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25日电 题：为什么刊登饶毅文章的《纽约时报》被说成“伤害美国”？
作者陈念
“我在武汉的亲人活了下来，我的叔父却因疫情死在了美国”——近日《纽约时报》评论版刊发了中国海归学者饶毅的署名文章，由美国叔父的意外之死引入，讲述大时代下中美两地家族成员的分离聚合，道尽“一场疫情，同一家族，不同国家，阴阳两隔”的人间悲凉。这个故事被认为映射了中美两个大国的真实变迁，引人深思。
然而，《纽约时报》却因为刊登此文而遭到反华政客及其支持者的疯狂攻击，指控其“帮助中国、伤害美国。为什么昔日的“民主灯塔之国”，竟然容不下社会发出多元的声音，动辄将一件小事政治化？究其原因，不过是害怕面对对比带来的真相。
在饶毅家族的真实故事里，武汉是最先报告发现疫情的地区，当时人类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十分有限，饶毅在此地的12名亲属却最终安然无恙；纽约70多岁的叔父3月感染病毒，病了两个多月，上了呼吸机，最终被医院认定不可治愈，呼吸机转用于救助别人，他则死于“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经济最富裕、医学最先进的国家”，成为“特朗普死亡时钟”上的一个数字。
个体境遇的反差，映照出的恰是中美两国抗疫表现的差距。一种是果断封城、举国战疫，一种是甩锅别人、丧失抗疫窗口期；一种是生命至上、应治尽治，一种是“制造一场国家批准的杀戮，故意牺牲老人、工人、黑人和拉美裔”；一种是力保抗疫物资供应链，一种是陷入“呼吸机短缺困境”；一种是尊重科学尊重专业性，一种是沉迷“权力的游戏”、排挤抗疫专家……
当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世界，每个人都面对突如其来的压力，在有的国家，因为有坚实的“顶层”支撑，个体有更大概率安全着陆；在有的国家，因为缺乏可靠的“顶层”支撑，个体更容易遭遇不测。
这个“顶层”，就是国家力量，一个国家抗疫的集体行动力。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抗疫姿态和抗疫路线，决定着个体的生与死、笑与泪、幸与不幸。
两个大国，两种路径，两种抵达：一个正向岁月静好回归，元气逐渐恢复；一个依旧处于水深火热，疫情反弹猛于虎。
令观者喟叹的，除了美国与别国的横向比照，还有其今昔之间的纵向比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以饶毅家族为代表的中国人认为，能去美国生活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不仅叔父在上世纪70年代“被美国的发达吸引”而移民，在中国学医的父亲也曾去美国进修，饶毅本人也曾赴美留学工作并入籍。
美国曾经的“光荣与梦想”不容否认。可如今回首，所谓“更好的选择”已经成为“美国往事”，所谓“美国的发达”在新冠病毒侵袭下露出更接近真实的一面。饶毅甚至更早察觉“美国的发达”变味的迹象，“9•11”事件后美国政治霸权促使他做出新的选择——回到中国、放弃美国国籍。从“海归不归”到“海归争归”，饶毅仅是21世纪以来时代缩影之一。
如果说“从中国看美国”难免夹杂情绪干扰，那么，“从美国看美国”“从世界看美国”呢？美国《大西洋月刊》认为，今天的美国人生活在一个“失败国家”。6月份发布的一份美国民调显示，57%受访者给美国抗疫打“中差评”，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美国抗疫表现认可度越低。根据新加坡机构发布的“全球23个经济体抗疫表现民调”，中国分数为美国两倍，85%的中国受访者认为疫情后自己的国家会“更强”，有同样想法的美国人只有41%。
饶毅的父亲在中国当医生，研究呼吸系统疾病，他说如果弟弟在中国也许就被治愈了。作为老一代移民的叔父如能预知结局，是否也会基于现实重新做出一个“更好的选择”？看过故事的人们心中自有答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