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地预测阿富汗局势后，美国情报机构又栽了……美媒24日爆料称，美情报机构按照总统拜登的要求，如期向白宫递交了新冠溯源评估报告。然而，该报告无法确定新冠病毒是源于自然界还是实验室。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实验室病毒泄漏”阴谋论的源头，是一个藏身于印度西孟加拉邦、靠网络搜索和翻译软件编故事的“科学爱好者”。而这个仅以网名“探索者”（The Seeker）示人的造谣者（如图）来自一个名叫DRASTIC的网络阴谋论组织。有专家表示，这样的组织背后少不了反华势力的支持。
DRASTIC到底是个怎样的组织？
DRASTIC的全称是“新冠病毒调查分布式彻底自主搜索小组”。《环球时报》记者查询该组织网站发现，这一组织的核心成员大概有30多名，每个人几乎都开设有匿名的推特账号，且职业背景五花八门。通过这一“社交媒体矩阵”，DRASTIC的成员们不断散布“武汉实验室泄漏”的阴谋论和假消息，并对那些持公正科学立场的科学家发动攻击和“网暴”，试图坐实“武汉实验室泄漏新冠病毒”的阴谋论。
说起来，DRASTIC炮制阴谋论的手法可以称得上是荒谬可笑。印度《第一邮报》曾这样形容该组织的工作：“谷歌搜索、推特、谷歌翻译……这些可能不是人们认为的应该用来调查人类几十年时间中最大秘密的工具。然而，一个由业余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已经设法利用这些工具，搜集证据，使世界各地的媒体和情报界对这一‘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假设另眼相看。尽管没有确凿证据，但这些‘网络侦探’设法拼凑出来一个强有力的论点。”
可以看出，尽管《第一邮报》出于立场原因对DRASTIC的工作不吝溢美之词，但它仍然无法掩盖这样的一个事实：所谓“实验室泄漏”是一群不专业的人、利用不专业的工具、拼凑出毫无证据且不专业的“结论”。但就是这样捕风捉影的“结论”，却得到了很多西方媒体与情报机构的“高度关注”。
今天许多在西方大行其道的谣言，最早都出自DRASTIC之手。比如，“新冠病毒来自中国云南的一座铜矿，由武汉病毒所科学家带回后泄漏”这一曾被美国主流大报《华尔街日报》采用的阴谋论，最初就是由DRASTIC一个网名叫“探索者”（The Seeker）的核心成员一手炮制的。据印度媒体报道，“探索者”大概20多岁，曾是该国西孟加拉邦的一名科学老师，学过建筑设计、绘画和影视制作。
美国新闻网站CNET曾详细地描述过这条谣言的“诞生”：“冠状病毒、非典、马蹄蝠、云南……‘探索者’给自己倒上一大杯茶，点上一支烟，通过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在中国最重要的科学论文数据库之一——中国知网的搜索栏上敲下这几个关键词……经过多次尝试，他偶然发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是一名中国医生写的硕士论文，说2012年中国云南一座废弃铜矿的工人发生过六例未知病毒引发的肺炎，而中国武汉病毒所的科研人员对此进行了采样……‘在那一刻，我觉得我有了重大发现’。”美国新闻网站CNET报道称，这名“探索者”仅仅读完了摘要，就立即在自己的推特上发布了一篇极长的推文，将新冠病毒的源头指向了武汉病毒所，还不忘打上“DRASTIC”的标签。
DRASTIC还频频发表所谓的“报告”或“论文”。比如，该组织的创建者博斯蒂克森与其他两名成员合作撰写过两篇文章《拟对武汉实验室进行法医调查》《RaTG13和7896进化枝的调查》，前者捕风捉影，寻找证明武汉病毒所进行新冠病毒实验研究的“线索”，后者则力图说明武汉病毒所从云南带回的RaTG13与新冠病毒之间的相似度，证明“新冠病毒是实验室构造”这一结论。
然而，所有这些DRASTIC“调查”到的内容都不符合哪怕最基本的科学常识，早已为科学家所辟谣：今年7月，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介绍，2012年，武汉病毒研究所先后收到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人民医院采集、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送来的云南省墨江县4名矿工的13份血清样品，经多次核酸、抗体、基因组测序，没有在矿工的血清样品中检测到蝙蝠冠状病毒，这表明这些病例与新冠病毒毫无关系。
袁志明解释说，RaTG13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团队在2013年从云南墨江县采集的生物样品中检测到的一个病毒序列，并非从2012年收到的矿工病人血清样品中发现。没有证据表明RaTG13和类似蝙蝠冠状病毒与2012年墨江矿工疾病有任何关联。
匿名发布、分散行动，终极目标是“抹黑武汉病毒所”
“成员匿名发布信息、分散行动是DRASTIC组织的显著特点。”长期专注于网络安全领域研究的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舒洪水在仔细研究了DRASTIC活动模式后，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指出，该组织的成员大多使用化名发布作品，只有少数人才愿意使用真名出现在官方网站或社交平台上，就连该组织的创始人的名字比利·博斯蒂克森也是化名。
《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该组织部分成员甚至拒绝出现在该组织相关的网站或是社交平台上。因此，DRASTIC官方网站的说明称，许多成员“出于隐私、安全和专业方面的考虑，更喜欢匿名操作，因此未在此页面上列出”。而一些注明了自己身份或国家的账号显示，他们中包括自称来自印度的微生物学家、来自法国的工程师、来自新西兰的银行分析师、来自西班牙的工程师等等。
舒洪水进一步解释称，“分散行动”则体现在该组织的文章发布与活动规模上。DRASTIC大部分的文章或报告都是由1人或2-3人完成，并且思考角度也不尽相同，成员之间更倾向于独立、自主搜集与新冠病毒起源有关的证据，集体行动很少。团队创始人比利·博斯蒂克森也曾与非团队成员合作完成所谓的“报告”。
在这样的活动特点背后，DRASTIC的组织和行动是纯自发的吗，还是背后可能有其他力量？这名网络安全领域专家认为，纯自发的行动“不太可能”。
“他们背后应该有反华势力推动，这可以从他们的一系列活动中看出。他们虽然表面力图溯源新冠病毒，但是真正的终极目的是证明‘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这种有罪推定式的求证方法和美国在溯源问题上的做法异曲同工。”舒洪水认为，“他们自称是科学家和数据专家，如果是纯粹自发的行动，他们的溯源努力不会是像现在这样执着于政治色彩浓厚的有罪式推定。”
不过，他表示，对于他们背后的力量，也只能局限于“反华势力”这个庞大而模糊的群体。正是由于该团队巧妙的“分散行动”策略，再加上没有相关支持报告以及捐赠说明，暂时无法判断其背后具体的操纵者、支持者抑或政府势力。舒洪水指出，美国在新冠溯源问题上一直针对中国，在国际上已形成恶劣风气，一些反华势力在这一问题上紧跟美国步伐，试图把疫情责任甩锅给中国，DRASTIC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记者注意到，DRASTIC受到西方主流媒体关注大概是从今年2月开始。英国天空电视台，美国《新闻周刊》《名利场》《华尔街日报》，还有许多印度媒体，纷纷引用过这一团体的观点，并开始炒作这一团体是怎样“以一己之力改写了有关新冠起源的叙述”。今年3月，该组织一篇题为《对离线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数据库的调查》的文章，经由英国《太阳报》报道后，被多家西方主流媒体转引，继而成为该组织影响力最大的文章之一。
“DRASTIC的影响力正在不断上升”，舒洪水认为，该组织借助关于新冠病毒的持续性虚假宣传，得到了越来越多西方媒体的关注，而且关注它的媒体还越来越“大”。“传播受众极广的CNN在6月刊登了一篇关于这一组织的信息，由此也可以看出，该组织也有意借助权威度高、受众广的新闻媒体的宣传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为何DRASTIC这样由大量业余人士组成的团队能够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大量曝光？舒洪水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认为，首先，该团队发布的信息虽然不专业，但往往博人眼球，没有“束缚”，能够得到民众的关注。面对流量利益的诱惑，一些没有道德底线的媒体自然会选择报道他们。其次，该团队倡导的所谓“独立、透明、不受干扰调查”既与西方明面上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相合，又与美国等一些国家实际上想借疫情溯源名义污名化中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深层意图相一致，因此二者可谓“一拍即合”。
新冠溯源叙事背后的“政治战”与“社会动员”
从新冠病毒溯源的国际舆论叙事变化来看，尽管有关“武汉病毒实验室泄漏”的阴谋论一直存在，但直到今年2、3月份起，才逐渐成为西方媒体的主流叙事。有分析认为，这和拜登政府对新冠病毒溯源的态度变化有密切关系，这导致一些曾经持左派立场的专家学者的立场也发生或明显、或微妙的转变。
中国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推动“武汉病毒实验室泄漏”的对华阴谋论，背后是其通过舆论进行美国社会动员的考虑。他分析认为，在确定对华大国战略竞争的政策定位后，美国的政策精英已开始在大众层面塑造所谓的“对华敌视共识”，以确保高层的对华战略决定可获得社会层面的普遍认同和持久支持，从而塑造该战略的可持续性和“合法性”。毫无疑问，DRASTIC等组织的行为为美国的这种舆论动员提供了“炮弹”。
值得注意的是，DRASTIC除炮制涉华阴谋论外，还被爆出多次骚扰坚持“新冠病毒自然起源”的科学家。美国新闻网站CNET报道称，“在推特上，一个人要接近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只需要点击一下鼠标。于是，DRASTIC成员把目标对准了那些拒绝参与‘实验室泄漏论’的病毒学家和流行病学家，他们甚至错误地指责一些人为中国共产党工作。”
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祥持与李海东类似观点，即美国正在借溯源问题对中国开展一场“政治战”，并正在动员或明或暗的各种手段。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解释说，美国正试图给人一种感觉，即它们将依靠自身强大的情报能力、通过大量机密手段，寻找新冠在中国的起源，从而“证明”中国政府应对美国遭受的疫情承担责任，这是美国在疫情这一前所未有的危机状态下作出的一种非常病态的“政治战”表达。
这名美国问题专家表示，在用“政治战”打击自己不认同的国家方面，美国有多年的传统、相应的组织、丰富的经验和强大的规划手腕，其“炮制洗衣粉为生化武器”的能力是其他国家叹为观止、无法比拟的。以中情局为例，该机构有三分之一的专业人员长年专注于针对各国的政治渗透与政治斗争。而中国没有应对和开展“政治战”的专业机构、传统和能力，未来可能也不会去建立这样一套机制。
他认为，基于上述背景，美国的确可能部分达到其目的，即消耗中国的外交资源，中国有关部门必须花很多精力去应对。但同时必须看到，“政治战”也是对美国自身政治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消耗，而这种消耗要比对中国造成的实际损失大得多。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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