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个“记吃不记打”的主。1962年对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前，印度的自信心膨胀。反击战后，印军虽消停了一会儿，但从1963年起，又故态复萌了。到1965年9月，为给处在战争劣势中的巴基斯坦以战略支援，我军严正警告印度，限期3天内拆除非法侵入我境的据点，撤出非法入侵的军人，否则必遭武力清除。
见中国要动真格了，印度立刻怂了。还未等我反击部队就位，印军就赶紧鞋底抹油开溜。不过到了1966年以后，由于当时我国进入特殊年代，印度觉得中方无力西顾，又嚣张地开始执行“前进政策”了。
印军嚣张到啥地步？他们不仅在边境架起高音喇叭，朝中方一侧喊话寻衅，而且从1967年开始，又派兵占领了边境线上的前沿阵地。其中，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乃堆拉山口，印军第17山地师下属的第112旅，竟然在距我军哨卡11米处建工事，各种挑衅活动几乎天天有，甚至朝我境内放枪的事也屡见不鲜。
到1967年9月，印军112旅前沿部队，竟然将他们设置的铁丝网向中方一侧推进，隔几天看中方没啥实质性反应，又派人继续前推铁丝网。驻守于此的11师31团本着“不打第一枪、不主动惹事”的原则，与之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却被印军认为是“软弱可欺”。印方非但没有所收敛，反而更加张狂。
9月7日，又一次越境前推铁丝网的60余名印军，用刺刀刺破了我31团2营6连一班长张代元的脸。张代元大喝一声，用手中的枪拨开了印军的刺刀。旁边两位我军战士见状，立即来了个突刺，将2名仍在纠缠张代元班长的印军手臂刺伤。印军虽然人多势众，但见中国士兵如此勇悍，遂悻悻而去。
这一天的对峙，印军并未能讨得任何便宜。但是，既然见了血，这性质就不一样了。北京接到边防部队报告后，立即作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示弱，绝不吃亏”的批示。31团据此立即作了反击部署。
9月11日7时30分，印军112旅又派出约110人的1个连，由一个中校营长带队，在99、101、102号阵地火力掩护下，企图将其设置在我军1、2号阵地前的铁丝网，再次向我方纵深推移。这拨人抬着铁丝网，兵分南北两路向我军1、2号阵地逼近。
7时44分，入侵印军已接近我1、2号阵地正面及其南侧。他们对我军的反复警告置若罔闻，继续我行我素。在前沿负责指挥的31团副团长武斌，已经预感到当天冲突可能会严重升级，遂命令2营6连3排和机枪2连1排，立即占领1号阵地，2营4连1、2排进入2号阵地严阵以待。稍后，他又令张代元带着他的6连1班，去增援2号阵地前沿。
8时左右，中印两军在我1、2号阵地前沿，发生了械斗。在1号阵地，入侵印军与我执勤哨兵扭打过程中，妄图仗着人多“抓俘虏”。眼见我军一位没啥经验的新战士落了单，机枪2连连长李彦成冲出工事，拔起一根铁丝网桩，抡倒了2名印军，救回了那位新战士。在2号阵地，张代元在打斗中一脚踢倒了一名印军少校。那家伙爬起来后立即带头开枪，并指挥部队向我军阵地发起冲击。
印军少校这一枪，于8时07分打响。几乎与此同时，在我1号阵地前的印军，对李彦成连长实施集火射击的同时，还扔我军投掷了手榴弹。李彦成连长不幸牺牲，另有6位战士不同程度地负了伤。
既然衅自彼开，那我军也不客气了，守在2号阵地上的2营4连1、2排和张代元班火力全开。张代元的搭档，副班长王俊喜在战斗中左臂中弹，没法再托枪了，但他忍着剧痛，用右臂将56式冲锋枪挟持在右腰部实施概略射击，一梭子扫过去，当场击毙了那个率先开枪的印军少校，让这股印军顿时成了“无头苍蝇”。当发现印军99号阵地上出现了机枪支援火力后，2号阵地上的我军立即对其实施压制射击。
守在1号阵地上的我军，不仅以猛烈火力对当面之敌实施打击，为伤亡的战友们报仇，而且还集中了6具56式火箭筒，连续敲掉了印军100号阵地上的7个工事。我军2门82迫击炮随后对印军100号阵地实施压制射击。
失去了支援火力的入侵印军，于8时12分开始溃乱，我军用猛烈火力“一路欢送”。其间，我前沿观察所共观测到印军拖回本国境内，以及遗留在我国境内的尸体共计57具之多。
此战，中印双方投入兵力大体相当于1个连，印军仅顶了5分钟左右就被击败，着实令双方都深感意外。如果将印军这个连的死伤者加起来，可以认为被歼大半，已经不复有战斗力了。
恼羞成怒的印军前线指挥官，于8时15分令印军炮兵第17旅开炮报复。我亚东前指立即令配属的炮兵308团榴炮3营，以及31团团属75毫米无后坐力炮连、迫击炮2连，对印军10个炮兵阵地，采取集中优势火力，一次集中打击1个阵地的方法，狠狠教训了印度炮兵。
此次炮战，从9月11日8时15分一直持续到14日15时，最终以印度炮兵的认怂而告终。在长达78小时45分钟的时间里，我军炮兵共计发射各种炮弹45890发，共计压制敌炮兵阵地8个，观察所2个，指挥所2个，破坏敌工事23处，击毁汽车2辆。
在炮战过程中，我军涌现出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由于指挥所和炮兵阵地间的电话线经常被印军炮火炸继，因此我军不得不用人力通讯这种原始方式保证炮战指挥的顺畅。炮2连通信员庄世文在传达命令途中，腹部被横飞的弹片划开，他忍痛将外流的肠子塞回腹中，一路艰难地爬到炮兵阵地，准确地传达了指挥部的命令。因病在后方休息的炮2连副班长李典智，抱病背着3发迫击炮弹支援前沿，路上不幸中弹牺牲。炮2连连长余俊荣、副连长白恒兴、译电员黄安福均负伤后不喊不叫，悄悄自行包扎伤口后，继续在各自岗位上坚持战斗。
【1967年乃堆拉之战，我方将印军遗弃在我境内的尸体、武器弹药移交印方，要求印方代表签字，印方却借故不签字，想赖账】
9月15日，印度通过外交渠道，要求派人入境运回遗弃在中国境内的印军尸体和遗物。对于这种既能大挫印军军威，又能在国际上揭批印度企图掩盖事件真相的好事，我方自然欣然应允。31团又像1962年那样，早早地将印军遗弃在我境内的尸体、武器弹药集中清点，整理成册。时任11师师长的王巨全、师副政委的魏光中，也于9月16日一早赶到乃堆拉山口坐镇，指挥移交工作。
本来，我方通知印方，务必于北京时间16日12时派人到山口办理移交手续。可是，不知守时守信为何物的印军，直到当天下午14时30分仍没派人赴约。直到我方联络官前往质询，印方这才派出一名叫钱克拉的少校出面应对。好面子的印军军官，竟然以“印度人当然要以新德里时间为准”这样的理由来为自己的失信开脱。
在清点完24具尸体、1挺轻机枪、9支冲锋枪、16支步枪，以及一堆头盔、水壶、弹药包、大衣后，这个钱克拉少校先是借口没带笔，不想在交接单上留下痕迹。接着又想用铅笔签字，企图蒙混过关。在被我方一一戳穿后，最后才无奈地在交接单上用水笔签下了自己的大名。整个过程，被中方摄影机记录在案。交接现场照片及钱克拉签名的交接单，事后都刊载在《人民日报》上，令印度颜面尽失。
不过，印军在领回尸体后，很快便企图在舆论上打“翻身仗”。他们声称，英勇的印度陆军以88死，162伤的代价，让“入侵”的中国军队蒙受了340人死亡、450人负伤的惨重代价。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想到，既然击退了中方的“入侵”，又打得我军如此狼狈不堪，那么战场照片、俘虏、缴获总该是有的吧？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印方始终拿不出这些证据。不过，这并不妨碍那些永远是“选择性相信”的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实际上，中方的伤亡一直是公开透明的。9月11日至14日，我军共牺牲7位干部，25位战士。另有17位干部、74位战士负伤，且绝大多数伤亡发生在炮战中。而入侵印军除了在11日当天被我军前沿观察哨数出57具尸体外（其中24具遗弃在我国境内，迟至16日才被印军领回），另外还通过无线电监听，获知印军在炮击中总计有550人伤亡。这个数据经过不同渠道情报来源证实后，上报给了北京。因此在11师师史中，1967年乃堆拉山口之战印军伤亡总数，确定为60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