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030年的中国经济： 增长路径转变、情景模拟与政策选择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张平 王宏淼

内容摘要：未来一、二十年中国面临着重大抉择，是从赶超转向均衡发展的关键时期。沿着原有的发展模式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即开放导致了外部冲击，缺少足够的宏微观管理经验进行应对；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模式难以转变等。总之此前成功赶超的战略已经不适合这一时期，必须进行重大的调整，转向均衡结构，逐步形成内生的经济发展机制。否则，很容易落入“陷阱”。

本文探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和中国经济迈向中高收入阶段的重大挑战，对未来20年的增长情景进行了模拟，得出了政策结论。我们认为，提升和优化空间资源配置，积极推动城市化发展是从赶超走向均衡的必由之路，但扭曲的城市化发展则更会扭曲结构，转变的核心是调整政府行为，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在短期增长稳定性和中长期结构均衡化之间进行平衡，特别是做好空间要素的配置是政策调整的关键。只有通过好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寻找出从工业化赶超转向均衡结构发展的路径，依据可持续发展规划目标加以渐近的、连续不断的牵引、约束，才能逐步将经济发展失衡纠正调整到一个结构均衡的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中国应继续延伸“十一五”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和社会的基本原则，加快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稳速增效、普遍分享和天人合一的均衡体系。

关键词：结构均衡化 经济增长 可持续发展 城市化 技术进步

JEL：O11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每10年中平均有5年是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年份，按现有的趋势中国未来只要保持稳定的增长，2030年经济总量将赶超美国。但在这个过程中，以东部沿海为重心的外延式扩张的空间规模收益递增将逐年衰减；发展中的诸多老问题、新矛盾将挑战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宏观管理能力，影响社会经济的不稳定性因素增加；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创造性破坏”下，世界经济的大调整、外部需求和全球增长的不稳定性、新能源革命和低碳经济都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经济社会结构如不能在此期间做好调整，发展模式不能转型，经济增长就将受到“停滞”性的挑战，可持续是困难的，转变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路径和推进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已经从现实经济的矛盾中直面而来。

一、结构性失衡与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

现代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社会和自然以及治理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从经济理论逻辑来看，当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系统性的高收益、增长部门时，动员资源集中投资在这些部门，就会有产生规模收益递增，即结构配置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的赶超增长速度。后发国家赶超的实质就是通过政府动员资源并配置到高增长的现代化部门实现经济增长的加速。工业化过程中，农业资源被集中到工业上来，就会产生明显的赶超增长；从封闭的国家变为开放国家也可能得到全球化的收益；而城市化带来的空间集聚也会产生很大的规模递增收益，从而形成赶超速度。这些由于结构非均衡配置资源导致的规模收益递增过程，会在一定时期内大幅度提高一国经济潜在经济的增长率。

结构性失衡就是源于这种非均衡加速道路和经济规模扩张过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国际经验已经证实，赶超基本上是以结构失衡为“常态”的，但是其可持续一定会受到挑战，赶超的结构失衡会累积经济和社会矛盾，而且还会产生很强的增长和利益分配的路径依赖，并将原有的赶超机制转变为阻碍经济持续发展的因素。特别是当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进入到中高收入水平后，结构失衡推动的规模增长效率就会快速递减，非均衡增长的矛盾就会越来越显现出来，如果继续沿着原有的机制轨道高速增长，就只能使原有的问题不断累积加重，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没有调整结构和解决发展不平衡的余地，从而使增长出现问题，导致经济和社会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停滞徘徊。

中国一直处于赶超过程之中。与大量后发国家一样，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本质上也是其长期赶超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在结构性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政府实施的干预资源配置就有了其内在的经济逻辑和动力，政府干预在一定时期内对经济增长是有效的，而当规模收益出现递减或难以抵消政府干预的成本时，转型就是必须的。迈向中高收入阶段后，战略根本性转型的要求已经越来越紧迫了。

1．中国现有的经济模式和增长机制

增长导向的发展目标。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加快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才能解决大规模的就业问题，社会福利才能提高，因此政府和企业的目标函数具有高度一致性，即规模性的快速扩张。

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具有低成本、高投入、低效率、高代价的特征。在中国经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市场本身在发育过程中，要素市场化滞后于商品市场化，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土地、水、电等资源和资本、劳动力的要素价格具有政府干预因素，政府为激励企业加速完成原始积累，控制生产要素投入价格，使得土地、劳动力、投资品保持较低的投入成本，如能源、水等长期低于国际均衡价格，环境、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社保等成本约束低，或者根本就没有；垄断金融资源，尽力动员、创造和低价供给，优先为国有企业及具有增长机会的民营企业提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政府干预下的投入要素价格产生扭曲，极大地激励了企业在预算软约束下实施高投入，其结果必然是低效率，以及高能耗、高污染的不断积累，因此代价十分巨大。政府一旦转变目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成为了未来发展的硬约束。

“干中学”和竞争性模仿机制。由于中国属于典型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工业化虽然有一定基础，但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还比较落后；供需矛盾一直比较严重，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供给不足，随着其后的经济发展，供给能力迅速上升，国内需求开始出现相对不足；在要素禀赋上，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劳动力丰富且成本低下；中国城乡居民虽有很高的储蓄倾向，但是由于企业和企业家的高度稀缺和金融业发育不足，而不能把国内的储蓄有效地转化成为生产性的资本来增加国民财富，因此通过对外开放进行全球配置，鼓励国际生产性资本的进口和商品的出口，最大限度地把国内低价的“无限劳动供给”和国际资本、广阔的海外市场结合起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资金、资源和市场三大问题就成为必然。市场化改革和国际化推进同步进行，相互促进，在开放条件下由于“干中学”效应和竞争性模仿机制的获得，诱导和激活国内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形成，保证了技术的引进吸收和更新，因而使得经济具有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

国家动员型体制和政策强干预。体现在：第一，党管人事，为动员控制全国经济资源并集中使用提供了体制性保障。第二，激励性和歧视性制度供给。如与出口导向政策相配合的固定汇率政策和结售汇制度，1994年汇率贬值激励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优势，从1994年后中国外贸持续顺差，外汇积累不断增加。在税收方面，通过较长时间的所得税“三减两免”等措施激励外资的流入，退税激励企业出口，1997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直接改善了中国基础设施，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8年危机后实施大规模政府投资和产业振兴计划。在货币创造方面，持续保持了超过1.6的高比例，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宽松的货币条件。

而户籍管理制度，沿海开放地区优先发展政策，国有与非国有经济政策支持上的差异，大企业垄断，资本控制下单向的FDI流入便利化、贸易管制逐步放松背景下进出口并重但更强调出口便利化等等，都是非平衡赶超背景下歧视性经济管理政策的具体体现。第三，数量型手段为主的宏观反周期调控。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宏观调控中，基本以数量型手段为主、行政手段和价格手段为辅。在市场化初期价格机制不敏感情况下，这种干预方式往往目标明确，见效比较快。

由于上述四位一体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比较好地利用了全球化机遇，充分调动和发挥了本国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驱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发展，使物质积累和产出能力达到了一个全球总量第二位的水平。许多方面的数量扩张都非常惊人，钢、铝等大量重化工和家用电器等轻工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进出口依存度高达70%，外汇储备达2.5万亿美元，规模性扩张已经到达了极限，增长的代价巨大，资源、社会等多方面已经难以承受，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在城市化加速发展背景下，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更加紧迫。只有消除结构性失衡才能逐步进入均衡增长，而结构均衡化转变又依赖于新的发展模式和增长机制。在现有条件基础上，必须寻找赶超与均衡发展结合路径，在短期增长稳定性和中长期结构均衡化之间进行平衡，依据新发展周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目标，加以渐近的、连续不断的牵引、约束，逐步将经济增长失衡纠正调整到一个均衡的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

二、城市化推动和约束下的未来增长路径转变

随着近年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中国的发展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因为政府行为与城市化高度相关。在城市化低水平时，农村是自给自足的，政府从农村征税本身就是直接拿走农村的剩余，政府无需返还给农村。而城市化水平比较高时则完全不同。城市纳税人必须享受到纳税人权利，即政府要为城市居民生活进行的长期安排，包括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养老、公共基础设施和环境等。现代政府的大量支出与纳税人需求相一致，形成了所谓财政的公共支出性质，这有别于低水平城市化条件下的政府以动员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情境。在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公共福利支出开始越来越成为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城市化水平越高，政府福利支出这一公共目标就越强， 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只有17.9%，政府集中资源用于生产建设，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高达64%；到2006年城市化比例为44.9%，经济建设支出比重降低到了26.4%，文教、科学、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在2007年超过了30%，加上行政管理支出的20%多，中国财政支出体系从生产支持转向了公共支出和管理，国家和企业的目标就产生了显著分歧，这一转变过程是与城市化密不可分的。2010年城市化率接近50%，未来仍然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直到预计的2020年城市化率接近60%，城市化才进入平稳期。

据有关国家的经验，在城市化达到50%左右的转折水平后，政府目标和约束条件一定发生明显变化，公共福利目标成为政府目标的重要方面。如果在此阶段政府仍然过度集中资源并主导增长机制，导致了政府长期高综合负债率，企业税负压力加大，一旦在开放过程中受到外部的冲击，经济不景气时间过长，就会出现企业破产，甚至会引发财政或货币性的危机，这一点在拉美和东亚国家已经出现过。因此寻求新的增长机制和转换政策激励已经是时不我待了。

结合中国的实际，我们认为新发展周期的中国经济新增长模式和机制应当具有如下特征：

增长质量导向的发展目标。政府和企业应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由过去注重数量增长，转向重视质量提升，以“人均绿色GDP”作为核心目标，注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驱动型增长方式。政府在公共支出上应当从注重“对物的投入”转向注重“对人的投入”，这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在制度上应营造更有利于个人投资和创业的政策和社会环境，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程度，获得因创新而带来就业创造的“资本化效应”和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竞争力，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城市化带动下的资源空间再配置和规模收益。应当在全国大局上通盘考虑，通过资源的空间调整，推动新型城市化和服务业创新来扩大非贸易品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效应，同时稳定制造成本和结构升级优化来保持可贸易工业品部门的竞争优势，通过资源向中西部流动来提高这些地区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提高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消除短期的不利影响，以最大限度地获得总体上的规模报酬。

注重增长结构的总量平衡关系。如总供给总需求平衡，货币增长和实体经济增长的大致平衡，内需和外需的平衡，财政收支平衡，国际收支的平衡等等。

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干预为辅。政府转型是至关重要的。东亚模式下有组织的资源配置功能扭曲，对经济增长有其激励效应，也造成危害。逐步消除有组织的资源配置扭曲，更多地采用市场机制激励创新是未来持续发展的根本，也是政府转型的逻辑基础。

城市化的“空间资源集聚”是新发展周期结构均衡化和转向新增长机制的关键，它包含的“规模效应”表现在：一，推动了教育、R&D和技术创新，从而可以提高生产率。二，提高消费率。由于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和收入的不断提高，其消费率也会较快地提高，即均衡了赶超时期过高的投资率，也会均衡社会体系。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化与消费率的关系表现为“U”型趋势，即在城市化早期，随着基础设施、商业设施和住宅等投资的加大，消费率会出现持续下降；当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并比较稳定后，消费率会出现上升。三，扩大就业。城市集聚会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均大幅度提高。四，节约资源。城市化节约了土地等资源，对生态是一种平衡。但是城市化有好的城市化，也有坏的城市化，其发展模式是至关重要的。畸形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不但获得不了规模收益，还会更严重地扭曲经济结构，如拉美的过度城市化、收入差距过大、人口漂移和贫民窟导致城市社会很不稳定，福利开支与增长水平不相适应导致政府负债过度，地价飞涨导致资产市场震荡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我们也应当避免西欧早期城市化中的先污染后治理、高度集中化导致“大城市病”的模式，也不能走美国城市低密度扩张的蔓延模式。应当根据中国国情，在资源、土地、环境和人口约束下，选择以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的城市集群发展模式，提高资源的空间集聚度和地区均衡程度，逐步矫正结构失衡，才能从赶超增长变成可持续增长。

三、面向2030年的未来经济增长情景模拟

为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有一个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在此节引入情景模拟的研究方法。基于中国的总量生产函数，自然约束，以及城市化、技术进步两大动力，对中国2030年之前的发展前景作一个估测。

中国的总量生产函数经过多年的研究分析，大体稳定这一比例上。一般而言，在一个大的发展条件和阶段背景下，生产函数的系数比例是相对稳定的，中国现仍处在大规模投资的城市化过程中，因此生产函数的资本与劳动比例系数在今后很长时期仍可假定为这一比例。在传统总量生产函数中没有包含环境的投入影响，但我们可以在考虑治理碳排放和污染对增长的负贡献后进行测算，以得出考虑自然约束成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按照我们的计算，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即1978－2008年，资本增长10.6%，劳动力增长2.2%，技术进步维持在3.3%，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保持在10.5%，与中国年均实际增长率大体是吻合的，特别是技术进步方面比欧、美主要经济体的1%和1.2%的水平高得多。这与体制转轨、结构转变和“干中学”机制等三方面因素高度相关联，也与弱环境约束相关。体制改革可以说是推动要素配置效率改善的根本机制，激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过随着改革因素逐步常规化，它对技术进步的贡献增量正在下降；结构变革。首先是快速实现工业化，其后随着工业化基本完成，近年来结构变革的主要推动力已经由工业化转变为空间要素的再配置，即城市化。技术进步。开放激励了大量技术引进和“干中学”，加速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但其效应会随着一国技术进步水平与国际技术前沿距离拉近而下降。从分阶段看，新世纪前的技术进步快，资本投入增长慢，而新世纪后技术进步速度有所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主要靠是资本投入的增长。中国的增长率也受益于无环境约束。估算表明在改革启动的1978年，无环境约束的排放贡献了1.59百分点，能耗贡献0.88个点，加起来两者对增长率的贡献达到2.47个百分点，到新世纪这一代价下降了些，但仍达到1.8个百分点。这几方面贡献因素是中国赶超速度的重要来源，而相应的人口红利带来高储蓄的资本供给和劳动力持续供给也直接提升了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依据上述结构模式是否可持续，需如何调整，可通过一个要素投入的基准模型来分析预测。其基本假定如下：

技术进步。在此模型基准中，始终将技术进步水平保持在较高的位置，技术进步因素能否继续保持2%以上是其中的关键所在。一般而言，为获得可持续增长动力，随着制度变革、干中学、工业化的潜力下降，就要求空间结构转变和人力资本贡献的作用上升。而仅仅靠内生增长的技术进步一般为1～1.5%以下，中国2015年以前，城市化和国际化提升都直接促进了技术进步水平，这一期间保持技术进步水平在3%；2015－2020年前仍有空间资源再配置的因素，城市化推动技术进步性收益，设定在2.7%左右；2020年后主要靠提高人力资本推动技术进步了，技术进步设定在2.2%的水平。

劳动力投入。人口和劳动力的变化是决定未来发展较为重要的因素，预计劳动力占人口的比重从2015年开始下降，2017年后下降较为明显，人口红利的顶峰期自此结束。中国劳动力供给的趋势将会有所改变，2015年劳动年龄峰值人口为10.2亿人，劳动力总供给估算为7.9亿，而后会逐步下降，其增长率转为负值。

资本投入。随着人口结构转变、城市化变动，未来资本投入也将出现变化，从目前增速逐步下降到8%。

假定资本与人口的产出系数不变，即资本系数为0.6，劳动系数为0.4。

自然约束。中国经济过去因为环境和能耗的负影响不计入，因此使得每年多增长近2个百分点。依据全球和中国规划的责任，要逐步压缩，这会使得每年最少要减少经济增长率一个百分点，通过这种行为，到2021年后压缩一个百分点就对经济增长率构成净损耗了。

在上述假定下，我们可以估计出中国经济未来的基本增长结构如表1。

2010～2015年：资本投入比2000～2009年年均增长12.6%略低，劳动力增长为0.8%，技术进步仍然是3%，则经济增长速度为7.2 0.32 3=10.52。在扣抵1个百分点的能源与环境负影响后，潜在增长率降至9.5%。

2016～2020年：劳动力进入负增长，资本供给逐步回到年均10%的水平，则2015～2020年经济潜在增长率回到8.3，减去能源与环境保护1个百分点的负贡献，潜在增长率降至7.3%。但这里有一个强假设就是技术进步水平保持在2.7%。

2020～2030年：发达国家的纯内生技术进步水平一般保持1.5%以内，而国际上估计中国的相应水平要稍高些，加上考虑人口转变对储蓄的影响，我们设定资本供给保持在年均8%的增长，抵扣能源与环境保护损耗一个百分点，则2020年后经济潜在增长会下降到5.8%。那时人均GDP将达到10000美元，再经过10年5%左右的增长，中国就能成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一个持续均衡增长的体系中。

中国达到上面的图景需要两大结构性动力因素的推动，即空间结构再配置的城市化和技术创新引致的产业现代化，并配合增长的分享激励、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要素配置机制的完善。中国仍处在供给结构推动结构演进时期，供给结构决定了报酬结构和消费结构。目前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未来结构的战略调整应放在城市化推动下要素的空间再配置，以推进结构均衡化过程。

四、战略转向和政策选择

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规模、开放和发展的阶段特征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都是这一期间最为重要的方面。中国应继续延伸“十一五”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和社会的基本原则，加快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即稳速增效、普遍分享和天人合一的均衡体系。

在此目标下，未来宏观政策一方面宜坚持“控制货币、调整财税、优化投资、平衡贸易”四管齐下，以实现稳定增长。另一方面更应着眼于制度调整和改革创新。要以民生为根本，以市场为基础，转变政府理念和职能，转换发展机制，创新制度结构，调整利益格局，减少行政性垄断，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以实现机会均等，价格引导，竞争规范，社会公正。这是各种短期宏观调控政策能顺利实施并取得成效的保障和关键，也是实现中国经济自我再均衡过程、实现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

1．以潜在增长率为基准，稳速增效，均衡发展

进入到中高收入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目标应该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区间为基准，稳速发展，为经济结构调整留有余地，保持经济增长稳定的同时，将发展的目标转向提高经济效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我们计算的结果表明，年通货膨胀率在0～4%相对于的增长率区间为7%到9.5%，经济增长超过10%通常会引起5%以上的通货膨胀。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过高的经济增长迫使经济、社会和资源体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难以进行结构调整，更难以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效益型，“十一五”期间年均GDP增长速度达到10%以上，远远高于规划的计划增长速度，为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十二五”期间应逐步调整结构，加快市民城市化的步伐，经济增长保持在潜在增长率的水平9%；“十三五”期间GDP增长速度可以降低到7%的水平，稳定在潜在增长率区间，以坚持“又好又快”的原则，把好字放在第一位，提高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在当前的发展阶段面临着非常多不确定因素的扰动，如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国际热钱和资源价格上涨的直接冲击，很容易引发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汇率、资源公共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一方面会减低经济结构扭曲，但同时会产生价格上涨压力。随着成本正常化，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如果不能提高效率，只能通过价格转移就会引起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等。新发展阶段和面临的国际形势总体上看是一个偏向于资产和物价上涨的趋势格局，将经济增长速度目标降低到接近潜在增长率的下限水平7.5%，为价格机制调整和改革留有余地，才能有效地激励企业增加效益，走上循环、绿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意提高增长的质量与效益。从供给角度看，未来的经济增长应从主要依靠投资规模扩张以及廉价劳动力，转变为主要依靠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尽管不是一切，但长期而言几乎就是一切。因为劳动生产率是内生增长可持续的源泉，一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调整结构，转变体制机制，鼓励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增强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是发展的重要方向。

2．以城市化为核心，合理优化空间再配置

“空间再配置”具有三层含义：

其一，市场重心由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市场。中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全球化和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及国际大市场在平衡中国国内资源、商品供需矛盾中的巨大作用，无论从哪个角度评估，对外开放的意义都是重大的。但非均衡发展战略下的对外开放亦累积了较大的负面问题，2008年9月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升级和扩散，中国进出口、就业和经济增长均遭重创，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脆弱性在危机面前已经表露无遗。从国际经验看，目前主要经济大国的贸易依存度最多不超过25%，而中国却达到了70%，尽管其中有发展阶段、国内就业和需求等方面的原因，但如此巨大的悬殊确实是难以持续的。促使市场重心由国际向国内转换，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并举，形成一个建立在中国国内统一大市场基础上、融合周边经济体的泛东亚经济贸易圈、太平洋经济贸易圈，不仅是中国纠正中美贸易不平衡、内外需不平衡的重要举措，而且对于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亦具有深远的意义。

其二，要素由沿海向中西部流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由沿海地区启动，近30年来全国的资金、劳动力、人才技术、资源以及国际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带来了东部沿海地区的高速增长，也因此加剧了地区差距的扩大。这一点倒是与美国当年的工业化历程比较相像，美国经济的规模和多样性，以及关税保护等政策干预，使得整个19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中国完全可以借鉴美国西部、南部开发的某些经验，在中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举措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对中西部的经济政策扶持力度，优化这些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政府服务水平，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引导国内外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和资源向中西部流动。要特别注意这些地区的环境保护问题，尤其是西部地处中国的水源上游，不宜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

其三，资源向城市集中，加快城市群落发展。按照世界规律，50%的城市化率是一个转折点。中国正处在城市化拉升期间，目前城市化率接近50%，2017年后增速减慢才会较为明显。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扩张，人、社会和生态的空间平衡越来越成为发展的重要约束。“十一五”规划已经为空间平衡、结构和机制转换奠定了基础，如主体功能区的规划，服务业提升，创新投入和生态资源指标都旨在通过目标牵引来转变发展模式。由于强烈的外部冲击，上述工作都受到了很大影响，这迫使我们在下一步要加大发展模式的转换力度，以城市空间集聚和产业结构优化并举的方式推动发展模式的转换。

空间再配置特别是城市空间集聚度的合理提高，可以继工业化后进一步推进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让农业工人逐步从打工的流动人口向市民转变，而随着城市人口密度提高将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承载新的就业。服务业与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和人均GDP水平高度相关，因此以城市为核心的空间再配置可以纠正工业和服务业失衡。而人口的市民化也是从根本上解决投资消费失衡和重振内需，因此空间资源的再配置是结构失衡转向均衡的重要战略和政策步骤。

3. 技术创新，制度激励，推进产业结构的演进和现代化

一国的产业结构与其特殊的禀赋资源和战略选择有关，没有最优的产业结构供全球参考，但衡量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是存在的，即依据恩格尔系数下降规律导致产业结构变动，当人均GDP增长会导致农业比重下降，进一步的增长又会导致制造业比重的下降，服务业比重的上升，从而为产业结构演进指出了规律性的方向。

中国工业化率常年保持在近50%，典型的高资源投入驱动的工业化。而服务业水平一直较低，农业的现代化水平也不高。在大规模城市化的带动下，我国工业产能急剧扩大，产能过剩、高能耗、高污染问题困扰着中国经济体系的健康。在城市化、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下，竞争成本正常化，土地、环境成本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水平更是要较快增长，只有产业的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才能从高效益中消化成本上涨因素，维持我国的全球的产业竞争力和合理演进产业。

中国的技术创新活动不能仅限于工业，而应更广泛地包括现代服务业的创新活动。但中国产业演进一直难以有序进行，一方面是战略和禀赋的约束，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是产业结构研究的机制出现了问题。除政府对产业演进的激励外，有效发挥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是产业演进最为重要的机制，也是中国技术创新的最大激励来源，资本市场的功能越来越提到了战略的高度。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架构仍不完善，配置功能没能发挥，技术创新激励严重不足，导致资产价格出现高估，这直接影响着实体和资产部门的资金流向。因而未来发展金融服务促进技术创新就显得非常重要和迫切。

4. 改革财政收支流程体系，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政府在应对危机时作用重大，但如果政府过度使用资源配置权，并逐步形成更为牢固的利益结构，那么宏观激励将会被不断“倒逼”，难以退出。政府退出反危机是政府改革的第一步，政府退出的同时要下大力气改变政府的财政激励体制，改革财政收支流程适应城市化的需要，激励发展转型。

我国1994年分税制后，税收是以工业部门的流转税为基础的，支出40%以上集中在生产支出上，新世纪城市化快速推进，宏观税负从10.8%，快速提升到了2008年的20.4%，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宏观税负从低税负上升到了国际平均水平，地方政府除了税收外，土地出让金是其财政运行的另一大收入来源，尽管政府收入增长如此之快，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增长更快。当前社会福利支出的比重现在处在很低的32%的水平，2010年全国社保、依赖覆盖面加大，城市化率提高和人口的市民化加快，必然更大幅度地要增加福利支出规模，不改变现有的财政收支流程，是很难维持现有的收支体系。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式就是从工业化时期以流转税为基础的征税体制逐步转向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的混合型征税体制，一方面降低实体经济的税赋压力，刺激实体经济的创新，另一方面又要切实地增加所得税的征税，保障缴税与享受福利相挂钩，平衡所得与福利的关系，同时运用减税刺激实体经济的创新，在增加所得税、不动产税等方式扩大税基的基础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财政和收入的支出流程的转变才能根本上改变政府的行为模式和考核目标引导，减少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干预和主导，消除各级政府单纯追求“快”而获激励的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如将政府收入从依赖于土地出让金转变为不动产税，才能从根本上抑制城市化过程中的房地产泡沫问题。政府职能的转变才能保证发展方式的转变。

5．扩大就业，鼓励创业，提高劳动者报酬和消费能力

扩大就业，增加劳动者参与到经济增长过程中，并通过劳动制度的改革，提高劳动者报酬比率是今后一段期间最为重要的以人为本的富民目标。依托城市化，提高城市化的密度，放松服务业的管制，促进服务业的发展，逐步承载大学生毕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就业，特别是增加可贸易服务业的比重才能有效地扩大就业。马克思说过“以什么方式加入生产，就以什么方式加入分配”，服务业为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直接会扩大劳动报酬比例，也是调整报酬结构的重要因素。

调整收入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积极促进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和谐化，根本上就是要建立一个社会普遍分享的机制，为2020年全面小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中国要扭转消费率过低，除了靠城市化水平的自然增长来矫正消费率，更重的是投资应从“物”转向“人”，把土地资本化的基础建设投资转向以人口市民化的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在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上进行更多的投资，只有市民化后具有稳定工作的城市人口才有真实的购买力，才能改善消费率过低的问题。

6．内外需并举，稳健发展金融，积极参与全球化规则制定

中国加入WTO后，经济体系已经融入了全球化中，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要更加注重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以利于全方位的加入和推动全球化进程。因此，要积极稳定金融形势，特别对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要进行预期性管理，防患于未然，保持正利率和低浮动的汇率政策是稳定金融的核心战略，只有自己的金融风险不断下降，才能更深入的开展区域合作，推动全球化货币体系改革、金融监管规则制定和其他的国际规则的协商。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给中国参与全球金融货币的治理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使得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有了更大的机遇。低碳经济发展，要求中国要有既符合自己发展权益又对世界承担责任的表现，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应对规则的制定，发出自己的声音，体现自身的利益诉求。通过国际规则的制定也激励本国加速转变增长模式，促进节能减排，在低碳经济发展中，提升我国制造业水平。

7．夯实三农基础，统筹城乡发展

经过“十一五”向“三农”倾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后，中国农村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宜继续加大投入到农村基本建设，稳步提高农产品价格，建设农村社会保障网络，夯实三农基础，推动农业部门的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土地流转的试点，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工业化过程中利用农产品剪刀差等方式将农村积累转移到城市和工业发展，在城市化过程中应该在土地补偿、农产品价格等方面补偿农村的历史欠账，并以城市化和农业部门现代化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8．复兴中国文化，推进绿色生活模式和生产方式

观念和文化是统领战略和政策实施的关键。复兴中国文化传统，推进中国式的和谐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是校正当前多重失衡，特别是人与自然不平衡的重要途径。

西方工业文明的基础是人类中心主义，即人是自然万物的主宰，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在于不断地征服自然；而中华文明则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观念。从这个角度，低碳经济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完全可以建立在中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上，以此来推进绿色的生活模式和生产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和为贵”的思想，更是可以成为积极引领全球的和谐文化观和普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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