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全国有乡村医生79.2万人，比2018年减少5.3万。
父亲是第一代赤脚医生，在缺医少药的年代，为当时9亿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医疗服务。
曹存才怀着理想主义接班后，有过一段荣光时刻，但到现在，年龄、学历等因素成为挡在面前的一道坎。
如今儿子也想再接班，但已属无奈之举。
祖孙三代的人生故事，是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从辉煌到没落的历史缩影。
“给我一盒布洛芬，最近偏头痛又犯了”。
一个35岁左右、身穿衬衣制服的女士走进诊所，说话时，眼睛直直地望向药架，并没看医生曹存才。曹存才起身，拿药、扫描、收账，女士转身走了。
2020年8月1日，这不到1分钟的过程中，这位女士根本不像在面对一位医生。曹存才说，现在人来买药都不过问他，“以前是医患合作，现在是顾客至上”。这一天，诊所一共来了四个人，一整天流水27元。
曹存才是陕西商洛市山阳县中村镇梅岔村的村医，相比于中村镇上的这间诊所，10分钟左右车程外的梅岔村卫生室更是冷清。前一天曹存才在那里留守时，除了邻村一位老人找他闲聊，其余时间无一人光顾。
看病的人太少了，全村人口不过1140，青壮年都出外打工了， 留下的不到一半，而且县医院距离梅岔村只有1小时左右车程，“有点病就去县医院”，曹存才说。
病人少了，医生也在减少。截至2019年底，全中国有乡村医生79.2万人，而2018年还有84.5万，1年减少5.3万；2012年时有102.3万人，7年减少了23.1万人。
山阳县共有村医533人，41-60岁的占57%， 60岁以上的占13%；中专或相当于中专水平的占62.3%，没有学历的占30.3%。呈现出学历偏低、年龄偏大的特点。
乡村医生的前身——赤脚医生——在最辉煌的时候有接近500万人。在缺医少药的年代，他们为当时9亿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到了现在，学历、年龄等等因素成为挡在面前的一道坎，并随之带来收入、养老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曹存才的父亲和已去世的妻子也是村医，儿子也想当村医，他们祖孙三代的人生故事，是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从辉煌到没落的历史缩影。
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
出西安市，沿高速路往东南行驶150公里，便是山阳县。从县城出发，沿219乡道折入秦岭深处，一路向东40公里，便到了中村镇。
52岁的曹存才从1994年开始在距中村镇8公里左右的梅岔村行医。他个子不高、很瘦，操着浓重的陕西方言，开着陕A牌照的白色捷达——这是5年前，小儿子在西安为他购买的，出诊路途遥远，汽车是比摩托车更安全的代步工具。碰上汽车到不了的人家，便下车步行。
曹存才的父亲曹贤文今年81岁，17岁开始在村里行医。小学毕业的他当年算得上村里的文化人，医术全靠自学。如今，他还声名远扬，常有邻县的私家车来接他去看病，诊疗费看个人诚意，一条烟，一瓶酒都行。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作出指示，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从此以后，依托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国大力培养半医半农的卫生人员，被称为“赤脚医生”。
曹贤文不会骑自行车，不管多远都靠步行，很多时候，出诊回来天都黑了，只能借着月光走，行至某个山坳处，听见远远近近地狼嚎，心里发怵，山里常有野猪出没，猛然窜出来，也把人吓得不轻。
20世纪70年代，曹存才十来岁时，常常跟着父亲出诊，他记得一回，父子俩在苍茫的群山之中上坡下坡，一连翻了7座岭。这期间，赤脚医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近500万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当时卫生部拥有的卫生人力总量。
卫健系统一位业内人士说，最高潮的时候，有文化的青年从一个生产队选出来，送到县里卫校培训半年左右，回去就当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以慢性病和一些常规性的公共卫生项目为主，急诊、急救也是重要工作，例如吃东西卡住、心脏骤停等等，能够及时抢救。
跟着父亲出诊的期间，医学能够给农民带来福祉的信念也慢慢根植于曹存才的内心，他记得，一个不知为何蜷着腿的小男孩，经父亲诊治半年后，竟慢慢站了起来，后来恢复了行走，还娶了媳妇，生了三个娃。
曹贤文常教导儿子，有两个职业最受人尊敬，也一直被需要，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教师。曹存才深以为然，他在心里默默立下志愿，希望跟父亲一样，当一名医生。
上世纪80年代，农村集体经济解体，合作医疗制度随之瓦解，曹贤文从一名“赤脚医生”转变为“乡村医生”。
1994年，曹存才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了梅岔村的村医。
△ 曹存才和父母。以下图片均为杨媛所拍摄。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旧日荣光
1990年曹存才考入山阳县卫生职业学校，是该校招收的第一届学生。1994年毕业时，由于实习期表现出众，曹存才留在了山阳县中医院做内科医生，是一次死亡事件让他决定回到家乡。
当时一个村妇即将临盆，他前去接生，发现产妇的宫缩不明显，还有无痛性出血的症状，他判断村妇很可能是前置胎盘，遂建议送往县医院，但村妇的爷爷是当地的赤脚医生，自作主张，只将老树皮烧成灰兑了糖水给产妇喝，未采取更多的救治措施。
当他再次收到通知时，产妇已经大出血死亡。这个惨烈的场景让曹存才深受触动，原来赤脚医生的专业水平堪忧到如此地步，随即决定从中医院辞职，回到村里当了一名村医。
50多个同班同学中也有3、4个毕业后当了村医，但有的从商、有的转做教师，还留在村医岗位上的，唯有他一个人。
老师徐毓才欣赏他坚韧好学的品质，卫职校期间对曹存才多有关照。在一篇文章中徐写道：“后来，我到了县医院，经常发现他转送病人上来，也不时接到他的询问某某疾病诊治方面的电话，也听到县医院多位专家说起曹存才咨询医学问题，可见，他是多么的好学”。
后来徐从政，无论官衔怎么变，曹存才依然叫他徐老师。如今，他自觉混得差，唯恐老师失望，每次去县里都不敢拜访。
回到村里，曹存才深得村民的信任，当时大多农村的接生员都是女性，他是少有的男接生员，但不管是自己村的还是邻村的产妇都喊他去接，每年接生20来个新生儿，接一个可收取200多元的医药费。
在山阳县中医院实习时，曹存才受过外科技术培训，才出来工作的他胆子也大。1996年，一个村民砍柴时误伤了跟腱，脚耷拉下来，那人嫌医药费太贵，不敢去县医院，找到曹存才，喊他大胆地接，接成啥样他自己都认。曹存才和妻子配合，打麻药、抗生素、又一针一线把断裂的肌腱缝接了回去，后来那人也慢慢恢复了行走。曹存才记得那次手术用了5、600元的药费，“要是送去县医院，没2000元下不来”，谈起这段，曹存才自豪满满。
1994年到2000年期间，村医出诊费按照距离远近，一次5到10元不等，当时药品零差价政策还未出台，卖药钱也是自己的，他为人和善，村民看病时带常给他捎带一瓶酒、一袋米、一桶油之类的小礼品。曹存才说，那期间不说能存下多少钱，至少零花钱没缺过。
1999年，他在父母的老房子旁修了座二层小楼，地皮、工价算下来一共7万元，自己掏了两万，向地质队的舅舅借了5万。那时候县城里的万元户都少，自己的二层小楼着实风光。
2000年，曹存才把新房一楼改建成100平米的六室隔离诊所，有诊断室、治疗室、观察室、药房、资料室、值班室，是全镇第一家甲级规范药房。
△ 曹存才的二层小楼，旧的村卫生室就设在一楼。
从辉煌到没落
2013年，村卫生室从曹存才家里迁出，搬到离家5、600米的新址，妻子去世后，曹存才也搬到镇上租房住。如今，旧宅二楼上还挂着褪了色的、稍显破败的“梅岔村卫生室”字样的牌匾。
而卫生室的风光不再，发生得还要更早一些。
2009年，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正式实施，梅岔村卫生室也实行药品零差价，让利给患者，为了弥补村医的利润损失，国家政策规定给村卫生室一定补助。
虽然零差价，但药品的种类有限。中国社科院学者朱恒鹏主持的一项新医改调查报告显示，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村医过去习惯使用的药品中约有42.5%未被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因为药物品种有限而不去村卫生室就医的患者比例高达72.5%。
同时，基药虽由国家统一采购，有的却也没有挤出虚高药价中的水分，比如梅岔村卫生室里，高于市场价的药就有参麦注射液，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等，就算会给报销，村民也宁愿把新农合账上的钱存下来用作住院报销，而去市场上买平价药。
除了看病，曹存才另外一项工作是文书。作为“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一环，“健康扶贫”被层层推往基层，要求做好“三个一批”，即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而作为离村民最近的“健康守护人”，很大一部分“健康扶贫”工作落到了村医肩上。
曹存才隔三差五进一趟村民的家，为有慢病纪录的贫困户量血压，测血糖，纪录公卫14项，拍照留存作为依据。他表示，去一家至少花费40分钟，其中大部分时间用在文书工作上。每隔一段时间，镇、县、市、省上的人都会下来验收，核查扶贫工作是否做到位。而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文书纪录是否完整。
△ 李顺才家里积累的文书纪录。
2018年12月，《健康时报》的一篇题目为《基层医生快疯了！一个月填40种表，看病只能抽空！》的文章引发基层共鸣。据不完全统计，乡村医生需要填的表除了健康扶贫、家庭医生入户服务、日常慢病随访之外，还需要填写档案年终总结、慢病管理年终总结、签约服务年度总结等总结报表，包括花名册18份、总结7份、表16份、随访表2份、其他表8份……
诊疗时间被文书工作挤压，村卫生室无人看病买药，曹存才感到村医工作的重要性在打折，再加上交通方便、出行半径扩大使得选择更多，村民对村医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
卫生室有时一天都来不了一个病人。2016年，曹存才获得“最美村医”荣誉称号，商洛电视台为此制作了一期节目，需要村医在村卫生室看诊的场景，工作人员架着摄像机等了好一会儿都没见人前来看病，他们便把曹存才拉到山阳县的某个卫生室拍了几组镜头了事。
△新的梅岔村卫生室，有时一天都来不了一个病人。
最困扰他的，是养老问题
梅岔村现在共有两位村医——52岁的曹存才，以及45岁、中学毕业后自学医术的刘有福。两人分工明确，刘守着村卫生室，同时负责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统计工作；曹负责一般诊疗和全村的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坐上曹存才的白色捷达，深入农村腹地，在一些农户的外墙上，还可以看到退了色的防疫标语，娟秀的毛笔字出自曹存才之手。疫情期间，曹存才忙前忙后，每天给外出务工回村的住户量体温、一户户摸排可疑的村民，还把诊所里仅剩的20只外科口罩捐给了村防疫工作组，他自己只有防疫组发放的3只n95口罩换着戴，坚持了近3个月，最忙的那段时间，一天走了两万多步。这些工作都是无偿的。
梅岔村一共有14个精神病患者、16个糖尿病患者，61个高血压患者。这些患者是曹存才的重点关注对象，但他能做的也有限。
村民李玉华的丈夫杨树患精神分裂症29年，发病的时候，会脱得一丝不挂，漫山遍野地跑，一边跑一边怪叫。每当这种时候，李玉华便拿好水和药去撵，撵上了喂他吃药，药效很快发作，杨树身上没劲儿了，人也迷糊了，她便领着他慢慢走回家。
李玉华很感激曹存才，说他每个月都来，让她心理上有个依靠。曹存才说自己也帮不了什么忙，只能叮嘱她定期给杨树喂药。
△ 曹存才把患者的农合本排列好拍照。
闲谈间，他们聊起曹家2016年遭遇的两大变故。
2016年7月15日，在西安开出租车的小儿子曹博撞伤了一个环卫工人，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需赔58万元。卖了车，一家人四处贷款、借钱才把赔款把补上。同一年农历腊月29日，妻子在镇卫生院开完会后骑电瓶车回村，途中连人带车摔下公路，脑部重伤，当场死亡。
一年内连续遭遇两场重大打击，曹存才希望村里能给点补偿，但由于妻子是无证驾驶，村干部说如果是骑自行车还好说，电瓶车就不行了。
2017年初，村里刚开始选贫困户，曹存才希望小儿子的境遇能得到稍许改善，便为他申请了名额，本来都给评上了，他本人还参加了村里所有贫困户的大合影，几个月后，他看到村干部和刚评选上的贫困户又在合影，但自己却未收到任何通知，打电话询问，对方答复，快莫说了，你是村医，不能给名额。“农民都以为村医有钱，拿村医比村干部，但其实我们连编制都没有。”曹存才说。
曹存才的收入主要分为三块：基本医疗服务补助一年1万2左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一年1万元左右，一般诊疗费一次5元。林林总总，加起来一年的收入能有3万元。这个收入不高，但在农村也算马马虎虎。
最困扰他的，还是养老问题。“你能把这个事情给我呼吁一下，我就放心了。”他说。
虽然政策层面早有设计，要完善乡村医生养老保障，但在全国多个地区却迟迟不能落地。作为全中国第一批赤脚医生，曹贤文现在一个月也才领取500元左右的养老金，包括农村“八大员”养老补助200余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100多元，以及针对80岁以上高龄老人养老金100多元。
徐毓才表示，“目前所有乡村医生，除极个别自主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外，大部分按照城乡居民身份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一般到了60岁，每月最少75元，然后根据年龄等因素，各方面算下来，每月能有100多元。村医养老补助的标准有的地方是400元，可能还有200、300元的，最高的就是6、7百元，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是各省自己定的，总体上这个标准非常低。 ”
△ 曹存才这些年的荣誉证书。
儿子接班：无奈的选择
待遇、编制、养老障碍三大问题，使得乡村医生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越来越低。
2019年6、7月，分别爆出了河南通许县64名村医、黑龙江依兰75位村医辞职的消息。
曹存才的大儿子曹超今年32岁，从某网络中专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外务工，打拼了好几年都没能攒下钱。2016年初，曹存才在镇子里给曹超说了个媳妇，并允诺婚后不久就在镇上给小两口买一套房子，如今早已过了当初定下的兑现日期，房子没买成，小两口带着一个八个月、一个两岁的儿子在镇上租房住。曹存才心里过意不去，他总觉得儿媳妇埋怨他。
曹超在镇上没有固定收入，定亲时，岳母希望他能够继承村医职位，好在镇上稳定下来。眼看着这些年村医也挣不下钱，曹超不太甘愿，其实曹存才也不看好，但眼下没有更好的出路， 2017年曹超报考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师承”班，跟着老中医学习一年后出了师，在镇上的诊所工作。
今年7月，曹超和曹存才分别在西安和安康参加了执业医师资格证考试的实践技能项目。通过了，便可以参加8月21号的笔答考试。曹存才心忖，曹超没有医学基础，可能考不过。至于他自己，这已经第三次参加执业医生证的考试了。他早就为自己想好了出路，养老的问题不能等国家解决，考过了就去县里找个诊所打工，一个月能有三四千的收入，而曹超也许能够接替他在梅岔村当村医。
8月8日，曹存才发来一张图片，是他实践考试的成绩，他语气兴奋，说父子俩都通过了。
杨媛 吴晔婷/撰稿
徐卓君/统筹
王吉陆/责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