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上海，编辑 阿乐）讯，人们往往会认为高社会福利国家会让国民沉迷享乐不思进取，缺乏创业拼搏精神。
不过，随着金融科技初创Klarna进入大众视线，人们逐渐意识到瑞典已经成为了欧洲的新硅谷。
39岁的亿万富翁、Klarna创始人Sebastian Siemiatkowski指出了瑞典1990年代后期的一项政府政策，即给每个家庭都配备一台电脑。
当年，瑞典改革适逢互联网经济的兴起。人们在创业的同时，第一次亲密接触互联网。凡是给所有员工（不论是管理层，还是保洁员）配置家庭电脑的公司，瑞典政府都给它税收优惠。
此外，瑞典也是最早大举投资，提高互联网速度的国家。2005年，当Klarna成立时，瑞典每100人中有28个宽带订阅用户，而美国为17个（普遍为拨号上网），全球平均为3.7个。
今天瑞典的电脑普及率和美国差不多，但网速仍比后者快得多（平均22.5MB/秒，美国只有18.7MB/秒）。在苹果iTunes以下载音乐为主的时候，音乐流媒体Spotify就已经能让用户互相传输音乐了。
这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最高税率的国家能孕育出Spotify、Skype和Klarna之类的公司。
据Siemiatkowski本人称，他16岁时就开始计算机上编码。二十多年后，他的支付公司Klarna价值达到460亿美元，并计划上市，许多银行家预测它将在明年初在纽约上市。
“这只会发生在一个宽带已经成为标配的国家，其他市场连接速度太慢，”Siemiatkowski 说，“这让我们的社会领先了几年。”
仅次硅谷
尽管英国和法国等较大的欧洲经济体及其长期金融中心的整体投资规模更大，但瑞典在某些方面的影响力超出了其体量。
根据经合组织经济学家2018年公布的一项研究，瑞典的创业率在世界上排名第三，仅次于土耳其和西班牙，每1000国民就有20家创业公司。不仅如此，创业公司三年存活率全球最高，达到74%。
根据风险投资公司Atomico的Sarah Guemouri的说法，斯德哥尔摩在独角兽方面仅次于硅谷——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每10万居民约有0.8家（硅谷为1.4家）。
然而，在一个资本收益税率为30%且所得税可能高达60%的国家，没有人能确定公司繁荣是否会持续。2016年，Spotify曾表示考虑将其总部迁出该国，理由是高税收使得公司难以吸引海外人才，目前它还没有这样做。
风险投资公司QED Investors的合伙人Yusuf Ozdalga表示，对于非瑞典语人士来说，获得资金以及与创办公司相关的行政或法律事务也可能难以驾驭。他将这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进行了对比，阿姆斯特丹政府在4月份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以方便国际公司的生活。
监管的矛盾
总部位于伦敦的风险投资公司Northzone的合伙人Jeppe Zink表示，欧洲金融科技公司的所有退出价值（投资者套现时收到的金额）中有三分之一来自瑞典。
他补充说，政府政策促成了这一趋势。“这对我们风险投资家来说是一个有趣的困境，因为我们不习惯于监管过多市场，事实上我们天生就对监管感到紧张。”
瑞典数字信息部长Anders Ygeman表示，监管确实可能会使创新者“有几率失败”，然后“重新启动并运行”。
初创公司Northvolt的首席执行官Peter Carlsson表示，“当你看到别人的成功时，你真的会产生连锁反应，我认为这可能是创造当地生态系统最重要的事情。”Northvolt主营业务为电动汽车生产锂离子电池，价值117.5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