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说是自21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考验，对全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面对疫情的冲击，文创产业如何应对？人民网文化产业基金管理合伙人、北京创业投资协会副会长赵亚辉从疫情影响、危机中的启示与机会等方面讲述了文创产业的突破之路。
疫情之下，线下“暂停”线上“快进”
“疫情期间，全国有5328家影视公司注销或者吊销，是去年全年注销量的1.78倍。”数据显示，我国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19%，GDP同比下降6.8%，出现“停业、停工、停运”的“三停”状态。春节期间，餐饮零售业损失超5000亿，旅游业损失超5000亿，电影票房损失约70亿，春运客运量同比下降80%。
“在疫情对很多产业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有一个行业，在过去这段时间非常火，也让很多投资者、消费者都感到今年是直播带货元年。” 赵亚辉认为，疫情过后，互联网是让很多企业活下去的关键。我国的线上消费出现了“全面快进”的现象。在过去这几个月，直播带货这个词让很多人看到了未来很多产业复兴的希望。
“其实直播带货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很早就有直播带货，只是互联网时代出现了新的形态。”赵亚辉说，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前后，电视购物大行其道，与现在线上直播带货比较，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再比如，在十年前，小米雷军是通过发布会的形式给小米带货，而现在是通过线上直播间的形式来带动产品销售。
如今所有商业模式在过去几乎都曾经出现过，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科技的手段发生了变化。科技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科技在改变着人类的产业，科技也在改变着现实。随着科技手段的变化，广播、纸媒、电视、门户、微信、微博、直播等展现形式在不断创新，使得信息传播的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
在万物皆媒、万众皆媒的时代，人和人的沟通，包括直播，出现了指数级的井喷。以淘宝直播为例：在2017年的成交量约200亿，到2018年增长至1000亿，再到2019年增长到3000亿。今年2月份，淘宝直播数据显示，新开播商家的数量增长了719%，招聘的需求增长了130%，月薪接近1万元。
“丘比特经济模型”和“五朵金花”
在全程、全息、全员、全效媒体的时代，“影响力经济”是产业融合的重要标志，而直播带货的本质就是“影响力经济”的变现。
赵亚辉认为，影响力的来源主要有三方面——注意力、公域流量、私域流量。做企业、做产品或服务的最终目标是盈利，实现持续盈利则源于存在可观数量的、且愿意为产品或服务付费的用户；而付费用户往往沉淀于对这一产品或服务的“粉丝”，他们通常是被产品或服务在其接触范围内产生的影响吸引而来，比如广告、亲友推荐；企业或其产品、服务想要产生一定影响力以俘获粉丝，收获付费用户，必然需要付出一定成本进行营销相关活动。
基于上述逻辑，影响力经济的原理可用以下“漏斗”状图形来解释。
上图展现了“影响力-粉丝-付费用户”层层转化、沉淀的过程：
影响力(I)可看作成本(C)的函数，我们定义为“I= C·γ”；
粉丝(F)可看作影响力(I)的函数，我们定义为“F= I·α”；
付费用户(U)可看作粉丝(F)的函数，我们定义为“U= I·β”
。“影响力-粉丝-付费用户”这一转化过程与恋爱十分相似：当某个产品或服务产生一定影响力、进入到人的视线时，就类似于一对男女萍水相逢，“初见”后一方暗生情愫，默默关注，开始或漫长或短暂的“暗恋”，等到某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奉上玫瑰，吐露心意，完成“表白”，实现付费。因此，我们分别将γ、α、β命名为“初见指数”、“暗恋指数”、“表白指数”。
基于“影响力-粉丝-付费用户”这一“影响力经济”变现路径，赵亚辉提出了“丘比特经济模型”和“丘比特公式”，为增强模型解释的直观性，新创了 “初见指数”、“暗恋指数”、“表白指数”三个指标，推演出了商业价值的是成本与“五因子”(“初见指数”、“暗恋指数”、“表白指数”、单位时间/频次用户平均收入、时间/频次)的函数。(如下图)
此外，由于五因子(又名“五朵金花”)构成的斜率形似爱神丘比特之箭，故命之名为“丘比特率”，“丘比特经济模型”也因此得名。
丘比特经济模型
“这里面我们引入一个最重要的数字，叫做丘比特率δ。V是你的商业价值，C是你的成本，当商业价值除以成本，会出现了五个变量(γ、α、β、ARPU、T)，我们把它定义为‘五朵金花’，即γ初见指数、α暗恋指数、β表白指数、ARPU单位时间(频次)平均用户收入和T时间(频次)。”赵亚辉表示，丘比特率δ就是这五个变量的函数，可以看作一种斜率，δ值越高，可实现的商业价值越高。δgt;1时商业价值可以实现对成本的覆盖，δ<1时，则可能面临入不敷出的境况。某种意义上，企业的盈利能力与δ的大小成正比，要使企业提高盈利能力，就要争取提高“五朵金花”(γ，α，β，arpu，t>
赵亚辉认为，对于企业或者产品来讲，要找到性价比提升最高的一个指数，如果一个企业有100元钱，要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一朵金花来进行投入。“有些像提高β值，就是提高付费率这个值，有些是需要提高从路转粉的，α就是路转粉，提高路转粉的比例，有些是要提高初见指数，就是想办法让人知道我，知道我后再转化为粉丝，从粉丝再转化成付费者。”
“大萧条”和“SARS”与文化消费爆发
历史上过去有两次比较大的灾难，对现在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一个是“大萧条”，另一个是“SARS”。
大萧条之前是胡佛的时代，当时是美国经济最好的时候。当时有一组数据，1929年之前，美国人口约1.2亿，人均GDP870美元，相当于中国1999年的水平。当时美国汽车拥有量2600多万辆，平均差不多是5个人就有一辆汽车。而中国到2018年9月，才差不多每6个人拥有一辆车。1929年初，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美国经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过。仅仅数月之后，美国股市崩盘了，发生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二，迎来了一个长达十年的经济大萧条。
“当时有5千多家银行倒闭，8万多个企业破产，股市跌去90%，有1400万人失业，失业率接近30%，当时全球的GDP下降了20-50%。”
大萧条中有两个特殊的机遇：“口红效应”和科技创新。
什么是口红效应？赵亚辉认为，大萧条时代，人们对收入和未来的预期在降低，购房、购车、旅游等大宗消费以及奢侈品消费削减，但是以口红为代表的廉价满足物质和精神需求商品销量大增。“包括花5块钱看一部电影、买一本书、玩个游戏这种当时的文化消费，特别是文创产品，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电影业以及文创产业的兴起恰恰是在大萧条的时代。”
股市崩溃的同一年，奥斯卡举办了第一届颁奖礼。接下来的十年，虽然全国电影院倒了三分之一，但是美国票房增长到了7亿美元。特别是1930年，美国还发明了汽车电影院，美国电影观众入场人数达到每周8000万，而当时美国只有1.5亿人口。此时，还出现了八大电影公司，以及一大批很好的电影。
文化消费娱乐观念的转变、垂直整合式经营、金融资本的介入和产业保护与政府支持，使得电影、广告、传媒、文创产业在大萧条时代真正的崛起。
“第二个需要关注的是科技创新，很多科技类国际巨头都诞生在大萧条时代。比如，1930年杜邦发明了合成橡胶，在1939年让每个汽车、每架飞机都用上了合成橡胶材料，此外，他们还在1934年发明了尼龙，这种科技创新使得杜邦成为国际巨头。与此类似的还有美国无线电公司、惠普。”赵亚辉说，萧条期是企业消减成本、改造创新的最佳时期，这是一个成长机会，企业应该通过这种逆境谋取更好的发展。
第二个案例是SARS(非典)带来的启示：精准洞察互联网带来的先机，抓住时代变化的应用场景，可以获得创新和转型。2003年非典时期，国内第二季度经济增速出现大幅回落。京东就是在这时发现了机遇，成功转型线上成为电商巨头。
非典也成为了中国第一批互联网企业的催化剂。2001年上市的新浪、网易、搜狐在2003年第一次实现了盈利，腾讯、阿里两个巨头恰恰也是这一年有了真正的突破。
“非典证实了数字移动技术和互联网的有效性，因此成为使互联网在中国崛起为真正的大众平台的转折点。”
赵亚辉认为，在疫情危机中，危和机是并存的，永远是一对矛盾可以相互转化的存在。疫情之下，线上经济、文创产业会产生更多的机遇，而对于企业来讲，最关键的是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朵“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