱丽舍宫，却依旧与马克龙在总统选举第二轮中进行对决，取得了41.46%得票率的“历史最佳战绩”，而且在立法机构选举中的得票率也增加了5.5个百分点达到18.7%，成为第三大党。
英国9月份进行的保守党党首选举中，现任首相特拉斯的胜出和上台，也代表着其背后保守党内部更为激进、更为右倾的政治派别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未来保守党的极端化倾向可能将愈发明显。
欧洲政治右倾化以及偏极端和民粹的政党日渐崛起并非新事物。本世纪初奥地利自由党和法国“国民阵线”打着极端政治旗号在各自国家大选中突然崛起，就曾让欧洲主流政治力量震惊。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欧洲在经济危机下衍生出社会和政治危机，也给民粹主义发酵、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土壤和养分，极大震撼了欧洲政治的稳定性。欧盟和各国政坛的碎片化、极端化程度普遍上升。
而今年以来，欧洲一些极右翼政党持续抬头，反映了过去反移民、怀疑欧盟、反对财政过度紧缩等民粹主张和思想仍然有较大的市场。另一方面，当前欧洲所面临的经济、能源和社会危机则进一步凸显了欧盟以及各成员国的“治理赤字”，不断放大了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矛盾，政府的剧烈变更也是民众不满的集中体现。
当前，欧洲经济的下行压力随着冬季的临近和能源危机衍生效应的不断释放而持续显现。目前遭遇的高通胀和增长下行压力很可能转化为“滞胀”困境，并加剧衰退压力。8月，欧元区通胀率已冲至9.1%，非能源类产品通胀也涨至5.8%，经合组织虽然预计欧元区和欧洲主要国家2023年的通胀率将有所下降，但仍然将处于6%以上的高位运行，持续升高的物价将使民众和企业对未来经济预期前景的观望态度更为悲观，经济活动和消费水平预期将持续下调，进而经济下行甚至萎缩的态势恐持续固化。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最近发布报告，称欧元区2023年经济增长率仅为0.3%，比此前预计下跌1.3个百分点，其中德国将衰退0.7%，成为G7中衰退最严重的国家。OECD同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进一步加剧的能源上涨和断供状况，可能使欧洲的OECD国家的GDP损失1.3个百分点，通胀则上升1.4个百分点。荷兰国际集团银行发布的报告指出，能源价格对家庭购买力的打击是巨大的，欧元区实际工资同比下降超过5%，消费者信心将徘徊在非常低的水平，家庭通过储蓄来维持消费支出的可能性很小，现在预计2023年欧元区GDP将收缩 0.6%。
在这种环境下，欧盟国家虽然纷纷采取一些对企业和家庭的财政补贴措施，尽管现有的措施已经达到数千亿欧元之巨，但对于缓解民众和企业的生存压力而言，仍属鸡肋且杯水车薪。因此，欧盟各国民众对于现有政府的不满不断加剧。9月4日，捷克首都布拉格爆发7万人规模的示威活动，抗议能源费用飙升和欧盟对俄制裁;9月5日，不少德国民众特意驱车数十公里赴莱比锡，抗议德国政府新能源补助政策“不给力”;9月10日，“黄背心”抗议者再次出现在巴黎街头，表达其对生活成本高涨的不满;9月17日，3.2万民众聚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名为“降价”的集会。因此，欧洲民众在选举中表达对现有政府及其治理能力不满，并且呼唤新型力量“改变现状”的诉求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诚然，欧洲各国政治右倾化背后也有一定的差异性。意大利兄弟党在此次选举中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是侵蚀了同属非传统政党的联盟党和五星运动的票仓。这表明即使是被选民寄予厚望的非主流政党曾经上台执政，也未必能回应选民期待真正解决问题。同时，极右翼等民粹力量上台后将因内外掣肘以及种种现实的局限性，而无力兑现彻底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激进承诺。因此，“治理赤字”问题导致了欧洲政治的右翼化、民粹化和碎片化倾向，但政治力量分化重组以及“你上我下”却未必能够真正解决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