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一改变，也深刻的影响了世界地缘格局，最典型的就是边缘型板块上位，传统的大陆中央型板块没落——比如从洲际格局来说，坐拥两大洋，游离于亚欧大陆这个人类文明中央板块的北美洲，孕育出了美国这个现代罗马帝国，将传统亚欧大陆列强纷纷压在身下；大洲内部，边缘板块也明显要比传统中央板块要更具优势——位于亚欧大陆西端边缘海上的英国，就以一己之力，力压欧陆，成为百年世界霸主；而亚欧大陆东端边缘海上的日本，也曾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称雄亚洲，力压作为东方世界传统大国的中国。而即便是在中国内部，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东南沿海，也在这场转变中，迅速拉开了内陆传统华夏文明核心区的差距。
这种转换是有其规律的。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贸易在人类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而海运成本低、运量大，且受政治以及地缘等主客观环境阻碍相对较小，本就是最合适不过的货运方式。以前人类征服自然能力有限，海运还不得不受技术阻碍。可随着人类造船术的进步，征服海洋的能力不断提升，海运的优势就此显现，逐渐取代陆运，成为主要运输方式——并且这种地位还随着工业和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巩固。
伴随着海洋贸易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地位的提升，对海上贸易线路的掌控，也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和文明强弱的重要标准。无论是早期的西班牙、葡萄牙，或者后来的荷兰英国乃至美国，他们都是依托自己的海洋霸权，进而建立其全球霸权。而传统的大陆型庞大帝国，如果不能掌控海洋，不具备打造全球贸易体系，收割世界的能力，那其结果就是，无论这个帝国领土有多辽阔，自身资源有多丰富，都不得不在与能够收集全球资源的海洋型帝国的叫阵中败下阵来。
这套逻辑，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就屡试不爽。直到今天，海洋型国家，或者国家内部的近海地区，依然在人类的经济、政治活动中占据明显优势。对海权的掌控能力，也成为决定国家强盛与否的主要标准之一。
但近年来，舆论场上关于“陆权复兴”的论断逐渐流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海上贸易，以及随之衍生的海权，其之魅力已经达到顶峰，而沉沦已久的陆权，将重新夺回昔日的荣光。
那么，这种论断，到底是否正确呢？在云石君看来，虽然这里面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但总的来说陆权复苏，还是有一定依据的。
为什么这么说？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部分商品的内容形态出现了变化。以往的国际贸易，主要是以大宗商品和传统工业耐用品为主。而无论是作为大宗商品的石油、矿产、钢铁、农产品，还是作为传统工业耐用品的比如衬衫、玩具，乃至于传统机械，这些商品相对而言保质期较长（或者就不存在保质期一说），所以对运输时间的长短并不特别在意；相反，由于这些商品的单位利润较低，要想尽一切办法控制成本，所以他们对运输费用的高低十分看重。
对这类商品，耗时长，但运费低，单次运量大的海运，无疑是最合适的运输方式。在世界贸易主要以这些传统商品为主要内容时，海运当然是不二的选择，相应的，海上贸易在全球经贸体系中，自然也占据着只高无上的地位。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商品内容逐渐出现了些变化。近些年来，电子产业蓬勃发展，电子产品及其原配件，以及精密仪器之类，在全球贸易中占据的份额越来越高。电子产品更新速度快，所以对时效性要求极高，如果用海运的话，会严重消耗此类商品的有限生命周期。同时电子产品普遍单个体量较小，而附加值较高，所以也完全能承受较高的运输费用。
基于上述逻辑，像电子产品这类高科技，高附加值商品，越来越多的不走海运，而是走速度更快的陆运甚至空运。
这就降低了海运的价值和战略意义。尤其是随着人类社会科技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电子科技产品在全球贸易中占据的份额会越来越重要。鉴于无法在这块大蛋糕中分一杯羹，海运面对陆运、空运两种其他运输方式，就无法再保持以前那样的绝对优势。
既然电子科技产品不选择海运，那它的产业集群——至少是工业集群，就没有必要非停留在沿海不可了。这也是富士康之类大型代工厂，以及相关产业集群这些年大举迁往内陆的逻辑基础。同样面对沿海日益昂贵的综合成本，衬衫玩具这些传统产业的外迁，基本上都是指向东南亚，少有迁往内地者；而电子产业的工业集群，却依然能大举内迁，二者之所以路径有极大差异，归根结底就在于它们在成品运输方式的选择上不一样——前者的外贸运输只能依赖海运，所以不可能迁往内地，而电子产业，已经越来越多的通过空运和陆运发往全球。
总而言之，商品内容形态的变化，使得它们对运输渠道的选择发生了变化。海运这个传统运输方式，在电子产业这个新兴门类面前，失去了自己的优势。而电子科技产业在全球经贸体系乃至人类工业体系中地位的愈发重要，又使得赶不上这班车的海运重要性相对下降，而与海上贸易相伴相生的海权，其之优势也自然会随之缩窄。
其次，则是非实体经济的蓬勃发展，打破了海权赖以生存的地缘基础。
海权之强势，要义在于其控制了全球实体商品贸易的战略通道，进而把控住了全球实体经济的命门。
但互联网经济、服务贸易以及虚拟经济的兴起，打破了这个限制。互联网经济和服务贸易，其中相当一部分在理论上不受地缘条件限制，并不需要消费者和生产者在物理上尽可能的接近，甚至很多都没有实体性质的流通商品。所以海权这种基于对现实运输渠道掌控而形成的强势权利，并不能直接对许都互联网、服贸等经济产生阻碍——换句话说，海权在这些行当，并没有直接用处。
当然，直接用处没有，间接用处还是有的。毕竟现在非实体经济最发达的，还是全球海上霸权掌控者——美国。甚至中国内部，这些行业兴盛的，也依然主要是沿海地区。
但这种优势，并不具备不可替代性。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沿海地区，他们之所以能把非实体经济发展的如此兴盛，主要还是因为前期通过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当地培育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沉淀了大量的人才和资金，并形成了足够的美誉度，这样才为后来的非实体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问题是，人才和资金都是可以流动的，良好营商环境这个也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营造——无论是美国的西海岸，还是中国的珠三角，他们发展之初都是一穷二白，人才资金都是慢慢积累和吸引，营商环境也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改善。总而言之，这些本质上都只是技术性的先发优势，凭借它们，纵然在非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占得先机，但并不足以借此确立面对内地竞争时的不可替代地位。
实际上，内陆地区如果软环境发展到位，同样可以成为非实体经济的领头羊——至少能分一杯羹——印度的班加罗尔，就是最好的例子。班加罗尔作为德干高原上的内陆城市，却力压孟买、加尔各答等著名国际港口城市，成为印度科技中心，这本身就证明了一个事实——近海区域与非实体经济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对海上贸易通道的掌控，并不能对非实体经济构成必然影响。这一点对海权的地位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近年来，非实体经济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占比越来越大，重要性越来越凸出，既然海权无法像对实体贸易那样，对这块非实体经贸蛋糕予以控制和支配，那么据此认定海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和把控力相对下降，自然也就是符合情理的。
最后一点，则是陆权构建方式的变化。过去，各大陆强国在增齐构建自己的陆权时，更多的是采用政治和军事方式，既通过压迫和征服，来拓展自己对他国的影响力。
这无疑是很不稳定的。一方面，弱小一方不会打心眼里认同这种受制于人，但凡逮到机会，就会予以反抗。另一方面，大国之间，更是会因这种政治军事的博弈，而爆发绵绵不断的冲突。
这也是陆上贸易通道所面临的一大难点。与主要利用公海的海上贸易通道不同，陆上贸易通道，因为整条线路都掌控在不同的国家或者政治势力手中。这种格局，决定了政治、军事冲突几乎是很难避免的。而这些此起彼伏的政治军事冲突和潜在风险，严重限制了陆上贸易通道的形成和功能发挥——古代丝绸之路的衰落，就与当时中亚的混乱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现在，虽然贸易通道各段依然各自为政，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情况依然还是出现了一些向好的趋势。而这一切，还得多感谢核武器。
核武器的出现，首先断绝了大国之间直接爆发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可能。
这个对陆上贸易通道是最大的威胁——搁在核武器诞生之前，大国之争，动不动就绵延百年，在此期间双方闭关自守，不通声息，陆上贸易通道基本关闭——当年大航海时代之所以来临，就是因为奥斯曼帝国崛起，灭了东罗马帝国，阻断了东西方传统贸易通道，这才逼着欧洲人通过开辟海上新航线，来维持贸易。
但现在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大国之间都具备了互相毁灭的能力，这种格局下，大家反而形成了恐怖核平衡。谁都不再奢望通过武力对抗方式，强力解决彼此间的冲突。而既然都知道无法通过动武解决问题，大家反而能够平和下来，通过谈判磋商来解决问题——这意味着威胁陆上贸易通道稳定性的大国间显性对抗风险，被大大降低了。
大国之间的直接矛盾被遏制，那么光小国，就很难闹出花来。毕竟小国通常都是要受大国影响的，只要陆上贸易通道的建设，能在沿途大国之间达成共识，那小国就是想折腾一般也没那么大胆子。
其次，恐怖核平衡的出现，断绝了大国通过武力打造自身陆权霸业的可能。这种情况下，大国的陆权构建，也逐渐转换了形式，从以前通过政治、军事方面的恃强进取，转而通过经济方面的以利相诱。
这里面的差别就大了去了。以政治军事力量拓展陆权，这本质上是以力服人，除了主导者，其他参与方在这种陆权体系中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在陆上贸易通道中，他们通常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维系这种陆权和陆上贸易通道的，仅仅是主导者的强力。
但用经济手段，那是以利服人，讲究的是合作共赢，主导者并不能直接干预参与者的内政，而是通过一起做大蛋糕，赚取财富，来诱使大家参与。参与方的主权并不受到威胁，经济上还可以借此获利。维系这个通道的，是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利益——主导方固然获利最大，但参与者也都能依据自身体量大小和在通道中的战略地位，分到一杯大小不一的羹。
这样一比较，二者就高下立判。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构建的陆权和陆上贸易通道，明显比以主导者强力构建的要更得人心的多，也更具稳定性。
恐怖核平衡打消了大国间的军事冲突可能，将大家的博弈，限定在了不改变政治现状的范围内。而正是这一客观局限，反而给经济手段的上位提供了空间，当陆权只能通过经济手段来拓展，那在古代一直制约陆上贸易通道发展，甚至最终毁掉传统丝绸之路的政治军事因素，反而被限制到了最低。这也为现代陆权的复苏，奠定了政治环境方面的基础。
综上所述，随着时代的发展，海运的经济局限性越来越大，陆运的重要性有所回升，同时，制约陆上运输通道的国际政治军事风险，也被压制到较低的程度。这种形势的变化，使得海权与陆权的传统格局也出现了改变。虽然不能说海权就此没落，海上贸易通道不再主流，但其在全球经贸秩序中的地位，确实大不如前，陆权和陆上贸易通道，也在历经五百年的萎缩后，迎来了一个反转的战略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