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深圳,记者 周晓雅)讯,过去一年,市场交易的持续活跃让国内私募行业进一步壮大。经过十年成长,坐落在深圳的百亿量化私募博普致力于多策略组合多资产配置的资产管理模式,也更为聚焦市场的注意力。
从2010年计划回国,到2012年成立私募,董事长肖向光与首席投资官袁豪两位创始人带领博普从创建到壮大。这期间,市场历经牛熊更替,博普也从做单一股指期现套利策略,发展成涵盖套利中性策略、CTA商品期货策略、基本面量化股票、量化定增、主观多头等横跨多策略类别的资管公司。
博普科技董事长肖向光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末,该公司旗下量化CTA策略代表产品成立逾4年收益超400%,股票策略代表产品成立逾2年收益逾200%,复合策略、股指期现套利策略等产品相较同类产品也实现了不错的收益。种种成长喜悦,创业艰辛,外界并不熟知,财联社就此对博普两位创始人进行了访谈。
先说董事长肖向光。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及管理学硕士,肖向光曾就职于IBM波士顿多年。首席投资官袁豪则是美国普渡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26岁就成为了香港城市大学的博导,曾在2002年和2003年两次获得ACM(美国计算机协会)-ICPC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区域赛金牌,以及2003年全球总决赛第6的好成绩。
博普科技首席投资官袁豪再如副总经理孙林春、风控总监林斯达均为清华大学本硕连读,对行情、交易、风控系统开发具备多年实践经验。博普的多位基金经理也同为理工科学霸,多人获得过计算机、数学、物理、化学等国内外大型竞赛金牌奖项,有丰富的国内外投资和风险管理经验。
在肖向光看来,可以持续吸引不同学科的顶尖人才,是博普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我们增长是相对稳健的,在这个行业大家都知道,每一个策略都有它的一个比较舒适的投资容量,我们叫investment capacity,任何一个策略都有它的容量上限,所以我们公司是偏保守,偏稳健,也比较克制,一般来说每一个策略我们都把它控制在一个我们可以管理的合理的范围之内。”回顾博普的发展历程,肖向光将预估判断投资容量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并在此基础上,将每一投资策略的资金投入控制在适宜范围。
“公司文化也是我们的另一核心竞争力。我们希望营造出开放轻松的工作环境,而不是那种大家想象中的井然有序。我们鼓励同事们尝试和创新,留给员工一点空间。很多同事在博普,都发挥出了自己的最大潜力。”肖向光同时谈到另一心中骄傲。
在他看来,多数头部量化私募经过长期的发展,自然而然在投研风控体系上会形成自身的竞争壁垒,“随着时间推移,量化私募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策略开发和交易系统以及关键数据积累,成为自身的特点和壁垒,后来的人再想突破,会越来越难。”
展望未来,肖向光表示,博普将继续坚持用科技驱动发展,稳扎稳打提升自身实力,为投资者提供全方位资产管理平台,为我们的投资人提供策略组合配置,为专业的合作伙伴提供专业组合所需要的底层资产。
以下是部分访谈内容:
财联社记者:当初为何会回国成立量化私募?
肖向光:早在2007年我跟袁豪初次见面,就萌生了成立私募的念头。在这里也想先讲一讲博普这个名字的由来,因为我曾经在波士顿大学和MIT麻省理工读过书,麻省理工也在波士顿,所以我们首先取了波士顿的头两个字母BO,袁豪在普渡大学,我们就取了普渡大学缩写PU,那么合在一起就是博普,中文的意思,“博”一方面是博采众长,一方面是博闻多识;“普”我们定义为普创锦程,意思是我们希望能够和一批非常优秀的人在一起,为我们的投资人、同事以及身边的人,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说回到回国成立公司上来,2010年中国的金融市场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股指期货开始交易,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把2010年叫做对冲基金或者量化的元年。其实在此之前你如果做股票相关的策略,是很难有个对冲手段的。有了股指之后,一些传统的量化阿尔法策略,一些对冲策略才有手段去实现。我们博普这个团队,也是最早一批2010年就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做量化研究的一个团队。
到了2012年,当时我还在波士顿,深圳的科协有一个代表团去了波士顿,鼓励我们回国创业,所以也帮我们把团队落地在了深圳。博普早期的投资者,常问我们为什么办公地点在科学馆?因为科学馆是属于深圳市科协的一个办公楼,我们在科学馆还是待了有将近8年。
所以回国成立私募,一是最初就有的念头,二是加上后来的契机,于是就回来了。
财联社记者:博普的多策略产品体系是如何形成的?
肖向光:实际上,我们的策略多元化是从2015年就开始布局了,而每个策略从研发到产品推出又都需要耗费数年时间。
最早期的时候,别人给博普贴上的一个标签,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做期现套利的公司。当然,14、15年我们主要是做期现套利,中间在15、16年的时候,就这个单一策略的规模都到了50多亿;
但其实,2014年开始,袁豪自己就已经花很多时间在CTA(CTA泛指商品期货和股指期货策略)这块儿上,我们现有的CTA策略是19年成型的,这两年业绩很好,所以过去两年我们CTA规模得到了挺大的发展,在市场上也获得了很大的关注。
提到我们的CTA策略,就多说几句,博普现有的量化CTA策略覆盖了国内50多个期货品种,以基本面和价量等多维度信息预测各品种走势,策略涵盖短中长周期,具有换手率低、纯量化策略、程序化交易等特点。
在大家看来,策略推出来好像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实际上在推一个策略之前,我们公司内部是已经打磨了很久的。再举一个例子,同样也是因为业绩非常突出,大家在近两年十分关注的一个产品,我们的量化基本面股票产品,其实这个策略也是从2016年就开始研究了,但直到2019年年底才推出了相关产品的。
总的来说,博普的多策略产品体系,布局在很早之前,又随着每个策略的前期研究、打磨,直到产品的推出,也让这个体系日益丰富和完善。
截至目前,博普的产品线已经覆盖了中性策略、量化CTA、指数增强、量化+主观股票多头、量化定增等。
投资人能够根据自身的需求,用我们的核心策略来实现一个合理的组合配置,是我们这个多策略产品体系一直以来的追求。
财联社记者:如何评价公司的多策略发展?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肖向光:每个私募团队,在市场都有适合自身的打法。很多投资人也注意到了,我们在量化的套利中性策略、CTA商品期货策略、基本面量化股票、量化定增、主观多头等这几个重要的资产类别上,我们都有一些布局,从长期来讲,我们是希望把博普做成一个全方位的资产管理公司。
说到多策略发展,我想先讲一下我们公司资产配置的逻辑。我们在看一个资产类别能不能做的时候,首先会考虑我们自己的优势或者特点能不能在这个方向发挥。如果我们的强项不能支撑,即使说这个策略很赚钱或者很有机会,我们可能也会避免去做,这是第一个考虑点。第二个考虑点是,这个策略对我们的投资人,长期来讲会不会是资产配置比较优秀的品种?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经常会有一些机会能赚一点钱,但是它很短期,这样的我们也没有花时间。所以说,我们可以做什么,还是有精心考虑和布局的。
再来讲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一是我们团队大多数同事都有工程学背景,像我原来也是学计算机、学系统工程学,袁豪也是计算机系的博士,我们对算法、算力或者说系统工程学,还是比较相信的,而这些在金融学方面是能有比较深的应用的。
其次,我们公司在做这些模型和投资系统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把投资体系给打造好,比如我们公司不管在行情的获取、回测,在研究体系上,我们都打造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体系,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是可以有一定积累的,也能帮我们形成一定的竞争壁垒;
另外,我们在过去这么多年吸引了很多很优秀的人才。我也很幸运,在博普十年创业的过程中,能跟一帮非常聪明和优秀的人一起工作。博普是一个总体上非常轻松,挺能发挥个人潜力的一个工作场所,正是这样的文化,也使得这些优秀的人才在博普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这也是我们核心竞争力很重要的一块。
财联社记者:博普发展至今已将近十年,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这一挑战给博普带来怎样的影响?
袁豪:我们过去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可以说其实是一道选择题,就是我们只做单一的市场中性策略,还是做多投资策略发展。我们的答案,也显而易见。
过去十年,我们体会非常深刻的一点是投资人往往是讲绝对收益的。刚刚提到最早期的时候别人给博普贴上的一个标签,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做期现套利这个中性策略的公司。但如果是市场原因,这类套利内策略某些年头不好做,没有满足投资人的预期,我们的压力也会很大。所以我们常常把自己放在投资人的角度上来看待投资产品设计,这也正是选择多策略发展带来的影响。
过去十年经历的市场跌宕起伏,我们对投资人的需求体会也更加深刻,战略规划上也越来越注重策略的全方位布局,为我们的投资人提供策略组合配置,为专业的合作伙伴提供专业组合所需要的底层资产。
过去几年,我们基于几个核心投资策略做了几个不同收益和风险属性的复合策略,来满足不同需求的投资人。
财联社记者:怎么看待业绩表现与规模扩张之间的关系,博普未来的发展规划是怎么样的?
肖向光:一直以来,我们都是比较克制,认真把握每个策略可以容纳的资金容量。其实我们做策略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预估判断策略的投资容量多大。
比如,目前,我们CTA策略的规模并没有达到策略的容量上限,但是我们的单一CTA(商品期货策略)产品已经暂时不接受新的资金了。 一是考虑到投资收益自然会带来本身的资金规模增长,二是我们有复合策略,如博普宏观对冲策略,包含了股票多头和CTA,是很好的一个组合。这类复合策略的规模增长也会给CTA策略带来增量资金。
展望未来,我们想做成比较全方位的资管公司,覆盖几个重要的资产类别和策略,这背后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绝对收益是目前国内投资者的关注重心,而我们希望投资者均衡配置策略,获得较好投资体验。因此,把几类核心策略都做出来,而且做扎实,相当于我们为投资者提供原料,他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去组合或是通过我们的合作机构配置相关策略,获得稳健收益。
另一方面,在涉足新的大类资产及策略时,我们也会注重能否在策略运行中发挥我们的优势。如果有能够匹配我们能力的主流策略,就会深入研究发掘;如果不能,我们会暂时停下,等待时机成熟时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