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在2021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上，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提出，在疫情的冲击下，数字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一方面，数字经济影响着各行各业和经济结构，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本身也面临着反垄断、隐私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挑战。
数字经济产生新的生产要素 提高生产率、实现低成本扩张
在新冠病毒肺炎冲击之下，数字经济的发展显示出巨大的潜力，例如远程办公、远程教育、远程医疗、在线会议、远程配送等。
彭文生提出，数字经济的核心层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包括通信技术、信息技术等。数字经济的应用层即大数据的应用所带来的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产业，突出的例子是平台企业，例如美国的亚马逊、谷歌、脸书，中国的阿里、腾讯等。数字经济的第三个层次是产业数字化，即所有的行业、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这三个层次来看，中国的情况是两头弱中间强，核心层、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在中间层即平台企业方面，相对发展较强。
数字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其在工业经济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生产要素，即数据，使得数字经济的产品或服务在微观层面具有非竞争性。开发阶段完成后，商业模式和业务推广的边际成本很低，由此带来商业模式的扩张非常快，同一个产品的市场规模可以很大。除此之外，数字经济还能产生范围经济，可以通过现有的网络和平台，向跨市场拓展业务，例如原来做电商的，可以拓展做健康、支付。因为互联网企业的平台有大量用户，数字产品边际成本很低。
数据作为新的生产力，可以提高效率、产生规模经济。从生产关系来看，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的产权具有排他性，数据一旦被某个企业或个人占有，就形成排他性，别人不能用。数据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特性两者结合起来，带来数字经济时代效率和公平问题，竞争和垄断的问题。这一定程度上隐含了数字经济时代公共政策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和需要做的平衡。
数字经济可能使国际贸易更多转向服务贸易 未来经济发展更重服务业
彭文生提出，从宏观上，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首先是机器替代问题。近几年经常听到两种担心，一种是担心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短缺，另一种是担心机器替代人导致失业。到底应该担心哪个问题？从供给端来看，机器替代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样一个劳动力能生产更多的东西，有利于抵消老龄化对生产、供给的影响。从需求端来看，老龄化和数字经济结合起来，一个可能出现的现象是低欲望社会，老年人欲望比较低，机器也没有欲望，导致整个社会低欲望、低消费需求。从这个意义上看，机器是替代不了人的。
第二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收入分配。如果机器替代人的话，收入分配就是有利于资本的；如果机器是赋能人的话，有可能对劳动者有利。这和劳动力成本有关，同样的机器人，国际市场价格是不一样的。如果机器替代人，它将更多应用在美国，美国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高；如果机器赋能人，和劳动者配合，则可能更多应用在中国。因为劳动力成本的差异，数字经济的发展对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在美国更有利于资本，在中国可能相对更有利于劳动者。数字经济发展还将带来劳动者之间不同的人有收入差距，这就是数字经济时代带来的明星企业、明星个人效应，会加大劳动力收入分配的差距。
第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国际贸易。数字经济改变了通信的成本，沟通成本大幅度下降，视频、虚拟现实使大家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像在同一个地方一样进行有效沟通。这对国际贸易影响深远，未来的国际贸易可能越来越多地发生在服务业领域，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将会提升、加速，可贸易使得市场规模增加、竞争增加，从而进一步促进技术进步。从未来经济发展模式来看，落后经济体追赶发达经济体，重要的方面就是服务业可贸易，因此新的发展模式未来可能更多体现在服务业的发展。
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新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例如垄断问题。彭文生表示，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看垄断，好的垄断有利于发明创造，有利于商业模式改进、创新者的收入增加，同时也为社会做贡献，提高了经济活动的效率，比如知识产权保护、专利权是好的垄断；不好的垄断是限制市场份额，阻碍新的竞争，阻碍未来的创新。现在关于垄断和竞争的讨论，就是在判断好的垄断和坏的垄断边界在何处，如何衡量评判市场竞争度，或者是其他的标准所隐含的垄断程度。
其他挑战包括数据到底为谁所有，对消费者个人数据的隐私保护，避免大数据“杀熟”等问题。平台企业的跨境业务也涉及国际层面的数据治理问题，不同国家之间在数据的产权、数据的共享方面如何形成有效的机制，既促进效率的提升，又避免在隐私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反垄断等方面带来不好的后果。未来关键在于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平衡。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顾志娟 编辑 李薇佳 校对 李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