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经济发展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然而，当前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在此背景下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21年经济工作定基调、指方向、明任务、提要求。为更好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与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专题研讨会。
CWM50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做重要讲话，CWM5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行深入解读，CWM50学术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陈昌盛、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央行参事室主任纪敏等专家做专题发言，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做点评发言。
CWM50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主席发表重要讲话。他主要就2021年金融领域重点工作任务提出了四点看法：从金融业改革发展整体布局来看，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从市场维度来看，银行体系要继续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结构体系，进一步深化中小银行的改革，同时加大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资本市场重点要以注册制为抓手，带动一系列基础制度建设，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发挥好枢纽功能；保险市场要加快补齐养老保障短板。从任务维度来看，一是促改革，围绕任务目标，深化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改革；二是强服务，金融业要在助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防风险，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他表示，从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工作部署上来看，如下金融领域重点任务值得关注：一是金融科技和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二是强化普惠金融服务，一方面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要继续支持民营、小微企业发展；三是大力发展绿色金融，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四是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五是守住金融风险底线，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
CWM50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首先总结了对我国 2020年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五个规律性认识，即领袖作用、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和理念、制度优势、科学决策和科技自立自强。在未来发展形势方面，他认为，2021年我国仍处于疫情冲击的修复期。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经济关系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存在不确定性；从国内环境看，疫情反复、经济恢复不平衡、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仍存在。在宏观政策方面，他表示，从指导思想来看，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从构建新格局来看，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
关于2021年重点任务和工作特点，他提出，一是要落实“十四五”规划的部署；二是要构建新格局，八大重点任务一定意义上围绕新格局展开；三是纲举目张，以小见大，在复杂的改革任务中抓住重点，带动全局；四是根据“十四五”规划精神，进一步提出更具体、直接可以落地的政策；五是符合实际，解决突出问题，如住房问题和反垄断问题；六是长远问题从当前着手。
CWM50学术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认为，通过劳动生产率增速与劳动力增速，可以测算一国的经济增速。对于我国来说，由于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我国的后发优势逐渐减弱，因此劳动生产率增速将不断下降。另一方面，根据对未来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就业参与率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劳动力增速将不断下降至负增长。此外，国际环境的友善程度也将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他认为，在政策选择正确、国际环境友善的情况下，我国有望实现2035年GDP翻番的目标，然而未来一段时间外部环境有很大不确定性，实现翻番目标存在一定困难。基于上述分析，他建议不设定未来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认为，应永久性取消GDP增长目标，把稳定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政策最主要的目标。他表示，货币政策转向有其必要性，但同时转向速度不宜太快。此外，他建议不应用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M2增长率上限。他提到，为逐步放缓人民币升值速度，应放宽对外汇流出的限制，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外汇体制改革。他表示，碳中和为金融体系带来巨大机遇，并对金融体系提出六点建议：一是要修改绿色金融的支持目录。二是要建立强制性的要求金融机构披露气候信息的制度，三是要开展环境气候风险分析，四是要强化对绿色低碳投资的激励机制，五是外管局和主权基金要开展绿色投资，六是强化碳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陈昌盛表示，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设定一定增速目标是有必要的。他认为，因为基数效应，我国2021年宏观经济数据会比较好看，但微观经济感受可能一般。总体上看，宏观经济增速，尤其一季度增速虽然较高，但不会出现经济过热的情况。他指出，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如中美之间增速差和利差导致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货币因素造成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冲击；宏观杠杆率较大幅度上升后稳杠杆的压力；救助政策逐步退出后中小企业经营困难问题。他认为， 2021年的经济增速目标要和“十四五”潜在增速及国家的发展目标向结合，要把握好政策正常化以及退出的节奏，切实做到不急转弯。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表示，为应对疫情推出的直达实体的政策机制，为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值得总结的经验，此外制度优势也是我国有效应对疫情的一大原因。他指出，要关注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妥善解决就业问题，此外还要关注政策转向带来的金融风险。在宏观政策方面，他认为，财政和货币政策要把握力度和节奏，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应尽量保留。关于需求侧管理，他表示，需求侧管理既包括短期逆周期调节政策，也包括需求侧的改革政策，两者不能偏废。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表示，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规划的主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全民劳动生产率、营商便利度、制造业占比以及宏观杠杆率是衡量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从新发展格局上看，实现高质量发展，本质上要靠改革。此外，他着重分析了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的四点区别，一是着力点不同，逆周期针对短期，而跨周期针对中长期；二是目标不同，逆周期目标相对单一，而跨周期目标更加多元化；三是政策工具不同，逆周期政策工具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直接且见效快，而跨周期除了财政、货币政策外，更多要发挥国家宏观调控规划的指导作用；四是政策实施方式不同，逆周期调节实施方式讲究相机抉择，灵活、精准、调整快，而跨周期调节实施方式相对平稳。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需要结合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