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首付比例那么高，炒房可以用的杠杆越来越少，那炒房本身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一位从事房地产投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不过，让炒房者们望而却步的，可不仅仅是“无钱可贷”这么简单，在购房资格、资金门槛、交易时间、交易品类等方面的监管严控也给炒房行为带来了极为巨大的压力。
2016年国庆前后，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率先出台限购、限贷、限价新政，提高购房门槛，意在冻结市场，此后多个环一线的二三线城市跟进;到了2017年，政策再次升级，延伸到三四线城市，河北涿州、浙江嘉善、安徽滁州等多个市、区相继出台或升级限购、限贷政策。
几乎同步，在限购、限贷、限价的手段之外，限商与限售政策也被制定：从北京开始，各地相继发文清理整顿商办类项目，严格限制了其改居住用途以及转让、分割销售等方面的条件;而限售制度也在各热点城市，明确了新购买住房需取得产权证后满一定年限方可上市交易。
至此，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商“五限”已齐，从一二线到三四线，国内楼市全面进入深度调整时期。炒房者彻底进入无房可炒、无钱可贷、无人接盘的“三无”境地。
活跃在深圳房地产投资圈、已小有名气的郎先生(化名)在与记者的交流中表示，不方便透露手中持有的房产数量。不过，他也坦言，已经一年多没有交易了。
一位从事二手房交易并与职业炒房者有较多接触的林辉(化名)看来：这一轮上涨之后，炒房的门槛已经大幅提高，加上政策对交易时间进行了严格限制，投资房产的空间变得十分狭窄，普通人投资房产的意愿大幅下降。
回归居住本源的房屋、没有疯狂转手买卖的市场，这样的现状或许才是楼市的最常态。而在这样的常态下，除了炒房客之外，最难以适应的恐怕便是开发商与房产中介了。
链家地产此前发表声明称，截至今年5月，已累计关闭近87家门店。其预计，北京今年约有400余家中介店面关闭，占比将超过7%。而记者走访多家房产中介后也发现，门店几乎没有客户。“这个月没有开单，有同事都离职了。”一位业务人员吐槽。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路边密密麻麻的房产中介曾是此前楼市火热的最大受益者。而事实上，一部分的地产中介与开发商，在上一轮的楼市投机疯狂之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追求利润与去库存的开发商、高度依赖交易量的房产中介，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下，不惜采取违规行为，煽动消费者购房，推高房价、刺激成交量，真正成为炒房者的“羽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