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人均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也就1000元”
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我国居然有6亿人月收入1000元？这个数字不免令人惊讶。
为什么中国还有这么多贫困人口？中国的财富到底去了哪里？有什么办法留住财富？可能这是多数人心中都有的困惑，希望本文能带给你一些思考，找到答案。
作者：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编辑：三三
来源：正和岛
01、中国仍有大规模贫困人口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很快找到了发财致富的有效手段——引入市场机制。
在很短的时间里，市场机制为中国社会创造了巨量财富。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贫穷国家，跃升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人均GDP也从当时人均不到300美元提升到今天的近9000美元，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
但是，中国真的已经是一个富裕社会了吗？
直到今天，中国社会大部分人口还是处于低收入甚至贫困状态。近年来进行的精准扶贫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曾经使数亿人脱离了贫困，但今天仍有很大规模的贫困人口。除了原来没有脱贫的人口之外，新的贫困人口也在出现。
从总体社会结构上看，中国的中产阶层人口数量还很少，社会底部人口数量仍然巨大，也就是说，中国还没有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学术界所说的“中产社会”。
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形成中产社会呢？
一方面，国家的收入分配机制出了问题，即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
另一方面，中国还没有建立一个需要大量财富支撑的社会保障制度。
所以，尽管从海外看中国，中国俨然已经是一个富裕社会了，但实际上中国仍有大规模贫困人口。
02、中国的财富去了哪里？
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经济上日新月异的变化，为什么大部分人口还处于低收入甚至贫困状态？国家财富去了哪里？
中国的财富流向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考量：
1、 财富向海外流出
财富流向海外的现象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至少没有减缓的迹象。在政府控制外汇的时候收敛一下，一旦控制放松就会恢复常态。
无论是对外投资、购置不动产，还是存入外国银行或其他形态，归根结底，财富离开中国而常驻海外。
2、 财富到处流转和折腾
很多中国企业一旦做大，就到海外注册成为海外企业，但实际上海外也没有多少赚钱的机会，就再到中国投资赚钱。
这种身份转换尽管可能并没有转换主人，但财富已经不属于中国。
3、 财富的浪费
很多企业因为种种原因到海外投资，但海外并不能找到理想的投资环境，造成损失，甚至是完全的失败。这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
比如国企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委内瑞拉、斯里兰卡、缅甸等国的大额投资，往往因为政治或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严重亏损。
国内一些国企业一直在消耗着大量的国家财富。很多国企尤其是地方国企，尽管有大量的亏损，但没有倒闭。无论是用财政方法，还是用金融方法来弥补亏损，都是在消耗财富，因为政府的钱不管用什么方式获取，最终都是来自老百姓。
4、 各种类型的腐败
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斗争揭示了，中国腐败的深度、广度和额度都令人触目惊心。
腐败不仅干扰正常的经济生活，影响财富的创造，更是造成财富的巨大浪费。就官员来说，因腐败而得来的“财富”是死的，既不敢消费，也不敢存入银行，往往是东藏西藏。
03、多管道留住财富
创造财富固然重要，但保护财富更为重要。如果没有有效的财富保护机制，所创造的财富很快就会流失。
那么，如何留住财富呢？明白了上述财富流失的根源，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1、 加紧建设法制与法治
没有有效的法治保障，财富缺少安全感。
近些年，一些极左思潮抬头，使得财富更感不安全。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上层中产，只要有机会，就拼命往海外跑。
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法治经济，所以需要加紧建设法制与法治。
2、 追求公正社会
极左思潮抬头是有经济根源的，那就是社会公平的缺失，例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过于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引入的可以说是原始市场机制，需要政府确立的社会保护机制不足，甚至没有到位。这种情况下，市场创造的大量财富流向极少数人，而大部分人没有获得应当得到的财富，少部分人甚至成为牺牲品。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也不能说不重视社会政策建设，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不公平的情况。只要这种情况继续，社会的激进思想就不会消失。而激进思潮的存在对财富是一种威胁，世界各国都是如此。
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既不安全，法治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为了追求社会公平，不仅要加紧社会政策建设，而且要尽快推行房地产税、遗产税等有利于社会公平的政策。
3、 建立新型政商关系
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财富需要寻求政治权力的保护，但一旦掌权者失去提供保护的动机，财富很快就会感到不安全。
例如在反腐败的高压下，一些官员的态度变成“不吃你的，不喝你的，不拿你的，为什么要为你办事”。
再者，反腐败斗争以来，几乎每一个腐败官员都可以牵出一大批商人，商人感到不安全，就带着其财富出走海外。
时间证明，原来腐败的政商关系不可行，现在已经提出要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
4、 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
没有有效的监管至少会造成两个结果：一是，市场经济盛行“大鱼吃小鱼”的现象，金融业和互联网企业大肆收购实体企业，导致金融、互联网、房地产业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
二是，政府为了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往往简单地通过不监管的办法任其发展。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的发展最终必然出现大问题。
因此，政府放任企业在无政府状态中发展并不是亲商，因为最终当企业出现问题，有关部门必将粗暴地对待，所以财富的创造和积累需要有效的监管。
5、 实行“基金制度”
资本的本质是自我积累和扩张。但是，在中国，这种简单的积累和扩张并不可行。
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不正当的政商关系，因为政府不放心企业财富的“政治化”，企业需要政府的支持进行再扩张。
我们可以学习发达国家，通过实行“基金制度”等方法来解决“富不过三代”的问题。引入基金制度等可以实现财富的所有权的管理权分离，让专业人员管理财富，避免财富处于纯“消费”状态。
04、结语
古人言：“有恒产者有恒心”。
“恒产者”即中产者，在任何社会，中产阶层都是财富的“载体”。无论是穷人的减少，还是中产阶层的壮大，都关乎财富。没有有效的财富保护机制和没有有效的财富创造机制，一样很难保证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不用说进入高收入社会了。
在找到创造财富的机制后，人们更需要找到有效的财富保护机制，只有同时拥有两者，一个国家的经济才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文摘编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所著《中国的当下与未来》一书，中信出版集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