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总量突破1.2万亿元、做市品种达70个、推出首个活体交割期货品种、诞生首个国际化期权产品……这是2021年期货市场取得的“成绩单”。
这一年，是副总经理朱斌投身我国期货行业的第29个年头。他透露，去年疫情发生以后，大宗商品市场出现巨幅波动，产业链企业深刻认识到大宗商品的避险需求，因而相继进入期货市场。这是今年期货市场资金总量大幅增加的原因之一。
在此背景下，“保供稳价”是今年的热门词汇。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部署保供稳价工作时指出，在加强供需双向调节、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支持用市场化办法引导供应链上下游稳定原材料供应和产销配套协作。
“‘保供稳价’首先要确保供应链的不中断；其次要保证价格不会由于商品短时间的短缺出现暴涨暴跌。政府用市场化办法把价格的涨幅稳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从稳定供应链的角度而言，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朱斌指出。
“二师兄”迎曙光
1月8日，二十年磨一剑的生猪期货正式亮相，这是我国首个活体交割品种。接着，生猪期货于今年9月顺利完成首次交割。
“上市活体交割品种，在期货市场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突破性意义。”朱斌感叹道，活体交割对于交割的挑战难度非常大，相信有了生猪期货这次尝试，积累了交割经验后，在研发上市类似品种时遇到的障碍会减少。
生猪是我国价值最大的农副产品，生猪期货的上市具有重大意义。朱斌提到，我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涨涨跌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生猪价格涨涨跌跌的影响，所以CPI经常被戏称为“猪周期”。而猪周期是一种经济现象，指“价高伤民，价贱伤农”的周期性猪肉价格变化怪圈。在此背景下，生猪期货的上市体现了政府对国内CPI体系的信心。
然而，由于挂牌价相对预期偏高等原因，生猪期货上市首日遭遇“开门黑”，三大合约至收盘均跌超12%。这只是今年生猪价格回落的开端，生猪期货从2月底启动跌势后，一路下行，前三季度呈现“史诗级”趋势性下跌，第四季度由于需求季节性回暖等因素，出现大幅的上下波动。
“生猪期货上市以后，刚好迎来一轮生猪价格的下跌，这跟‘猪周期’是一脉相承的。”朱斌指出，由于猪周期到达顶峰后就往下走，从猪的存栏、出栏数据可以看出，生猪价格的下跌，更多是由于生猪的供求关系导致的，这个下坡恰恰在生猪期货上市的时候出现。
在生猪价格下跌的过程中，朱斌不免有些担忧，他担心市场上会有人认为，是生猪期货的上市导致了猪价的下跌。好在，这个担忧是多余的，这让他感到非常欣慰，“这意味着市场比较理性，期货市场更多起到的是价格的指示器作用，而非价格的推动者，这个理念逐渐成为共识”。
12月5日，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第17届中国（深圳）国际期货大会上表示，生猪期货上市近一年来，当现货价格1月份高企时，期货价格呈现贴水，而当现货价格六、七月份跌入谷底时，期货价格呈现升水，这给生猪行业的生产和消费企业提供了良好的价格指引。生猪期货能否助力“烫平”猪周期，值得期待。
据朱斌了解，有些企业利用生猪期货风险对冲的功能，在生猪期货上做了大量的空单来对冲它的产能，取得了非常好的“稳价”效果；同时，也有很多生猪企业没有采取套期保值措施，导致今年业绩承压。“这两个案例告诉我们，生猪期货的确具备期货市场特有的风险对冲能力，关键看企业如何利用”。
同时，生猪产业的“保险+期货”等创新业务，也为国内生猪养殖业利用金融工具管理市场风险、升级经营模式树立了样板。截至9月底，期货行业共开展生猪“保险+期货”项目175个，为3.9万吨生猪提供了保障，对应货值10.2亿元，在保障养殖利润，稳定生猪产能，保障重要民生商品价格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目前，中国的“猪周期”还在继续。“可能还有很多轮。”对此，朱斌提出了他的希望：未来生猪养殖企业，包括整个生猪产业链企业，都能充分认识到生猪期货给企业带来的风险管理价值，利用好期货工具，降低企业的收入波动，稳定收益。
“保供稳价”组合拳
与生猪期货不同，今年黑色系等大宗商品的涨势持续了数月，有些品种则创下新高后回落，全年先扬后抑，振幅巨大。
以铁矿石主力连续合约为例，上半年高位震荡，并于5月12日创下自2013年上市以来的新高1358元/吨，后受多部门保供稳价措施等因素影响，大幅回调，于11月19日达到年内低点509.5元/吨，最大回撤高达62.48%。
今年5月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提到大宗商品。其中，5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部署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保持经济平稳运行。5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用市场化办法引导供应链上下游稳定原材料供应和产销配套协作，做好保供稳价，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行为。
在多部门的联合举措下，保供稳价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第17届中国（深圳）国际期货大会上表示，今年铁矿石期货进一步贴近产业需求，适当下调了标准品铁品位，扩大可交割资源，优化了国内铁矿资源原材料供应结构。通过“期货稳价订单”试点，交易所和期货公司发挥合力，依托钢材龙头企业产能优势，由龙头企业向上下游提供货源，由期货风险管理公司通过衍生品转移价格风险，将“企业保供”与“期货稳价”有机结合，起到了用市场化手段稳产保供稳价的效果。
“疯狂的铁矿石”回落后，市场又迎来了煤炭价格的飙升。以焦煤为例，二季度开始，政策收紧加上需求强劲、供应不足，焦煤期货价格不断走高，9月至10月进入冲刺阶段，焦煤主力连续合约从9月1日的低点2437元/吨，至10月19日触及自2013年以来的新高3878.5元/吨，涨幅超59%。后在国家保障煤炭供应、打击过度投机等措施下，焦煤期货于11月22日跌至近三月的低点1783元/吨，从年内最高点以来跌幅超54%。
下半年，保供应、稳煤价的政策组合拳连续挥出。根据国家发改委7月15日发文，国家先后4次向市场投放了超过500万吨国家煤炭储备，煤炭储备资源还在继续投向市场，保障煤炭稳定供应。接着，国家发改委又多次发文称研究依法对煤炭价格实行干预措施；组织召开煤电油气运重点企业保供稳价座谈会；强调依法加强监管、严厉查处资本恶意炒作动力煤期货等。
“市场经济的价格信号不是完全有效的。”朱斌分析道，一般情况下，大宗商品进入市场经济后，商品的价格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它可以通过价格的波动来影响供求关系，或者说供求关系的不平衡通过价格来体现。理论上而言，通过市场的价格调整可以自动稳定价格。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价格信息可能会发生混乱，它的价格信号可能起不到真正的价格引导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保供稳价”，除了市场供求双方之外，还需要引入政府的力量来调控。
“就像今年在疫情、‘双碳’的约束下，商品的供应端受到了客观条件的限制，虽然短时间内出现了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但这种价格过快上涨，根本无法触发供应的增加，也导致了价格出现超出整个产业链可以承受范围内的上涨，这个时候国家适度出手，遏制价格的过快上涨，也通过国家储备的一些调整，来改变市场短期的供应不足，就十分有必要。”朱斌补充道。
那么，从此事中可以获得哪些经验或警示？
朱斌答道：“在做市场价格预测或判断的时候，要重视政府对价格的一些看法，特别是在价格出现快速波动的时候，更应该理解到政府出于呵护市场的角度，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当然，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一些投机者不要拼命地炒作价格而不顾整个供应链的完整性和它潜在的一些问题，这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下必然会受到限制。”
“中国价格”国际化
4月19日，广州期货交易所正式揭牌。这是中国内地第5家期货交易所，是以碳排放权期货等绿色发展类产品为核心战略板块的创新型期货交易所。
据悉，今年5月，广期所两年产品规划获得证监会批准。未来两年，广期所计划研发16个品种，涉及4大板块：第一类是服务绿色发展相关品种，如碳排放权期货、电力期货、工业硅等；第二类是大宗商品指数类，如商品综合指数期货；第三类是国际市场互挂类，通过实现与境外交易所的产品互挂，推动资本市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第四类是具有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色的大宗商品板块，如咖啡期货。
朱斌看好碳排放权期货的发展前景，他认为，这类产品将是中国未来非常重要的一种控制碳排放的经济手段。经济手段必须要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来支持，碳排放权的交易，包括现货交易、期货交易等，都应该去努力尝试与推进。相信我国在新能源市场的布局，会是期货市场创新产品的一个很好的挖掘点。
产品上市方面，今年期货市场上市了生猪期货、花生期货、棕榈油期权、原油期权4个新品种，至此我国场内期货期权品种达94个。而去年全年共上市12个新品种。
其中，棕榈油期权作为首个国际化期权产品，于6月18日上市，至今已运行满半年。上市半年来，棕榈油期权市场运行平稳有序，交易规模逐步扩大，期权功能初步显现。数据显示，上市半年，棕榈油期权累计成交量869.1万手，累计成交额128.64亿元，日均持仓量11.2万手。
“这是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标志。”朱斌认为，近几年中国政府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走得非常扎实和稳定，同样在金融市场上也得到很好的体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既然要承担大国责任，那么在整个市场的定位上，也要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全球化的国家。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中国价格的定价权，不仅让它在国内市场上发挥作用，更应该在全球市场上发挥作用，也就是从中国定价慢慢变成世界定价，这一步的前提是必须对外开放，这也是中国经济的必经之路。
朱斌补充道，走这条道路的节奏是我国自主掌控的，从证券市场、债券市场，现在到衍生品市场，未来几年这条道路会越走越快，“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国际化品种的推出，或者一些国内的交易品种在海外交易所上市，国家对海外投资者的限制越来越少，从而鼓励更多海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
除了广期所在研发的新品种外，还有不少新品种在推进中，比如外汇期货、航运衍生品、天然气期货等。1月30日，《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支持发展航运衍生品业务，构建衍生品交易、结算和信息平台。同时，在把握机遇加快推动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提到，按照实需原则和风险中性原则，推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开展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此外，在稳步推进能源市场体系建设部分提出，进一步发挥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作用，研究推进成品油、天然气等期货产品上市。
“目前金融衍生品里面可能唯一缺少的就是人民币衍生品，随着中国人民币的波动越来越自主化，也就是人民币的汇率波动对企业的影响越来越大，市场对于人民币汇率避险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市场非常迫切地呼唤着人民币衍生品工具的创新。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期货作为一种非常有效的衍生品工具，有必要适时推出。”朱斌指出。
另外，关于航运衍生品，8月24日，上海市政府网站发布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强与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联动，发展航运运价指数期货等衍生品，扩大上海航运价格的国际影响力。
朱斌表示，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航运大国，今年航运价格波动很大，人们充分认识到了航运市场的风险。“一个衍生品的推出，往往是在一个危机以后，比如航运衍生品就是因为今年航运价格暴涨，给整个航运产业链上下游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航运价格的避险需求非常旺盛，这时候就非常有必要推出航运衍生品业务。”
期货市场机构化
今年期货市场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从市场容量和深度来看，目前我国期货市场资金总量已突破1.2万亿元，比2020年末增长44.5%。前11个月场内期货期权累计成交量、成交额分别达到69.19亿手和536.4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8.61%和40.27%。
同时，越来越多的产业客户和机构投资者利用期货市场管理风险、配置资产，投资者机构化趋势明显。截至10月底，期货市场产业和机构投资者客户权益、成交量、持仓量占比分别为68%、38.4%和64.9%，同比分别增长7.4个百分点、4.3个百分点和9.5个百分点。
对于资金总量同比大幅增加的原因，朱斌认为有四点：
一是整个大宗商品市场在2020年疫情发生以后出现了巨幅波动，在这种情况下，产业链企业深刻认识到大宗商品的避险需求，这是产业企业进入期货市场最大的推动力。
二是理财市场的快速发展吸引机构投资者来到衍生品市场。2018年资管新规推出以后，中国的资产管理从传统的通道性业务转向了自主管理，同时理财市场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大量的资金从存款转移到理财市场，又进入了股票市场，其中有一部分也会进入衍生品市场，包括商品衍生品和金融衍生品等。“这两年我们明显感受到投资到期货市场上的资金规模成倍上涨，这是今年期货市场资金总量增加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朱斌感慨道。
三是联网的发展降低了很多普通投资者进入期货市场的门槛。
四是新品种的不断上市。比如今年的生猪期货，每一个新品种上市都会引来一批投资者进入期货市场。
此外，今年期货市场还有不少亮点。比如，期货市场法治建设基础不断夯实。今年以来，期货行业基本法制定取得突破性进展，《期货和衍生品法》通过一读和二读，有望在2022年三读后正式发布。再如，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运用期货工具管理风险。截至今年9月，已有超过700家上市公司参与期货套期保值，占彼时上市公司总数近16%，同比增长43%，较2017年增长近2.8倍。还有，今年我国首次实现跨境交收。年初低硫燃料油期货首次跨境交收顺利实施，共有2500吨低硫燃料油通过境外交收库在新加坡完成提货。这是中国期货市场境外设库探索的重大突破，实现了由交易端“引进来”到交割端“走出去”的重大跨越……凡此种种，都让期货市场的明天更加值得期待。
记者 何思
封面供图 陆怡雯
来源：国际金融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