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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使得男人肩负终身供养女性的责任，因为不知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如果被供养的女性不幸死在男人的后头，这又该是谁的悲哀？”
一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许，鲁迅在上海溘然长逝，年仅56岁。
当月22日下午，上海万人送殡，鲁迅的灵柩被长长的队伍簇拥至万国公墓，徐徐落葬。
而远在北平的西三条胡同，一位老妇人也在家中为鲁迅设立了灵堂。她穿着一身黑色素服，伫立在灵堂一侧，毕恭毕敬地接待着前来吊唁的客人。
三
“大师母，节哀顺变...”一句句充满怜悯的慰问煽动着她的悲伤，她不停地回应，“有心了有心了...”
她凄楚的神情和红肿的眼睛，给客人留下了极深的同情印象，第二天一早，报纸刊述：“朱女士年已届五十八岁，老态龙钟，发髻已结白绳，眼泪盈眶，哀痛之情流露无遗。”
二
五
图 | 朱安
朱安，鲁迅的原配夫人，她的名字，她的形象，就是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在北平、南京的各大报纸上。
她告诉记者，鲁迅去世，本应由她这个“正室”赶赴上海，亲自出面料理丧事，但却有心无力。因为婆婆在风烛残年之际白发人送黑发人，打击太大，已寸步难行，作为婆婆的贴身保姆，她实在难以走开。
那些前来采访的记者，匆匆的来了，又匆匆的走了，没人问一句：“朱女士，你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
鲁迅在生时，朱安除了衣食无忧之外，还保有至少10元的月零用钱，她可是从来没有挨过一天苦日子。能嫁到这样的男人，不要爱情也罢，这是嫁给爱情的女性的心里话。
但鲁迅去世，朱安永久地失去了她的“长期饭票”，她该怎么办？谁对她负责？
彷徨之中，朱安莫知所措，开始关注起那位素不相识，却与她有同一遭遇的女人——许广平。她给这位“妹妹”写了一封信，但是并没有直接寄给她，而是中转了三叔周建人代为转达。信中写道：
“许妹择期整装，早日归来......总之许妹与余同一宗旨同一际遇，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
在信中，朱安自来熟地与许广平姐妹相称，俨然以正室自居，还提出了共同教养遗孤（鲁迅儿子海婴）的愿望，遂请她带着海婴北上，一同团聚。
图 | 许广平与海婴、鲁迅合影
不知许广平看到这封信是什么感受，但她肯定是否认了自己是鲁迅“二房”的身份，当然，事实上鲁迅也从未对外公开给予过她妻子名分。对于朱安提出的安排，许广平未予理会，只是通过周建人传话给北平西三条（朱安住处），告知自己不能北上。
许广平拒绝来京，令鲁老太太略感不安，她也去了一封信催促：“你明春能与海婴同来一叙家庭之乐，实获我心，最好不过的了。”
对于鲁迅母亲的催促，许广平依然是委婉拒绝了。但她注意到，西三条方面对她的投注度，显然提高了。频繁寄给她的通信，是深切的挂念，但也暗藏意味深浓，似乎在悄悄说：“请不要忘了我们。”
这种暗示是一定有的，鲁迅去世后，西三条婆媳俩的生计问题顿失保障。三先生周建人素来清贫，有心无力，帮不上忙。二先生周作人家累繁重，加之与大哥鲁迅和母亲的关系都不好，指望不上。唯剩许广平，成了婆媳俩唯一的依靠对象。
但三个女人不曾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没有感情，也向来陌生，许广平说不定不会对西三条承担责任。那种寄予希望，又倍感焦虑的心情，朱安和鲁老太太又怎会没有呢。
无论从那个角度出发，许广平都绝对没有供养朱安和鲁迅母亲的义务和责任，一是鲁老太太尚有两个儿子，二是朱女士是谁，鲁迅的“伪太太”，这与她毫不相干。
许广平心里是怎么想的？朱安和鲁老太太都在揣摩当中，因为许广平不愿北上，婆媳俩的心更是凉了一大截，但最终，还是看到了一个明朗的态度。
许广平提出要全权处理鲁迅版权事宜，希望得到授权。朱安和鲁老太太都无不赞同，立马写了一封委托书。随着鲁迅版税的交接，婆媳俩的心都踏实很多，因为许广平对她们的供养关系算是默认下来了。
图 | 朱安与婆婆鲁瑞
“寄来的钱收到了，当我接到这笔钱的时候，同时感到不安，为了想象到，你筹措时的困难，仍也感到娱快，因为我有这样的儿媳....”
许广平寄给西三条的钱，主要是鲁迅的版税。依靠这部分钱，加上原有的一些积蓄，朱安和鲁老太太的生活暂时无虞，但却仍日趋困难。
北平沦陷后，物价疯涨，往日积蓄很快用尽，许广平寄来的那点版税，已经无法支撑西三条的基本生活，鲁老太太不得不致信许广平告知此间窘况：
“平寓用费因现在百物奇贵，米煤蔬菜均较前涨两三倍。纵极力节省，每月约非八十元不可。”
许广平见信后，愁容满面，鲁老太太虽没直接说让她加钱，但意思已经很明了。如今她上有高堂，下有幼儿，压力百上加斤。实际上，住西三条隔壁的周作人若肯帮一把手，她的负担会小许多，但鲁老太太个性要强，死活不肯向周作人开口。朋友信中说，二先生在今年（1938年）仅给母亲送去15元零用。照如此，指望周作人自动负责恐怕无望，许广平唯有致信周作人，望他珍重声誉，请自觉负担起老母亲的赡养费。
其实鲁老太太并非个性要强，不愿问二儿子要生活费。早在鲁迅去世后，她就略带提醒地跟周作人哀诉：“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没想到周作人却回答说：“我苦哉，我苦哉。”这种推脱的语气，使得鲁老太太很不悦。
图 | 周作人
许广平去信周作人后，并未收到回信，但得知在1939年一月，周作人已经给西三条送去了五十元，这笔费用勉强仅够一个人的月开支，或者说，周作人只愿养母亲。
昔日大哥的养母义务嫁接到了他身上，周作人确实不能像从前那样潇洒了，但自从下水任伪职后，周作人升职加薪加鸡腿，手头宽余了不少，自然不好意思不养母亲，但是长嫂那份口粮，他却一概不管。
1940年，物价持续疯涨，西三条婆媳俩的生活再度陷入困境，而此时许广平却未按时寄来生活费。鲁老太太不得不对她产生怀疑，但又不好意思写信质疑，于是致信鲁迅生前好友许寿裳诉说困境：
“值兹米面价格较平时贵至十倍，其他百物亦涨至五六倍以上，仅此区区四十元如何分配。若无救济办法，实有断炊之虞。豫才（鲁迅）夫人侍我二十余年，老妇目睹困苦能不惨然？”
四
两个相依为命的老寡妇，依靠男人吃穿不愁了大半辈子，哪曾想有一天会落得如此田地。朱安那年已经六十多岁了，仍要踮着一双小脚，四处奔波借钱，跑遍了朋友各处，才觅得50元临时急用。
图 | 鲁瑞（左三）与俞氏姐妹合影
自鲁迅去世以来，他的不少朋友都在关心他的遗属，西三条方面常常收到友人赠款。比如李霁野专门向朋友借了一百元送到西三条，后续又再送去了四十元；沈兼士先生送去十五元；一些学生一齐送去三十元。这些朋友间的关心赠款应该时有，周作人也没有停送生活费，还不时送上米和煤，这样看来，即使许广平断供，朱安也不必严重到向外举债来维系生活，但实际情况却是钱不够用，一直不够用。
婆媳俩到底是怎样开支生活的，为什么会连个基本温饱都维持不了？熟知情况的李霁野描述说：
“太师母的五十元须留下二十作自己零用，三十为生活费，而一个佣人的工食即要占去大半，又不能处处计较，想吃的东西总要买，有时颇贵，而买来也未必吃，这是她常觉为难的。又用了两个女仆，自然难言宽裕。”
此外，李霁野还写到：“李先生上月得一子，大太太买了五元钱礼物亲自送去。”
两个人的基本生活费，实际上是供了四个人的吃喝（两个佣人），零用上依旧任性不收敛，且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朱安还兼顾礼数给朋友送礼。这种生活用度，如何能不紧张？说来也难怪，这两位老妇人终生都未曾工作挣过一分钱，从未有过金钱压力，哪有精打细算支配生活的经验？总以为花销比从前少已经是极省的了，却不知现今是勒紧裤头求生存的境地了。
1943年4月22日，鲁老太太离开了人世。她是带着沉重的忧心离去的，她不能不想到，这个侍奉了自己三十八年，既是儿媳，又胜似亲女儿的苦命女人还要熬多久。生前弥留之际，她严厉叮嘱周作人，自己死后，要把每月给自己的那份零用钱继续付给朱安。她能为她做的，只有这一样了。
图 | 晚年鲁瑞
母亲去世后，周作人没有违背她的意思，每月负担朱安100元赡养费，后来又涨至150元、200元。不过物价持续疯涨，这笔钱吃不了几顿饭。周作人心里明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给朱安献计，把鲁迅的藏书卖了。这正合了朱安的心意，她拿周作人的钱，本来就极其不情愿，一是因为这钱拿得名不正言不顺，二是因为鲁迅生前与周作人结怨。
1944年8月25日，《新中国报》刊登一则消息：《鲁迅先生在平家属拟将其藏书出售，且有携带目录，向人接洽》
上海方面，许广平得知此消息，大为震惊。她立马给朱安去信，言辞恳切道：
“望你千万不要卖书，好好保存他的东西，给大家做个纪念，也是我们对鲁迅先生死后应尽的责任......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照料你，请你相信我的诚意。海婴今年算是十五岁了，人很诚实忠厚，时常问起你。只要交通再便利些，我们总想来看望你的。”
其中许广平在信中还提到：“你旁边有作人二叔，他有地位，有财力......现在我想也可以请求他先借助一下，以后我们再设法筹还。”
许广平不知道，这是朱安最讨厌听到的话，她最难以开口的，就是去求周作人。即使在后边，周作人给她的200元连雇一趟三轮车的费用都不够，她也不曾向他开口加钱。
许广平写给朱安的信，不难看出是一封语气极其温婉诚恳的安抚信，但为防不测，她决定“软硬兼施”。给朱安去信后的第十天，许广平委托律师在《申报》上发表声明:
“按鲁迅先生终身从事文化事业，死后举国衰悼，故其一切遗物，应由我全体家属妥为保存，以备国人纪念。况就法律言，遗产在未分割前为公同共有物，不得单独处分，否则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规定。如鲁迅先生在平家属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决不承认。”
做到这一步，许广平还不放心，她又与朋友商量，托关系将鲁迅旧书的出售渠道一一封死，这才稍为镇定。
图 | 许广平与儿子海婴
出售藏书的风波，着实让许广平一时间慌得不见了魂魄，因为她一直以来都视鲁迅的文字为生命。但她的一连串动作，都改变不了朱安要出售鲁迅藏书的意愿。其一是她依然未能把生活费寄到朱安手上，其二是朱安对她是有怨气的。从朱安寄给鲁迅生前好友内山完造的信中可以窥见：
“当时有一位许寿裳先生，来代许女士索要鲁迅先生全集的出版权，担保许女士嗣后寄回北京寓的生活费，不使缺少......到廿八年冬季，因家用不足，我婆婆周老太太函商许女士，请每月酌加二十元，未能办到。”
更糟糕的是，朱安在这信中还透露了一条关于她生活极其凄凉艰难的信息：“生活是飞也似的高涨，我的债务也一天天的加高到四千余元，这真使我无法周转！”
在未进入1945年通货大膨胀时，4000元仍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不免使人怀疑，朱安的饭桌到底吃了什么，才使得债台高筑？
因为“出售藏书”一事还未得到解决，同年10月15日，鲁迅的挚友宋紫佩为了这件事到访西三条。一进门，他就看见朱安和一个老女佣正在用晚膳，而饭桌上的菜，很难用清淡来形容——“汤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里有几块酱萝卜”。
图 | 朱安（左一）和俞家两姐妹
无需多说，这样寒酸的伙食，朱安已节省至最大限度。而且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得到改善，直到1945年12月29日，《世界日报》仍对她的伙食这样报道：
“有多半个小米面的窝头摆在那里，一碗白菜汤，汤里有小手指粗的白面做的短面条，另外是一碟虾油小黄瓜， 碟子边还放着两个同是虾油腌的尖辣椒，一碟腌白菜，一碟霉豆腐。没有肉没有油，没有一个老年人足够的营养。”
但注意到的是，不管生活再差，朱安依然保留了女佣。为何不辞退女佣，少一个人吃饭就多一分温饱。对此，朱安有她的理由：“我又老而兼病弱，烧饭洒扫种种杂事，又不能不雇用一个女仆。”
相信你我都才蓦然醒起，朱安也已到了需要人照顾的年纪。这位女佣是服侍周家多年的老女佣，如果贸然将她辞退，或会有饿死老妇的可能，岂不残忍，朱安又怎会忍心。更重要的是，来日苦短，人死的时候不能一个人，因为总得有人知道。
对于宋紫佩的到来，朱安是持有很高警惕的，当她得知宋紫佩是上海方面委派来的说客，当即情绪激动，终于呐喊出了那一句震撼人心的话：“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宋紫佩霎时间被朱安的爆发惊住了，他这才意识到，眼前的朱安有着比鲁迅藏书更具优先保存的意义，因为这是一件有血有肉的物品呐。鲁迅在生时，她是他的一件礼物，鲁迅去世了，她成了他的遗物。最终，这个凄惶的旧式老妇亲口承认了这个事实。
宋紫佩心中百感交集，一时间说不出话应对，好一阵子，气氛才有所缓和。一番交谈下来，宋紫佩才知道朱安对许广平误会颇深。她不知道，在她拿不到生活费期间，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逮捕，进去监狱坐了三个月牢；她不知道，为了给她寄生活费，许广平焦头烂额地跑遍了银行、商店、邮局，都因为汇兑困难而束手无策。当宋紫佩告诉了她这一切，她才释然了这一口憋了许久的怨气。
宋紫佩说的一切都是属实的，许广平从未忘记朱安，
“前年春天之后，我因为自己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又汇兑不便，商店、银行、邮局都不能汇款，熟托的朋友又不在平，因此一时断了接济。但是并未忘记你，时常向三先生打听。后来说收到你信，知道你近况。我自己并托三先生到处设法汇款，也做不到，这真是没奈何的事。”
图 | 许广平和儿子海婴
解除了误会，朱安同意不再出售鲁迅的藏书。其实，她在卖书这件事上也有着难以想象的悲催苦衷：
“我今年也已经六十六岁了，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饭饱，一点不敢有其他的奢望，就是到了日暮途穷的现在，我也仍旧知道名誉和信用是很可宝贵的，无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压迫，比信用名誉更要严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卖书还债，维持生命，倘有一筹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这种下策呢！”
朱安对鲁迅是那样忠贞的一个人，永远像不曾被伤害那样去爱，她如何会不懂得鲁迅遗物的珍贵。可眼下同意了不再出售藏书，困境却还在继续。
宋紫佩离开后，朱安仍然拿不到最起码的生活费，她不得不舔着脸给上海的鲁迅好友唐弢先生写信求助：
“因氏近来感受生活威胁，已将衣饰变卖垫用。物价仍在狂涨，素手实难支持，务恳我公顾念先夫生前清白自持之志，垂怜未亡人困苦无依，代与许女士迅筹接济，俾得维持残生。氏亦非无耻不知自爱者，已将古稀之年，老而不死，毫无生活能力，尚需摇尾乞怜......”
朱安信中的一字一句已没有尊严可言，饥饿与窘困剥夺了她的自尊，她活似一个“失奶的婴儿”，坐以待毙或者等待被喂养。
去到这种地步，许广平在上海很着急。为了拯救鲁迅遗属，敬慕鲁迅的朋友们都纷纷行动起来，终于在百般困难的情况下给朱安汇上了钱款。
然而，时间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物价呈几十倍甚至千倍幅度上涨，战后每个人的生活都坏到了糟透的地步。就在这个当口，周作人被捕，朱安就连那点杯水车薪的零用钱也失去了。此时的许广平自顾不暇，对北平方面的物价又不甚了解，所寄去的生活费往往支撑数日即耗尽。再一次，这个等待被救助的孤儿，出现了极大的生存困难。
图 | 朱安（右一）离开绍兴北上前与娘家人合影
“我现在花点钱实在难受，总要你母亲这样费心，但是总实在不经花，又总是不够用。我记得李先生每月送五拾元，还可以够花，现在只买一个烧饼，真有点天渊之别。”
1946年8月22日，朱安在寄给周海婴的信中如是写道。
人老了，记忆总是怀念从前。朱安所说“50元还可够花”的日子需要回光返照到1937年以前，而彼时的物价，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最差的大米，一斤七百元；最差的白面，一斤六百元；小米一斤三百元；玉米面一斤二百元；煤球一百斤，两千六百元；就连烧火用的木柴，也要一斤一百元。
这些物价还是相当保守的估算，因为时下物价多变，货币贬值，百物奇贵。故而朱安每次给许广平写信，都是只能十分羞愧地要求“加钱加钱再加钱”。
她和老女佣王妈两个人一天仅仅消耗两斤粮食，两个人一天两斤，可以想象这已经是节省至饿不死的标准了。再按照时下物价，选最低价格的玉米面（200元一斤）来计算，那么朱安一天就要花400元，一个月下来至少要花12000元。这还没算朱安平时身体毛病看医生的钱，她在写给上海的信中也常常提及自己的身体状况，脚痛，咳嗽，气喘，不时还吐血。
可想而知，朱安的境况有多凄惨。但欣慰的是，因为鲁迅遗属的名头，她并不缺少许多帮助。
抗战结束后，朱安因为“出售藏书风波”一事，享有一定热度，为此她收到了许多社会捐助。比如：北平民强报馆朱学郭先生赠来伪币一千五百元；朝鲜艺术剧团理事长徐廷弼赠来法币四千元；由《世界日报》发起的募捐活动赠来法币五千八百元；沈兼士先生送来法币一万元；国民政府蒋介石派人送来法币十万元。
诸如此类的社会捐款应该还有很多，然而朱安仅收过两笔。一笔是沈兼士先生的，一笔是蒋先生的，前者是因为鲁迅生前与沈兼士交情深厚，后者是因为委员长的意思，难以辞却，故而收下。除此之外，其余一概捐款，她都回应说没有许广平的同意，她都不会接受。
图 | 朱安晚年
表面上看是朱安缺乏主见，事事都要征询许广平意见，但实质上，她的内心很抗拒别人对她名不正言不顺的接济，这也是顾念到了鲁迅的名誉和自己的尊严。所以她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到：“宁自苦，不愿苟取。”
按理说，在饥饿的威胁下，人原本有的架子、顾虑都会让位求生。如若不然，要么就是还不够饿，要么就是想拥抱尊严死去，就像不捡嗟来之食的人那样。那么朱安的“宁自苦，不愿苟取”是属于后者？一个没有赚钱能力的人，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人，还计较尊严，她是愚蠢，还是可敬？
或许，两种立场都没有错，有些人活着本来就没有尊严，有些人死去了却高风亮节。至少在许广平看来，朱安做对了，在回信中，她用“深感钦佩”称赞朱安的做法，又说：“社会要救助的人很多，我们不应叫人费心。”
其实“宁自苦”的人又岂止朱安。朱安拒受捐助，无疑是加重了许广平的负担。朱安的苦从何而来，许广平的疲惫就从何而来。
犹记得当初她只拿到了鲁迅版税就应承下来担保西三条的赡养费，但连绵不断的战火导致书业萧条，根本没有多少版税收入。这么多年来，她只能累昏头去供养平沪两方面的生活，最开始是七张嘴吃饭，后来变成了四张嘴吃饭，却也不见有过一丝轻松。但她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怨言，想来真是多少辛酸尽在不言中。
两个本不甚相干的女人，因为深爱着同一个男人而惺惺相惜，却由于人事复杂，徒生许多挑拨中伤。到底如何给她们的关系下一个定论，朱安在寄给许广平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您对我的关照使我终身难忘”，不需要千言万语，这就足够了。
图 | 许广平的笑容
1947年6月29日，朱安走完了她苟延残喘的晚年，在北平西三条寿终正寝，享年69岁。
她没有葬在爱而不得的大先生身旁，也没有葬在朝夕相处的婆婆身旁，她伶仃地独葬在了一个等待被遗忘的地方。果不其然，听说后来她的墓碑也不见了。也好，死人本来就不需要占地方，就让她当一个自由自在的孤魂野鬼吧，千万不要是念叨了一辈子的周家的鬼了。
她没有不朽的遗言，但她用生命留下了告诫：“我们不能使得男人肩负终身供养女性的责任，因为不知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如果被供养的女性不幸死在男人的后头，这又该是谁的悲哀？”
作者 | 反正没人看，不想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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