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起，美国掀起了不同寻常的“辞职潮”，仅4月辞职人数就超过399万人，之后节节攀升。今年9月，美国辞职人数更是达到创纪录的440万。目前，美国整体就业总数比疫情前低3%。
另据美国劳工部数据，自疫情开始后，全美境内自雇人员的数量增加了50万，达到944万，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高。
11月29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数十万美国人正以零售商、小微商业顾问、小微企业主的身份改头换面。
有钱又有闲
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从今年1月到10月，全美申请联邦税务识别号的数量达到454万次，比2019年同期增长56%。在这个数字背后，透露出的是400余万想要创业的个体。
50岁的金伯利·弗里德尔（Kimberly Fridle）便是其中一个。2020年9月，她辞去了位于达拉斯附近一家抵押贷款公司的营销主管一职。由于要照顾两个还在上学的女儿，弗里德尔渴望较为灵活的办公方式，在制药公司担任高管的丈夫的鼓励下，弗里德尔开始创业。
由于疫情管制，亚马逊的送货、退货变得异常艰难，当一些亚马逊卖家有周转货物等需求时，他们就会找到弗里德尔。她在休斯顿郊外的家中为亚马逊物流、仓储提供服务，活动范围则是家附近租用的仓库空间。
事实上，弗里德尔算不得小企业主，因为她没有雇员，而在这场“再就业”浪潮中，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
今年7月，弗里德尔的月收入大致恢复到她从事营销工作时的水平，近期她还准备扩展业务，沃尔玛将是她另一个客户。
从参加工作到现在，整整27年时间里，弗里德尔第一次有了掌控生活的感觉。
麦肯锡公司高级合伙人兼劳动力趋势顾问亚伦·德斯梅特表示，疫情趋使人们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并考虑自由职业的可能性。
50岁的马库斯·格林（Marcus Grimm）亦是其中的一员。
格林大学毕业后就在广告公司工作，疫情刚暴发时，他就被公司解雇了。为了生计，他通过线上平台Upwork承接一些大公司的广告业务。由于专业技能扎实，格林的接单也越来越多，时薪达到了150美元，年收入超过了其在职时的13万美元年薪。
“我是有能力找到客户的人，我是为我自己工作的人。”格林说，曾经一个客户提出要聘请他，但他拒绝了，因为“自己不想放弃中午可以自由划皮艇的生活”。
多因素推动“自雇潮”
在最近的一次投资者电话会议上，Upwork CEO海登·布朗援引2020年9月的一项调查表示：“一种新型的职业道路已经出现，美国‘千禧一代’有一半人都选择做自由职业者。”
根据LinkedIn对用户资料的分析，自疫情开始以来，美国境内创办的企业数量增长了27%。其中，男性创办的企业增长了17%。
另据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在截至今年7月的两年中，女性自由职业者的数量增长了4.3%。
而在这场“自雇潮”兴起的背后，有许多因素起到了推动作用，无论是美股，还是联邦救济金，抑或是加密货币，这些财富机会使人们更有勇气辞职从而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联邦失业救济金，失业者每周可获得300美元。
分析师表示，等联邦救济金停止发放后，一些人可能会想找一份全职工作。
如果劳动力短缺问题有所缓解，自由职业者可能会面临更多的竞争。随着疫情逐渐缓解，类似于弗里德尔这样的个体户业务可能会萎缩，如何开辟一条稳定的生存之道，是所有自由职业者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单干不是常态
26岁的韩小胖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自嘲是一个“打零工的”。2018年，韩小胖在美国埃默里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回国后，他首选在离老家不远的上海就业，进了一家广告传媒公司。疫情发生后，韩小胖裸辞，开始自己当老板。
目前，韩小胖运营着自己的B站和小红书账号，这会产生一些广告收入。他还不定期会接一些单子，帮一些创业企业制作广告文案，一个项目佣金大概在5000元到一万元左右，按单次扣税。
他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的收入短信，每个月都有不同的账户向他的银行卡里打钱，有时是一万多，有时是2000多。
“虽然现在完全可以养活自己，但这并非长久之计。”韩小胖对记者说，也许自己将来会考公，或者回老家“继承家业”，这段经历，只是年轻时的“小任性”。
在国内某知名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的招聘官Ding Ding（化名）看来，很多自由职业者的薪资并不稳定，一般都是“跟着项目走”，很少有能力突出者可以达到理想状态的创收。
她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如果一个人的工作经历不连贯，很容易影响到此人在日后的求职。她给出的建议是，趁早规划好自己的职业路径，明白自己的优势与劣势。
“比如很多艺术领域的从业者，他们都是自己单干，但这是该行业的普遍业态，并不能成为所有人的参照”。
（应采访对象要求，韩小胖和Ding Ding均为化名）
记者：周秭沫
编辑：程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