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发生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这也反映出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大趋势。近日，就如何积极应对结构变化带来的风险与挑战等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更紧密地围绕市场需求
全球产业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至处理过程的跨企业网络组织，包括所有参与者和销售活动的组织、价值及利润的分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青认为，全球产业链是企业生产边界优化并扩大到全球的过程。现代全球产业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形成，冷战结束、中国改革开放等历史事件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改变了全球要素结构，推动了技术进步，完善了全球治理规则，促进了全球产业链蓬勃发展。近年来，随着以AI、智能制造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劳动力成本大幅度降低；经济全球化、自由化思潮低落及全球治理规则的显著弱化，提升了全球交易风险，增加了经济不确定性。未来，全球产业链将更紧密地围绕市场需求，形成新的区域集聚模式。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提到，全球产业链或将出现内向化趋势，未来跨国公司的经营理念可能会发生变化。从纵向看，全球产业链将趋于缩短，原先分包给不同国家和企业生产的产品将适度收回到跨国公司内部生产，以生产工序、环节为对象的纵向分工体系会发生改变。这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和规模经济的特点，但符合缩短供应链使产业自主、可控的要求。从横向看，未来分工将趋向于区域化集聚。这种产业链内向化趋势可能会有损国际分工利益，却有利于提升经济效率。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余淼杰看来，疫情没有改变生产地区化与贸易全球化的基本格局，但全球多边经贸协商机制被弱化，地区经贸合作多边机制得到加强。例如，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得到积极响应，“东盟10+6”区域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确立，北美自贸区与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逐步强化。
重构背景下的利益权衡
刘青表示，权衡全球产业链重构，要对比企业成本与风险。企业生产成本取决于三个因素：要素禀赋投入的中间品价格，而中间品价格取决于厂商和供应商的选址；生产函数，即生产同一产品投入的中间品比例不同；交易成本，主要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企业风险取决于生产环节的数量以及各环节之间的交易风险。全球产业链能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企业成本，但全球产业链越长，面临的风险越大。同时，要权衡国际政治竞争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国家经济越安全，越有利于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国际政治竞争越激烈，全球产业链的风险越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提到，成本和收益属于效率导向，而风险属于安全导向。从企业长期发展的角度判断，效率导向是支配因素，需要坚持追求效率导向。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近年来，贸易占GDP的比重持续收缩，全球陷入低增长、低贸易、低利率、低通胀的停滞状态。与此同时，成本与风险增加，区域化现象全面抬头，国际政治冲突、地缘政治冲突对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此次疫情可能会加重世界经济长期停滞的问题，未来几年是新技术引领的核心期和转折点，各国应制定符合各阶段变化的策略。
主动应对全球变局
刘青表示，随着我国在疫情防控中取得阶段性胜利，短期内中国产业链的地位将得到强化，中国产品的成本优势将得以凸显。服务中国和亚洲市场的产业链会加速向中国集聚，但服务于美国市场的产业链包括高端产业和中低端产业可能会加速转移。全球产业链重构对中国而言，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需理性直面变迁，通过投资方式参与其他产业链，通过要素市场改革解决与就业和收入分配相关的问题。要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双边投资协定制度化等措施与外部环境对冲风险，坚持市场化改革，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黄群慧提到，面对产业链重构，我国需不断坚持改革开放，提升市场效率。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塑造全球化逻辑，积极主动迎接全球大变局，持续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刘志彪认为，随着全球产业链的重构，竞争方式会出现新的变化，产业链与产业链、产业集群与产业集群间的竞争会日益激烈。当前，中国产业集群总体发展水平较低，生产环节大部分集中在加工制造。因此，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大趋势，中国产业集群需进一步升级和转变竞争方向，由产品分工转向集群分工。
刘元春表示，中国经济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但从中期来看，产业链重构带来的调整风险、成本和机会并存，需要我们在战略上有更清晰的驾驭能力和思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