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来自东北的小伙刘华奇5年前加入了法国外籍兵团，努力工作、作战勇敢的他迄今已经获得了包括“军人价值”在内的6枚勋章。但刘华奇并不为这些勋章感到骄傲，相反他觉得自己错失了许多应尽的家庭责任。5年的时间没有在刘华奇的脸上留下什么痕迹，但当他回到家中看到父母日渐老去的容颜，却突然想讲一讲他在这5年里的故事，记录一下他在法国外籍兵团的军旅生涯。
2014年，我所在的排去参加中非共和国的维和行动。中非共和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博齐泽的政权被“塞雷卡”武装联盟推翻，在博齐泽出逃后，他的家乡出现了一支以他的名义组织起来“反巴拉卡”武装组织。“反巴拉卡”组织只有500人左右，配备的武器包括砍刀、弓箭和一些枪管都弯了的ak47。原本在非洲腹地的这群散兵游勇不会有什么影响力，但在现今这个网络时代情况就一样了，“反巴拉卡”成员拍了很多视频放到网络上，其中有一个视频是一名黑人武装人员，身上挂着个90年代的大收音机，挎着一支半自动步枪、一具RPG火箭筒，手里拎着大砍刀，表情丰富地进行说唱表演。还有一个视频里“反巴拉卡”武装人员模仿“CQB”（室内近距离作战）作战训练，从头到尾滑稽极了。这些视频在网络上获得了很高的点击量，让外界知道了非洲有这样一群人存在。但后来有一个视频引来了联合国的关注，在这个视频里，“反巴拉卡”成员详细记录了把受害者杀死然后烧熟吃掉的过程，让世人为之震惊。
在动荡不安的非洲，许多国家的教派武装冲突频发，一个国家内可以形成几十个政党相互攻击。而政府能实际统治的范围通常只限于首都，在政府管理鞭长莫及的地方，村长、巫师以及各种宗教组织、民间组织进行事实上的自治管理。地方上也没有健全的法制，通常用私刑解决问题，比如把偷车贼套上轮胎烧死，把偷东西的小偷活活打死。处死刑的手段也很残忍：几十个人围着小偷用石头锤子砍刀一下一下把人打到昏迷，再用刀挖去双眼和或者割掉下体。奄奄一息的小偷有时候会被扔在原地等死，有时候就直接被活埋了。在许多非洲国家至今保留对女童实施割礼的习俗，他们认为这样女孩长大成人后就无法在性爱中获得快感，于是就会保持对丈夫的忠贞。至于吃人，在原始荒蛮的非洲腹地其实并不罕见，这种吃人行为并非为了充饥，而是表达仇恨与愤怒。以往的吃人事件只是传言，但这次网络上流传的吃人视频影响实在太大了，终于让联合国无法坐视，于是决定向中非共和国派出维和部队。
我当时在法国外籍兵团第一骑兵团，我们部队被指派去非洲执行维和任务。出发前先经历了一轮严格的选拔，很多人被淘汰了，比如一个在射击训练时把子弹装反了的士兵，还有一些总抱怨传播消极情绪的人。而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以优异的表现通过了选拔。
在非洲腹地执行军事任务是非常辛苦的。到达非洲的第一周里我们每日每夜赶进度，不停地配发武器、装备、车辆，因为许多武器装备并不是随身带去，而是在当地联合国维和部队基地领取的。我们的军营设在一个机场旁，在这个几千人的军营里，光是每次换岗交接的工作量都很大。
到达非洲的第二周，我们排就被派遣到最前方的火线。因为我们排是装甲侦察部队，拥有火力和机动优势。在法军的作战条例里，我们这样的装甲侦察部队被排在特种部队之后，特种部队一般被用于敌后侦察，而我们装甲侦察部队的任务则是行进在火线上为后续部队开路。法军里很多伞兵和步兵对我们很反感，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兵龄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而我们的兵龄是在坐装甲车里开出来的。但实际上装甲侦察部队在战斗时所面临的危险很高，说的不好听其实就是消耗品，要是我们遭到了敌军伏击或者不小心踩到了地雷，跟在后面的大部队就有应变的时间。
我们被派去的地方，是一个村子旁边的临时营地，里面有一队工兵，几队步兵和伞兵，一个医疗站，一队补给卡车，各式各样的兵种在这里联合行动。在最前线还有一个哨卡，哨卡卡住了中非南北交通的一条重要的公路。所谓公路其实就是一条土路，路况很差，经常有卡车翻车，但至少这条路的宽度可以通行卡车，中非共和国的南北陆上交通运输就靠它了。哨卡以北直到乍得的大片土地是“塞雷卡”武装的占领区，哨卡以南是法军和联合国控制的地区。如果“塞雷卡”武装有任何军事行动，他们的人员和车辆都必须通过这条公路才能南下，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永远有两台90mm的突击炮和一小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守着这条公路，并且在敌军进攻时坚持15分钟等待后方增援。在西方战争理论中，空间并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时间才是，时间过了再也抢回不来了。
我们20几个人分成两组，一组在前线守着，另一组在后方的哨站休息。而所谓的休息也就是四个小时睡眠，因为我们还要承担临时营地的保卫工作和外围巡逻任务，回到临时营地后还要保养武器和车辆。我们的旁边就是“塞雷卡”武装人员控制的村庄，村庄周围有一些零散的部落，不少“反巴拉卡”游击队员在部落活动。不过对我们来说只要这两波人之间不交火，我们就根本不管他们。
在我们驻扎临时营地的前几天里，村子里每天都有人横死，村落之间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打起来。有一次的事态最严重：一个村子的人抓了另一个村子的人，把那倒霉的家伙打得半死，半个脑壳都打没了，人只剩下一口气。另一个村子的人要来屠村复仇，这边的村长找我们求助，于是排长让村长把女人小孩都组织起来藏好，村里的男人留下守夜。同时我们的人把装甲车熄火，藏在村子里开着夜视仪和红外望远镜，等着对方村子的人来进攻。村长拿着全村唯一一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鸟铳，不过最令我担心的就是这把鸟铳，因为不知道它会向哪个方向射击。那天半夜，对方村子的人果然来了，摸进村后却发现了荷枪实弹的侦察兵和装甲车，于是立即撒腿就跑。我们也没有追，对维和士兵来说，这种状态下任何一发子弹都会引发一堆的法律问题，对我们来说还是回去睡觉比较重要。
刚进驻这个临时营地时也闹过很多笑话，比如不熟悉情况的排长带着一队士兵出去侦察，缴了一个村里“塞雷卡”武装人员的武器，却被赶来的更多的“塞雷卡”武装人员包围，最后排长非常狼狈地退了出来。我们到达临时营地后的第七天，“塞雷卡”武装人员在附近的教堂制造了一起屠杀血案，上级决定派出大部队对“塞雷卡”武装人员进行清剿。这次交战中“塞雷卡”武装人员死了十几个人，被抓了五六个，一辆焊着无后座力炮的皮卡车被法军缴获。值得一提的是，战斗中一名华裔伞兵中士领着他的小队冲锋时，用反坦克炮炸碎了一名敌军士兵；另一名华裔一等兵，用狙击步枪击杀了正在向装甲车发射RPG火箭筒的敌军士兵，另一个“塞雷卡”武装人员被这个华裔狙击手打伤肩膀后，跑到了无国界医生那里寻求救治，最终不治身亡。在中非共和国活动的无国界医生小组通常是一名白人女性，带着几个黑人急救员作为助手。这些黑人急救员技术粗糙，打针水平都是“李十针”的手法，要很多下才能扎中血管，但有医务人员的存在对这片土地来说就是个重要的心理安慰。法军的军医平时只会开止疼片，但在中非共和国驻扎的时候也经常去村里给那些下巴上长瘤，腿上长蛆的病患开刀。
当大部队清剿“塞雷卡”武装的时候，我们小队正在最北的哨卡负责阻断敌军支援，我在那里扼守了公路76小时，从电台里听到了上级指挥作战的全过程。战斗结束后，“塞雷卡”武装人员的尸体被整齐地排在院子里，用于清点和消毒处理，“塞雷卡”的俘虏被收押，武器被销毁。几天后，一名“塞雷卡”指挥官带着一小队武装人员，开着两辆皮卡在法军直升机的监视下，从北方通过哨卡来接回俘虏，我们小队的任务变成了护送、监视这名指挥官的行动。那天我所乘坐的装甲车处于车队最后方，我是车顶机枪手，一路上用上了膛的通用机枪瞄着前面的“塞雷卡”武装人员，沿途的村民纷纷从房子里出来，双手举过头顶向我们致谢。清剿完“塞雷卡”武装后还有小孩来我们的哨卡跳舞，我们会偷着给他们些吃的。虽然禁止出售军粮，但我们对行军口粮的口味实在是受够了，都会用行军口粮去取换些水果。
北部缓冲区内“塞雷卡”重要的营地被清除完后，我们也从临时营地撤到原先的军营休整。法军的休整是“在休息时瞎整”，他们会盖个凉亭喝酒，或者弄个户外健身房什么的。法国军队的轮休传统是从一战时期开始的，在每年11月11日法国军官都会自豪地讲：“在xxx战役中我们创造了一条壕沟里的补给线，这条补给线不仅给前线的士兵补给食物弹药，转移伤员，还让法军士兵可以在世界大战时可以回家探亲，他们会自豪地说这条补给线是世间无二的。”
回到军营后，终于洗净了身上的土，吃上了正常的饭，睡眠虽然不多，但精力还是充沛的。还连上了wifi，每个月有2个G的免费流量。我们排因为机动性强经常充当快速反应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是根据局势的需求，要求快反5、10、15、20——也就是在警报响起时5-20分钟不等的时间进入战斗状态。指挥部门会根据特种部队和情报部门传回的信息，综合分析后向我们下达快反几的指令。对我而言，快反5分钟是指只能穿鞋睡觉，快反10的话可以脱鞋睡觉，快反15分钟能脱上衣睡觉，快反20的话不光能脱裤子睡觉起来后还能洗个澡。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在快反10或快反20的状态下待命。
直到有一天突然实施快反5，我们就开始紧张了。法军部队一直遵循信息隔离的原则，发生了什么事情，上面不会说，但上级越是保密，下级的嗅觉就越灵敏。实施快反5的那天我们接到一个指令，要求快速到达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的一条街道。
班吉的这条街道在我们平时巡逻时很热闹，路的两边是集市，有人卖发臭的鱼，有的人卖不知道什么的野物。我还看到过有人把骨瘦如柴的牛塞进小轿车的后备箱里，被扭曲捆绑着的牛痛苦而虚弱的眼神让人不忍直视。这条街上还有加油站，所谓的加油站，其实就是一个小摊，上面放着一瓶瓶装满汽油的矿泉水瓶，路过的摩的司机交钱后可以拿一矿泉水瓶汽油给自己的摩托车加油。班吉的摩的经常载着5、6个人，而一台5座出租车可以装10-15人，还包括他们的行李。
可那天上午路上却一个人也没有，空旷的街道让我们觉得后背发凉。我们把装甲车停在安全的位置，等待上级的命令。过了一阵子，街道上突然冲出一群人，其中大部分是小孩，他们开始向我们扔石头，我们赶紧撤退。回去后我们听说守在旁边街区的法军士兵里已经有人中弹了，不过还好子弹只是打穿了子弹夹，嵌在防弹衣的侧板上。
第二天我们又接到了同样的任务，还是在同样的地点。由于前一天已经被袭击过，这次我们更加警惕。不出所料袭击再次发生了，但这次不是小孩和石头，而是骑着摩托车的武装人员和满天乱飞的子弹。这一天的战斗过程我其实不太想回忆，就像《比利林恩的中场休息》里说的那样——“这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
但那天的故事在军营里被传得天花乱坠，有传言说我当时拿着反坦克火箭炮准备屠村，有人说我捡起了一个冒烟的手雷扔回了院子等等，说到后来，新兵来了听说这些故事都以为我是个超级变态。
那天真实的情况是：当时我们的位置在一个十字路口，我所乘的装甲车和排长的装甲车顶在车队最前面，排长和他的机枪手正在对前方路上的敌人扫射，我的装甲车负责保护排长装甲车的侧面安全。我负责操控车顶机枪，偶尔对着敌人放两枪，而我的车长已经吓得钻进了车里，只会不停问驾驶员“我要不要开枪”。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我听到旁边的院子里响起了脚步声，随后一颗拉开了弦的手雷飞了过来，冒着烟砸在了我的车前盖上，又滚落到了地上。因为我的个子大，再加上身上的防弹衣、电台、武器这些累赘，根本就没有时间躲回车里，我只能绝望地在电台里大喊：“手雷！”万幸的是这颗距离我不到3米的手雷没有爆炸。惊魂未定的我掏出了枪榴弹，准备一旦有敌人从院子冲出来时可以报复一下，可这时我们后方两台法军装甲车开始向前方射击，在那样狭窄的街道上，没什么事情比夹在两条机枪火舌之间更危险的了。我的装甲车开始向车队后方后撤，在摇晃的车顶我也没时间把枪榴弹上膛，只能一直捏在手里。那场战斗里我不是什么战斗英雄，也不是大家传言的什么杀敌狂魔，我只是个幸运地活下来的士兵。
那天之后在中非共和国过的日子变得比较平淡，我经历过一次监狱暴动，还在巡逻的路上被武装人员伏击过，不过都是无惊无险。虽然在战区的生活让我当时的内心世界变得灰暗，但也让我明白了我一直以来追求的所谓“强壮”并不是胳膊上的肌肉，也不是手里的枪，更不是你可以杀掉多少敌人，而是有人因为我而活着，有人可以因为我而活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