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两天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于17日起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一份事先披露的文件显示，G20欧洲成员国尤其关注通胀问题，认为主要央行之间的货币政策沟通对全球经济、物价和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本次会议定下基调，即美欧正在收紧货币政策，新兴市场应当为此做好准备，以免市场突然波动产生难以控制的外溢效应。一句话，发达国家可能又要为自身经济复苏而薅新兴市场国家的羊毛。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中最具行动能力的沟通协调机制，G20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共同构成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主要担保人。近年来，在协调应对新冠疫情对全球金融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气候变化以及全球最低税等重大国际问题上，往往能以一致行动发挥关键核心作用，也由此成为当今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力量。
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G20成员中，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欧盟一道，在议题设计和话语体系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致使新兴市场成员国的弱势地位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特别是权利和义务上的不对等问题亟待解决，全球经济治理回归真正的多边主义说易行难。
以国际社会近期特别关注的美欧收紧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为例，首先需要正本清源的是，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过去两年采取的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发点是什么？最终受益主体都有哪些？而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世界何以避免合成谬误和以邻为壑？特别是，当备受争议的“现代货币理论”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大行其道，成为美欧执政当局货币政策工具箱中的主打工具乃至泛滥成灾后，其在全球留下的一地鸡毛，是否就该由新兴市场来承受？
新冠疫情暴发后，发达经济体为缓解本国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遭受的冲击，纷纷祭出量化宽松政策。IMF跟踪了190多个国家应对疫情冲击的财政政策、货币与宏观金融政策、汇率和进出口政策。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美国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根据2021年10月IMF的财政监测报告，2020年1月至报告发布时，全球对冲新冠疫情的财政支出高达10.79万亿美元，其中仅美国一家就占5.5万亿美元。
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面临的一个最大困境，就是易放难收。美国尽管依靠释放天量流动性换来金融市场的表面繁荣，也在一定程度上稳住了美国经济基本面，但美联储导调能力再强也无法规避现代货币主义理论创始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警告的通货膨胀后果。当前美国的通胀已经逼近失控，这当然令拜登政府揪心，也显著提升了美联储很快加息的预期。而就在一年前，不少主流经济学家还声称，美国经济的主要风险不是通胀。
这不禁使人想起差不多14年前，当贝尔斯登倒闭后小布什总统围绕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性问计于经济顾问们，那些掌握核心信息的财经官员和大牌经济学家居然普遍认为美国金融体系是坚固且有足够弹性的。甚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内部监察报告早在2006年就准确识别出了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诸多风险因素，但过于自信的SEC并未运用监管权力引导金融机构降低风险，最终导致那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彻底爆发。
只不过，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仍然相当大程度上受美元控制的背景下，美国及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盟友基本可以做到货币政策的收放自如。当然，它们会在放或收之前大做国际舆论，即经济学意义上的风险提示，意在向新兴市场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传递如下信息：我们会在重大决策之前发出风险提醒或所谓“善意提醒”，你们需要早作准备，否则后果自负。正如本次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之前欧洲人所警告的，发达国家央行会小心其行动可能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溢出效应，但新兴市场决策者们必须努力提高本国金融市场的韧性。
正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让经济与货币政策空间相对脆弱，本国经济表现较多依赖国际市场稳定的新兴市场，去承担美欧货币政策转向的成本或代价，这本身就是当今世界不平等经济秩序下的霸道逻辑。（章玉贵，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