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过去十年最难的一年。
然而，对比其他行业的萎靡，以字节跳动、拼多多、美团等为首的年轻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却纷纷按下“加速键”。和传统实业企业相比，除了市场份额、营收等商业价值以外，他们似乎更喜欢强调企业的使命、愿景，与社会紧密绑定。
人们看到，那些40岁出头的年轻“大佬”们在慈善公益方面屡有大手笔；人们也在观望，他们究竟是在作秀还是有更为长远的布局？
公益慈善作为战略布局
“如今不拿出几个亿出来做公益，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互联网公司。”
近年来，以腾讯、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开始越来越深入公益行业，字节跳动、美团、拼多多等新兴互联网企业也不甘示弱。中国互联网大佬们的公益事业被推向一个新高潮。
有人说，在互联网行业竞争白热化的今天，“公益”是为数不多能让这几家巨头坐下来好好聊聊的事情，这在年初的“战疫”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2020年1月29日，浙江大学宣布，联合拼多多成立浙江大学病毒感染性疾病防控专项基金，基金规模为1亿元人民币。当日，基金会宣布成立基金管理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负责基金后续管理以及资金使用。
此次捐赠款项将专项用于支持病毒感染及呼吸道传染性疾病防治，特别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支援保障和科学研究等，包括为疫情严重地区医院配置医用物资，奖励有突出贡献的医护人员，以及用于病毒感染及危重症医学防控研究等。
随后，拼多多宣布向湖北捐赠100万只医疗专用口罩、2万套防护服、20万只医用手套，以及30吨德国进口医用消毒液等物资，用以缓解当地医疗物资极度欠缺的困境。
美团则公布，捐2亿元设立医务人员支持关怀专项基金；字节跳动捐2亿元设立医务人员人道救助专项基金；好未来设立1亿元抗击疫情专项资金，用于保障一线医护人员的健康和“停课不停学”工作，包括为全国500多所中小学提供免费线上直播方案……
新兴的互联网企业在此次疫情中，用最直接的手段开展救助，充分调动了各方资源，成为疫情防控公益救助的重要力量。
字节跳动7月下旬提供给《中国慈善家》的最新数据显示，疫情期间，该公司资金累计捐赠4.46亿元，资助了3733名的医务工作者。
如果说在新冠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中，并不能体现一个企业在慈善公益领域的常规动作，那么对于字节跳动、拼多多、美团等如今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他们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长远布局，更值得关注。
7月1日，拼多多创始人、董事长黄峥宣布，将正式成立“繁星慈善基金”，并连同创始团队捐赠名下拼多多2.37%的股份，其目的是推动社会责任建设和科学研究。
当天，黄峥宣布不再担任拼多多CEO一职，由公司联合创始人、CTO陈磊接任。
有分析指出，这并不代表黄峥从拼多多退休，而是意味着他将在具体业务之外，致力于更宏大的格局，着眼于更长远的目标。
关于繁星慈善基金的成立，拼多多回应《中国慈善家》称，这并非是一项突然做出的决定，而是早在公司的计划当中。该基金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运作管理，为不可撤销的慈善基金，保证慈善基金的所有资产全部用于公益用途。
此前，在拼多多的招股说明书中，黄峥就表示计划成立一个私人慈善基金会，并捐出个人所持有的约2.3%的公司股份以支持这一基金会——这一承诺是有具体实现时间的。
2018年6月，拼多多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IPO申请书。2018年7月，拼多多在上海、纽约同时敲钟，正式登陆纳斯达克。
根据对外披露的信息，黄峥承诺成立的私人慈善基金会，其宗旨除了为有紧急需求的员工提供支持之外，就是“为促进与我们的价值观、信仰和愿景相一致的企业社会责任而努力”。
媒体在对拼多多的招股书和上市的消息进行报道时，大多数都提到了黄峥捐赠的内容。
招股书是企业上市的重要文件之一，具有法律属性，真实、准确、完整是对其最基本的要求。在美国上市的拼多多受到美国《证券法》的规制，该法规定，一旦注册声明书任何部分在其生效后有对重要事实不真实陈述或疏忽陈述要求陈述的，或需要使该陈述不产生误解的重要事实，任何获得该证券的人，可以根据法律或衡平法在任何有管辖的法院提起诉讼。
7月22日，拼多多相关人士对《中国慈善家》表示，目前，繁星慈善基金刚刚成立，还没有具体对外可以透露的内容。
在2020年致投资人的信中，黄峥写道，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理解和珍惜宝贵的青春。我们越发意识到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需要证明我们这一代人与时俱进并和与以往不同。在这个新世界中，新物种和新生物必将诞生并茁壮成长。
他强调：“我们将更加坚定地投资未来，努力建设面前的新世界。在这新世界中，我们的美好旅程才刚刚开始。”
投资未来、建设新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种，黄峥的选择是投身慈善事业，将自己的精力与思考更多地投入拼多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
7月13日，穿着白衬衫的黄峥出现在央视《新闻联播》的画面里——在政府高层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上，黄峥作为企业负责人在会上发了言。
当日，拼多多股价上涨1.12%，报88.280美元，总市值为1057.26亿美元。
天然优势
疫情期间，小刘每天早上都会拿到一份申请字节跳动医务救助基金的医务人员名单，随后需要逐一电话沟通：确认是否做了核酸检测，是否确诊，申报材料是否完整……
小刘是该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每天，他和五六名同事夜以继日地重复着上述的工作。作为一个“又宅又社恐”的互联网人，小刘说自己原来每个月打电话不超过十分钟，但看到申请表上经常出现不完整的信息，想到这会直接影响申请的成功率，小刘只能硬着头皮，当起了电话联络员。
申请者中，有些人只是想试探真假，还有些人纯属恶作剧，比如有人留下了刘德华的名字。小刘致电申请者时，有人直接挂断电话，发短信也不回，还有人以为遇上了“骗子”，直接报警。
但不管怎样，这个基金还是帮助了许多困境中的医务人员和他们的家属。
“医务基金致力于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国一线医务工作者提供人道救助，并且通过红十字基金会运作基金，直接将救助金发放到医务工作者的个人账户，希望最大程度地发挥为医务工作者或其家属保驾护航的作用。”字节跳动公益部总监乔栋告诉《中国慈善家》。
乔栋介绍说，该基金资助的一名殉职医生，其妻子有慢性病，医生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他不幸去世后，该基金100万的捐赠对他们家庭来说非常重要，一部分资助款用来给医生的遗孀治病，一部分用于孩子的学费。
这个医务人道救助基金始于2020年1月25日，是由字节跳动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2亿元发起成立的。2月27日，医务人道救助基金新增捐款1.41亿元，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2月20日以来超过2.6万名字节跳动员工自愿向基金捐款，加上公司1 : 1配捐，截至2月27日累计捐赠3162万元；二是源码资本、大朴资产、亿腾医药、盛景嘉成等19家企业和36名个人的社会善款，累计超过1023万元；三是字节跳动创始人兼CEO张一鸣个人捐赠1亿元。
作为字节跳动旗下的项目，这个医务救助基金会充分发挥了字节跳动的平台优势。通过今日头条、抖音等平台上的申请H5，被感染的医务工作者或者其亲属提交基础申请材料；医务人道救助基金办公室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随后由基金管委会终审，最后向社会公布资助名单。
对于字节跳动医务救助基金在后疫情时代的发展，乔栋说，后续会持续关注医疗卫生领域，一方面邀请更多医生、专家等入驻今日头条、抖音等平台，为大众普及医疗卫生知识；另一方面与国家医疗机构合作，联合应对突发疫情等，做好信息分发。
7月中旬，在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南都基金会、陈一丹基金会共同发起的2020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超过3000家公益组织和机构共同商议中国公益的未来。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爱文在会上表示，疫情极大地凸显了互联网的价值。
陈一丹在回顾这场大考时表示，他更在意的是，疫情之下很多人因情绪驱使产生感性公益行为，通过互联网公益平台与“公益慈善数字化”组织能力，转化为理性的思考和持久的习惯。
最初，疫情切断了民众与武汉的联系，信息渠道被堵死，加之红会的低效也引发很多质疑。互联网公司迅速利用自己的业务和组织能力，完成与前线的各种对接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医务人道救助基金连续64天，每天审核、公示受助名单并拨款，这打破了红基会、甚至字节跳动公司自己的很多惯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邓国胜认为，互联网企业做公益具有天然的优势。传统企业做公益更多的是采用线下模式，公众的参与度有限，而互联网企业可以极大地降低参与门槛，透明度也要大大高于传统企业。
联手公益组织破壁
作为教育行业的互联网巨头公司，2020年6月30日，好未来发布了2020财年业绩。报告显示，公司净亏损为1.102亿美元，这也是好未来集团美股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
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2002年，好未来创始人张邦鑫在北京上学，为了能赚点零钱贴补学费和日用，干起了家教。虽然研究生专业是生物，但是他最擅长的辅导科目是数学。从一个孩子到一群孩子，再到租下办公场地，逐步扩张家教帝国——2004年网站正式上线运营；2010年，好未来直奔纳斯达克上市，成为继新东方之后的第二家美股上市企业，张邦鑫也成了纽交所最年轻的敲钟人。
2013年，好未来教育集团出资200万元发起好未来公益基金会，成为教育培训行业设立的首家非公募公益基金会，以“帮助更多人平等享受教育资源”。该基金会的设立被认为是好未来对公益之路的总结，也是对未来公益事业寄予厚望。
今年5月13日，好未来公益基金会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共享好未来”公益项目在京启动，该项目旨在借助好未来“希望在线”教育公益平台，为贫困地区免费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助力教育均衡发展。第一批项目将落地在重庆市彭水县、贵州省威宁县等10个国家级贫困县。
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表示，“共享好未来”公益项目发挥了教育信息化在教育扶贫中的独特优势，是公益组织与互联网企业在教育扶贫模式上的一次创新之举。
《中国慈善家》注意到，官方公益组织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并非第一次。比如字节跳动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2亿元成立的医务人道救助基金，也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分析认为，传统的公益模式存在信任的灰色地带，其关键问题是受助方、捐赠者、公益机构三方没有办法建立连接，信息流通不畅，而互联网能够将信息打通。
在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公益慈善论坛上，字节跳动副总裁张羽表示，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壁垒，为社会各界参与公益创新提供了新的通道和新的思路。
“只有用互联网技术赋能公益，才能真正让公益项目高效率、大规模、可持续。”张羽举例说，“头条寻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互联网赋能公益的项目，借助“互联网+”精准的地域弹窗技术，对寻人或寻亲信息进行定向地域推送，来帮助家属寻找走失人员，也帮助在救助管理机构的疑似走失人员寻找家人。
张羽表示，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壁垒，通过技术和产品，在规则和模式上降低了公众参与公益的门槛，真正实现了人人可及。
一边赔钱一边大手笔做公益
7月27日，财富中文网发布了2020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拼多多首次上榜，以301亿元的总收入排名第321位。
但在2020年财富中国500强亏损排行榜中，拼多多同样位列其中，以69亿之多的亏损数额高居榜单第三。
当前的拼多多获得了资本市场的高度青睐，用户数量超6亿，市值一路飙升。创业仅5年的拼多多可谓成绩斐然，但这背后总逃不了两个字：亏损。
在拼多多公布的2019年财报中，平台过去12个月的GMV虽然达到10066亿，亏损也高达近70亿。
拼多多所走的路在电商界十分常见，即高额补贴，烧钱抢市场，再拿流量去变现。这条路常有人走，但拼多多走得格外引人注目。
“互联网企业本身的待征就是账面上看它是处于亏损状态，但它的市值越来越高，这会使得它对未来充满信心，让它即使在亏损的情况下也敢于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邓国胜对《中国慈善家》说。
在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看来，互联网企业追求客户聚集效应，投资者对它的投入都是看好它的未来和趋势，它的模式就是往里砸钱，用现实的账面无法衡量其优劣。所以，看一个互联网企业更多的是看它的前景，而不是眼下。
一边赔钱一边大手笔做公益，在互联网企业中并不鲜见。比如近年发展迅猛的美团，已经占据了外卖市场的半壁江山。但公司去年财报显示，2018年美团亏损高达1150亿元，这也让美团扣上了“亏损王”的帽子。
2017年10月19日，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美团点评宣布完成新一轮40亿美元融资，创始人兼CEO王兴表示，“完成此轮融资后，公司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社会企业阶段。”
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一个商业公司和社会企业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邓国胜认为，“社会型企业”和“社会企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说是“社会型企业”，因为都会客观上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而“社会企业”成立不以营利为目的，它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企业是近几年源自英国的一种企业形态。简单说，它是从事公益事业的机构，通过商业活动和市场机制，维持自身高效、可持续运转。
如果说一般类型的企业是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那么社会企业则是以盈利为手段，借助企业所得帮扶弱势族群，解决社会问题并回报社会。
无论如何，这个美好的愿景也是公司的发展方向。2018年11月16日，美团发起成立了美团公益平台“北京美团公益基金会”，业务范围包括资助贫困学生就学、贫困学校基础设施改善、贫困病患就医、自然灾害救助、贫困家庭和困难老人解决生活困境。
2019年“7〜17"骑士节上，美团配送联合北京美团公益基金会共同发布了袋鼠宝贝公益计划。作为国内首个关注外卖骑手子女的公益计划，袋鼠宝贝公益计划为全行业的外卖骑手子女遇到的大病、意外伤害等困难提供公益帮扶，来自美团、饿了么等全行业外卖平台的骑手，只要符合相应条件即可申请。
去年以来，美团公益联合美团酒店、外卖、门票等业务和商家携手推进“美团公益商家计划”，通过创新公益产品、融合公益场景、推进行业公益、倡导联合公益等维度，营造公益慈善文化氛围，实现商家线上订单捐赠、线下场景与公益结合的多元参与，带动各类生活服务业商家参与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让他们成为公益慈善事业的新增力量。
2019年上半年，美团的业绩逐渐开始扭亏为盈。根据美团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团营收为191.73亿元，净亏损为10亿元；第二季度美团营收为227.03亿元，同比增长50.6%，其中净利润达到14.9亿元，这是美团业绩首次实现盈利。
2020年《财富》榜单中，美团扭亏为盈，以22.39亿元的利润排在102名。
务实之选
“社会的痛点就是公益的起点。"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陈一丹说。而美团CEO王兴在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的表述是：“社会的需要就是企业的机会”。
两位“大佬”的说法放一起读，就会发现异曲同工，互联网企业的公益版图，不再是一句口号或者情怀，而是变成了业务发展的必然趋势。
王兴用十年证明了自己的论调：“吃”永远是社会刚需，自然也是企业最大的机会。美团网的第一单生意就是红酒，通过“吃”来吸引、服务并留住用户。随之将“吃”延伸至更多领域，从一个只做团购的网站发展成为逐渐覆盖了从外卖到出行、差旅、娱乐、购物等全场景的生活服务平台。
美团通过满足社会需求实现自己商业抱负的同时，也在用核心业务推动社会进步。王兴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我们应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创造社会价值。”
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公益平台，在中国的发展已有12年时间。2008年的汶川地震，互联网首次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网上赈灾捐款开始发挥高效作用。当时，阿里巴巴集团为汶川抗震救灾捐款和筹款为4744.7万元。其中公司及员工捐款594.7万元，公司设立灾后重建基金2500万元，通过阿里巴巴集团平台募集资金1650万元。
此后的12年间，以阿里巴巴、腾迅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开始越来越深入公益行业，随后又有拼多多、美团等互联网“新贵”的加入，出现了各具特色的互联网公益平台，并将公益机构、企业、公众乃至政府有效连接在了一起，推动中国公益呈现出“全民参与”的蓬勃发展态势。
贾西津认为，互联网企业的公益模式更加具有商业和公益的融合特性，它的公益就是能带来流量，会促进商业；而商业里又夹杂着公益属性，比如商业里的社会价值投资。
“互联网给大众提供了参与式公益，打破了“捐赠者、基金会、受益者”三方公益模式，实现了无门槛参与。正是这样的特点，使得商业的公益的融合变得更加容易，甚至已分清彼此，即赚钱，又有很强的公益性。”贾西津告诉《中国慈善家》。
因此，“科技向善”已经不只是一种情怀，而是成为互联网企业的重大战略。有意识地将公司的战略布局甚至核心业务，与行业发展以及公益结合在一起，其实是务实之选，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最优选择。
不难发现，当前企业的商业活动与公益事业深度绑定，甚至公益事业是商业价值的顶峰，那些能解决社会难点、痛点问题的企业，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今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中表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在完成商业使命的同时，把对社会的理解及专业能力投入公益事件，同时扮演“社会企业家”的角色。“生产满足社会需求的产品，通过产品获得消费者和社会的认可，是企业家最重要的本意。同时，通过公益行为来获得国民的喜爱，也是一种获得认可的欲望。”
可见，互联网“商业+公益”的模式已经逐渐清晰，公益活动与商业行为不再是排斥关系，公益也是互联网公司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更深一层的商业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