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美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130万，日增仍近2万人，死亡人数接近8万。与此同时，美国各州已经开始积极策划复工复产的步骤。
美国经济重启是否操之过急？美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能否兜底？美国企业是否真会回流？全球化是否要走向终结？为此，第一财经记者专访了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研究部主管、国际经济政策杰出教席教授、高级经济学家库尔马（Krishna B. Kumar）。
库马尔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任何经济衰退期间，都会出现保护主义的呼声，但全球化的规模太大、力量太强，它是不可能完全消亡的。
美国复工及经济政策
第一财经：意大利近日重新开放了经济活动，但我们都知道，在疫情后期放宽封锁的限制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在美国何时以及如何解禁的决定上，你怎么看？
库马尔：美国不同地区受到了此次大流行病不同程度的冲击。一些严重地区，如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华盛顿州，受到的冲击最严重，解锁速度也最慢，而我们也可以理解这种不情愿。其他地区则在尝试不同程度的放开。既要平衡因封锁而受苦的人们的经济需求，也要确保重新开放后不会出现第二波感染（就像日本、新加坡等地发生的情况），这是非常棘手的，尤其是考虑到这种病毒仍有许多未知数。
美国各州在它们想要采取的策略中留下了相当大的回旋余地。根据经济和卫生压力的不同，它们采取了多种策略。那些正在放开经济活动的州有社会疏离的限制和聚集人数的限制，尽管这些措施执行起来永远是一个挑战。
究竟是哪些太过谨慎而哪些太过冒险，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
第一财经：在你看来，美国国会通过的财政刺激方案是否足以支撑经济？
库马尔：国会通过的2.2万亿美元的“CARES”方案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 “经济刺激法案”，旨在援助个人、小企业、大公司、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公共服务部门，金额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而这一揽子方案是在相对及时的情况下，由两党合作完成的。美联储也使出了浑身解数——除了将利率设定在接近零的水平外，它还做好准备无限制地购买各种资产，以确保足够的流动性。总体而言，这确实是对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实施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回应措施。
但还有几个关键点。回想一下，这是一场卫生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尽管存在分配问题，但美国经济在危机前的总体上是非常强劲的。因此，标准的经济刺激模型可能不适用。这不是一个低迷到必须要进行刺激的经济，相反，这是一个运行（running）得很好的经济，但突然被病毒绊倒了，需要帮助才能重新站起来，更不用说良好运行了。因此，与传统的经济刺激方案相比，CARES确实是一个“关怀方案”。
其次，把钱放在老百姓手里可以让他们渡过难关，但在卫生危机没有解决之前，这是无法大规模刺激消费的。在一些差不多已经重新解禁的地方，企业和个人因为健康问题而不愿意开店和冒险出门。在这种情况下，刺激措施可能效果有限。
第三，很多人呼吁要做更多的工作，尤其是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说。受打击严重的州政府正面临着财政上的大幅萎缩，因此可能会被迫解雇大量的员工，增加失业问题。美国各州实际上是不能出现赤字的，因此必须发行债券来弥补赤字。这些要求援助各州的呼声，被对本就庞大的国家赤字的担忧冲抵了。如同在任何灾难中一样，初期的援助比后期的援助更容易颁布，尤其是像目前推动的资助州和地方政府的精确调整的方案。
第一财经：面对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你会把这次危机与2008年金融危机引起的大衰退相比吗？你对美国失业保险（UI）这样的安全网项目有什么看法？
库马尔：大衰退是一场金融危机，主要是由次级抵押贷款违约带来的。它相对迅速地波及到了实体经济，但不是瞬间造成的。而当前的危机是一场卫生危机，使强大的经济脱轨了。用跑步者来比喻的话，当病毒使经济陷入困境时，摔倒是近乎瞬时的，而在大衰退期间，跑步者虽然受伤了，但一直跛着前进。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大衰退期间最高的失业率是10%左右（2009年），但目前的失业率很可能是20%，接近大萧条时期的24.9%（1933年）的峰值。当然，最大的问题是失业率能不能以V型复苏，也就是和上升时一样快速地下降？考虑到病毒的不确定性（比如说，如果秋天有病毒反扑的话，幅度有多大），这样的快速转折似乎不太可能。与此同时，这么高的失业率，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非常想要重新放开经济。
CARES方案中有2600亿美元用于扩大由美国各州提供的失业保险金。失业保险制度（或任何安全网制度）不可能也不应该为最坏的情况设计。这个体制此前是对付3.5%左右的历史最低失业率的，但现在却遭遇了接近20%的失业率，已经不堪重负。在任何国家，像这样的大危机都会暴露出潜在的结构性弱点，因此可能会有人呼吁重新设计社会安全网系统，特别是要注意整合失业保险、粮食援助、贸易调整和医疗保健等不同的组成部分。灵活性、创新和创业精神历来是美国强大的比较优势，在这次危机中，这些都要一起应对安全网和其他挑战。
全球化不会消亡
第一财经：特朗普政府高层人士暗示，美国正在鼓励美国企业回流，但我们知道这样做的成本将非常之高。如何评估这里的机会和风险呢？
库马尔：在这样的大流行冰期间，很多国家出现了一种冲动，希望在战略上自给自足。每当你违背了“比较优势”的原则，即各国根据自己的相对优势生产商品，从单位成本最低的地方采购，那么你就会为原材料和商品支付更多的费用。各国都在将这一点与在本地生产的战略优势相权衡。对于口罩和个人防护设备等关键性的医疗设备尤其如此，因为如果秋季病毒复发，就更需要这些设备。甚至在疫苗还没研发成功前，你也能听到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言论，说要首先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这些是无助于抑制各国自给自足的冲动的。
我们希望各国的这种冲动会仅限于关键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而不是所有的产品，而我们仍然拥有一个基本完好无缺的全球贸易体系。
第一财经：您认为全球供应链的转变是否不可逆转？你认为全球化即将走到尽头吗？
库马尔：就像我之前说到的，如果各国只改为在关键性和战略性的产品上自给自足，那么我认为在全球供应链经历一些波动后会恢复正常。拆毁现有的全球供应链将产生巨大的破坏效应，全球化的企业不会愿意也无法因为这场大流行病而完全重构他们的供应链，因为他们要面临的混乱实在太多。
在任何经济衰退期间，都会出现保护主义的呼声。大衰退期间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各国也确实颁布了保护主义措施，但有人认为这并不像预测的那样糟糕。这次你很可能也会听到这种保护主义的呼声。但难道我们真的会认为像《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或《美墨加协定》（USMCA）这样的贸易协定会因为这场大流行而被弃若敝履吗？全球化的规模太大，力量太强，它是不可能完全消亡的。全球化在美国等富裕国家造成了分配上的破坏，这个问题的确需要解决，而且是尽快解决。但我认为，在谈到全球化问题时，钱安达（Nayan Chanda，芝加哥大学教授）已经说得很好了。他在他的《绑在一起》一书中写道：“呼吁中止全球化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没有人说了算。”
第一财经：在后疫情时代，最令你担忧的是什么？
库马尔：“新的正常生活”（new normal）这个词组让我感到害怕。
世界上一些此前颁布了居家隔离倡议的地区正在重新开放经济，社会疏离、戴口罩、持续消毒等已成为新的生活范式。而它的外延，还包括了很多国家和社会所采取的内向型姿态，比如说旅行限制等，虽然这往往是出于无奈之举。
这是新的“异常”（new abnormal）。如果我们在短期之外仍将此视为新的常态，那么病毒实际上就战胜了人类。相反，我们整个世界应当团结起来，以透明、开放、有建设性的、合作的精神走到一起，打败病毒，并建立一个坚韧的全球卫生系统，这样生活才能回到“旧的”常态。欧盟在4日组织的电话会议将世界各国聚集在一起为疫苗研究筹集资金，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类的未来正处在危险关头。
【来源：第一财经】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