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研讨会由金融科技50人青年论坛联合腾讯金融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与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为支持单位，这是“战疫中的金融科技发展”系列会议的第三场。
近期，全国多地加码投放消费券、消费补贴。目前已有7省20多个地市组织发放了多种形式的消费券。相关数据显示，拉动消费杠杆效应明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晋斌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发挥积极作用，结合本地的市民结构、就业情况等区域因素，将消费券发放给特定区域的特定群体，保证各地的差异性，使消费券的作用最大化。
王晋斌指出，由企业发放的、基于市场的消费券都是值得鼓励的；而由政府发放的消费券，从消费文化的角度来说，在考虑了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与直接发放现金相比是更好的政策选择。最后，王晋斌特别强调，消费券的设计不能过于复杂，要越简单越好，让民众真正方便的进行使用。
腾讯微信支付政府合作中心总经理辛建华介绍，截止到目前，超过50个省市区已通过微信平台发放电子消费券超百亿。实际效果来看，参与零售、美妆、饰品、休闲行业市场效益明显提升。比如武汉在消费券核销首日，就带动了全城超720万元的交易额，单日杠杆率达到了13倍。
“建议扩大消费券的发放区域。”美团副总裁兼美团研究院院长来有为建议，鼓励、引导各地政府根据地方财力因地制宜发放各种形式的消费券，扩大消费券的覆盖率；拓展资金来源，多渠道多场景发放消费券，扩大消费券的发放规模，降低消费券的使用门槛，发挥其撬动服务消费的杠杆作用。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谈到如何发放消费券和发放什么样的消费券，管清友指出，应当由政府引导，企业参与，针对地方的差异性，对症下药。由中央号召，调动省市县三级政府的积极性，因地制宜，根据地方财力，采取不同形式。同时，此次疫情引发了对大一统宏观管理的思路的思考，在中央很难获得充分的信息时，应当发挥地方协会、企业的积极作用。
谈到发放多少消费券时，管清友指出各地财力、政治生态都有差异，应该因地制宜。但管清友认为目前消费券的发行力度不够，提出中央应理性考虑特别国债的发行，认为或可将一万四千亿投放到两个重点，一是湖北省武汉市，一个是结合扶贫，既发放现金，又发放消费券。
管清友指出，地方政府对于本地贫困户和贫困群体了如指掌，最后还是要靠各级政府和企业发挥合力，惠及底层群众。
在研讨与交流环节， 武汉大学新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系主任罗知认为，武汉市近期五亿消费券的发放政策缺乏针对性，“既不叫好，也不叫座”，原因在于政策实施方向有偏差。
罗知建议，一是提振消费的关键前提是保住企业，让企业渡过危机，未来才有可能使居民获得稳定收入，进而扩大消费支出；二是资源越是在紧缺的时候，钱越应该花在刀刃上，在财政资金紧张的情况下，要针对企业和居民进行有重点的补贴和扶持；三是可以在武汉地区改革公积金提取政策，一方面降低企业缴存比例，减轻企业负担，另一方面放松居民提取公积金的限制，间接增加居民收入。
对于线上发放消费券的办法，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研究部主任陆强华认为，线上发放消费券虽有优势，但也可能扩大数字鸿沟，将一部分底层、低收入群体排除在外。建议考虑线上与线下结合，通过线下社区为一部分居民发放消费券。建议针对不同的主体，可以考虑采取“现金 消费券”的模式。
腾讯金融研究院秘书长杜晓宇对于如何更好地发放消费券，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要通过金融科技，通过支付、互联网平台更加精准覆盖相应人群。二是要更好地触达到客户，三是通过降低消费券使用门槛、合理期限设置和适度增加消费券的沉默成本提升消费券的转化率。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宋鹭总结称，消费是经济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但不是独立存在的，必须要与生产、就业、工资、收入等问题联系起来。因此在政策设计中不能违背经济学的常识，要从经济的整体性和微观主体的角度来考虑。其次，政府的消费刺激政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涉及到公共管理、央地关系、产业组织、法规制度等多个方面。因此，出台的政策举措要尽可能的简单，但是政策的研究设计应考虑多种复杂关系。要提前考虑到制度设计上可能存在的漏洞和问题，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公平效率问题、多样化问题、外部性问题、安全问题、成本收益问题等等。此外，要保证消费刺激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统筹兼顾，不管是消费券，还是现金补贴，政策最终目的都是使民众受惠。因此，需要从政策目标出发，前瞻性地分析各项政策举措的效果差异和联动效应。
来源：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