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近日披露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13年9月24日至2020年6月3日，刘某任职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期间，违反《证券法》关于禁止从业人员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的规定，被罚没超1亿元。
截图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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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炒股交易
近147亿元
据《行政处罚决定书》，2013年9月24日至2020年6月3日期间，刘某先后任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投资经理、权益投资部副总监(主持工作)，为证券从业人员。
2013年9月24日至2020年6月3日期间，刘某先后利用“秦某珍”海通证券信用账户、“许某兰”海通证券信用账户、“周某玲”海通证券信用账户、“王某华”海通证券普通账户及“毛某东”海通证券信用账户(以下简称“秦某珍”等5个证券账户)持有、买卖股票，通过刘某个人使用的手机和电脑设备委托下单共计24623笔，占总委托下单笔数的89.37%，累计交易金额14,682,496,752.69元，盈利54,638,669.34元。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情况说明、相关证券账户资料、银行账户资料、询问笔录及交易所计算数据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截图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证监会上海监管局认为，刘某作为证券从业人员，利用“秦某珍”等5个证券账户持有、买卖股票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四十条第一款关于禁止从业人员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七条所述“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人员，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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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申辩
罚款金额过高
刘某及其代理人在两次听证会和陈述、申辩材料中提出，本案盈亏计算不当，刘某使用证券账户内资金由刘某和毛某东共同出资，收益部分归毛某东，建议重新计算本案盈亏。
截图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刘某及其代理人认为，刘某的案涉违法行为分为3个阶段。
其中，2013年9月24日至2015年5月期间，刘某买卖股票的行为已过行政处罚追责时效；2015年6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刘某买卖股票的行为应认定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不应认定为从业人员违法买卖股票，根据从轻和特别法优先的法律适用原则，应当适用《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2020年1月至2020年6月3日期间，刘某已将毛某东、王某华、周某玲等3人的证券账户、银行卡、U盾等全部交给了毛某东，由毛某东自行交易，不存在违法行为，不应予以行政处罚。
同时，刘某存在自动中止违法行为的从轻情节，建议对刘某予以从轻处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中确定的罚款金额过高，远超当事人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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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认定
处罚幅度适当
经复核，证监会上海监管局认为，结合在案证据，2013年9月24日至2020年6月3日期间，刘某先后利用的“秦某珍”等5个证券账户的资金来源于刘某。没有证据显示证券账户内资金存在由毛某东出资、收益归毛某东的情况。本案盈亏计算并无不当。
截图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刘某在2013年9月24日至2020年6月3日近7年的时间内先后利用“秦某珍”等5个证券账户持有、买卖股票的行为构成一个违法行为整体。
本局于2020年8月对本案进行立案调查，并未超过追责时效。2013年9月至2020年6月期间，刘某存在利用他人证券账户持有、买卖股票的行为，该行为持续到现行《证券法》施行之后。
2014年修正的《证券法》及现行《证券法》均禁止证券从业人员违法持有、买卖股票行为，且对该行为处罚幅度未作调整，故不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
2020年1月至2020年6月3日期间，案涉的“毛某东”海通证券信用账户、“周某玲”海通证券信用账户和“王某华”海通证券普通账户3个账户虽由毛某东操作，但其操作是为刘某服务，账户资金来源于刘某，涉案期间证券账户中的股票实际持有人为刘某，认定该涉案期间刘某行为违法无误。
证监会上海监管局认为，对刘某处罚建议已综合考虑了违法事实、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确定的处罚幅度适当。结合在案证据，刘某并未主动中止违法行为。刘某提出的家庭情况困难，不属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刘某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决定：责令刘某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股票，没收刘某违法所得54,638,669.34元，并对刘某处以54,638,669元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