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钱丽娜 石丹
5月6日，GE官网宣布，现任国际业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段小缨女士决定离开公司并开启其人生新篇章，同时宣布Nabil Habayeb先生为新任国际业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向伟明先生为新任GE中国总裁并向Nabil汇报，任命于6月1日生效。
段小缨于1996年加入GE集团，2010年担任GE医疗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2014年担任GE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成为首位在GE公司美国以外的最大市场上担任这一职位的中国本土女性。2019年１月起，担任GE全球高级副总裁，GE国际业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GE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拉里•卡尔普在官方声明中称：“段小缨服务GE 24年，为公司的多个垂直业务部门及区域市场交付了强劲的业务增长。她富有战略眼光及领导力——在她的领导下，GE在中国及其它新兴市场与客户和政府建立了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在价值链各环节深化了GE业务的本土化程度。”
2018年10月份，拉里·卡尔普（Larry Culp）被任命为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接替于2017年8月1日上任的约翰·弗兰纳里（JohnFlannery）。
约翰·弗兰纳里（John Flannery）成为GE任期最短的CEO，他是在GE医疗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任上接过匆匆离职的前任CEO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的职位。
当时据CNBC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通用电气的董事会取消约翰·弗兰纳里CEO一职，原因是他的复苏举措乏力，董事会备感沮丧。
拉里·卡尔普上任之后的首要之事是减少公司负债。2019年，GE加快了出售资产的进度。这些举措包括GE金融在两年内减持约270亿美元的资产，剥离生物制药业务，以及将贝克休斯剩余37%的股份出售，以补充现金流。
2018年，GE增长的源泉来自于中国市场，但是2019年受关税影响，增长趋缓。
GE财报显示，2018年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为-228.02亿美元，2019年为-54.39亿美元。
集团亏损的情况下，好在电力、医疗和航空集团实现了业绩增长。
GE医疗集团2018年实现净利润37亿美元，2019年达到39亿美元。2019年医疗集团未交付订单价值达185亿美元，业务利润率达到19.5%。
表：GE 2019财报——医疗集团
根据GE公关向《商学院》提供的资料显示，新任GE中国总裁向伟明便来自于GE航空。从高增长的业务集团中选拔良将也是合情合理之举。
向伟明服务GE 28年，在美国和中国的不同业务部门担任过市场及销售、业务发展等领导岗位。在担任GE中国总裁的同时，他将继续现任GE航空大中华区总裁职务。向伟明毕业于中国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发动机设计专业，在加入GE之前曾供职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GE在此前的采访中回复《商学院》称，段小缨担任GE医疗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期间，GE医疗中国已经成为GE 医疗全球重要的增长引擎。在其领导下的九年间，GE医疗中国的订单量从2010年的9亿美元高速增长到2018年的29亿美元。
2019年时，中国是GE在全球除美国之外的第二大市场。段小缨曾向媒体透露，GE医疗70%的营收来自于美国之外，中国是GE在美国之外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营收和订单约占整个公司的15%。此外，GE还在推进工业互联网生态在医疗等关键领域的落地。
2018年，GE医疗板块曾一度传出拆分上市的传闻，但一直未能落地。2020年3月31日，GE医疗直接将隶属于医疗业务板块的生命科学业务以123亿美元的税前价格出售给了丹纳赫。而GE当前的全球CEO拉里·卡尔普以及接替段小缨GE医疗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张轶昊均来自丹纳赫集团。
段小缨在担任GE国际业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期间，全面负责GE在北美和欧洲以外的成长型市场的发展战略制定及运营。在业务板块上聚焦航空、发电和可再生能源三大领域。2019年11月6日第二届进博会上，GE可再生能源集团与中国华能集团签署河南715兆瓦风电场机组供货协议，在中国河南省濮阳市新建的715兆瓦风电场项目上进行合作。这是GE有史以来在亚洲获得的最大规模单笔风电机组供货订单，也是迄今为止外资品牌风机制造商在中国签订的单笔最大的陆上风电机组供货订单。
段小缨还带领可再生能源团队成功拿下了肯尼亚的第二大风电场，100MW的Kipeto风电项目。为了赢得这个项目，GE追逐了七年，同时也是项目的联合开发方。
业内人士评价段小缨有着出色的销售能力，而她的离职会对GE产生怎样的影响，也需要留待时间来评价。
在这些人事变动的同时，GE的全球化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GE在世界各地开展业务，为170多个国家的客户提供服务。2019年从美国以外地区获得59%的收入。
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关税的影响体现在GE从中国进口的某些类型的医疗设备和部件的成本增加。GE为此持续采取了一系列缓解措施，包括将这些零部件的采购和制造转移到中国境外。
GE的业务计划及战略的执行亦受到全球经济趋势、竞争和地缘政治风险以及战争、自然灾害、流行病或其他事件的需求或供应冲击的影响。还受到美国及全球各地区域经济环境和政策的影响。例如，由于中国、欧洲或其他主要市场的投资率或经济增长率降低会影响产品和服务在美国以外的需求或盈利能力。政治变化和趋势，如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对跨国公司的情绪，以及由此导致的对贸易、税收或其他法律和政策（包括关税）的变化，可能继续会干扰全球运营模式、供应链，生产成本、客户关系和竞争地位。同时，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法律风险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