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宏观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延续了稳定恢复的态势。如何看待今年全年和明年中国经济的走势，以及明年宏观政策的取向？新京报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刘世锦。
在刘世锦看来，今年全年可争取2%左右的增长，明年可争取7%-8%或以上的增长率，但这不是说中国经济重返高增长轨道，而是因为今年基数低。他同时提醒，在明年内部要关注银行坏账的问题，外部看，出口的不确定性较大。
对于近期备受关注的宽松政策退出的问题，刘世锦认为，今年中国货币政策宽松的“度”把握的比较好。随着经济恢复到正常增长轨道，货币政策也应相应回归常态，但这并不是说一定要收紧，只是政策要回归到经济正常时的状态。财政政策可能不会一步到位的退出来，但财政赤字的规模应会减少。另外，杠杆率要逐步降到一个合适的水平。
“宏观政策只是解决一个短期平衡问题。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区别是，还有相当大的结构性潜能驱动增长，而非主要依赖于宏观刺激政策。”刘世锦表示，宏观政策应随经济恢复逐步回归常态，重点转向发掘结构性潜能。
刘世锦提出，开放型、内需为主的国内大循环需要“1+3+2”的结构性潜能担当主角。其中，“1”指的是，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3”指的是，在实体经济方面，要补上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的三大短板。“2”指的是，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不过，他同时指出，目前这些结构性潜能往往是看的见，抓不住，下一步应当通过五大改革释放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潜能。
近期，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公布了2035年远景目标。对此，刘世锦认为，实现2035远景目标，缩小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部分取决于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汇率水平的变动，而汇率变化直接与经济增长质量相关。“实现远景目标更重要的是提升增长质量，并非过度追求难以企及的增长速度。”
“明年可争取7%-8%或以上的增长 要关注银行坏账和出口”
新京报：如何看待今年全年和明年的中国经济？
刘世锦：中国经济率先从疫情冲击中恢复，经济走势基本符合预期，三季度增速已达0.7%，四季度中国经济差不多可以恢复到常态，增速可以达到5%左右的增长，今年全年可争取2%左右的增长。正常情况下，明年可以争取7%-8%或以上的增长率，但这不是说中国经济重返高增长轨道，而是因为今年基数低，明年的增长仍属恢复性增长。今明两年平均增速达到5%左右，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状态。
新京报：具体看，明年出口、投资、消费的表现可能是怎样的？
刘世锦：在经济恢复到常态后，经济增长的一些常规推动力开始起作用。从出口看，我认为明年出口的不确定性较大。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都预测今年中国出口受疫情影响会比较差，但实际上出口逆势而增，卫生防疫产品的出口是重要带动力量。以前中国也没有生产这么多口罩的能力，但中国的企业对市场反应速度很快，结构调整能力很强。展望明年，如果全球疫情得以有效控制的话，相关的出口增速就不会那么高了。投资特别是基建投资，有很大的弹性，这是政府可以直接影响的一个变量。消费目前正在逐步回升，明年消费的表现应该好于今年，特别是服务型消费的恢复应该会好于今年。
新京报：明年有哪些风险值得关注？
刘世锦：今年货币政策比较宽松，明年银行的坏账是否会增加，这个问题需要关注。因为明年有些企业的贷款到期了，能不能如期还款是一个问题。从外部风险看，全球经济恢复仍有很大不确定性，这将影响到出口，也是需要关注的。
“采取就业指标打头、GDP指标收尾的增长指标体系”
新京报：今年情况特殊，未提增速指标。实际上，五中全会也没有提到具体的GDP增长目标。在你看来，有没有更好的指标体系可以采用？
刘世锦：我建议采取就业指标打头、GDP指标收尾的指标体系。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就业指标也能有效衡量全社会资源利用状态，这应是一个力争完成的硬指标。
过去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农村隐蔽失业难以计算，统计能力不足等。目前采用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和新增就业人数指标，还没有形成城乡统一的就业状况指标。但这种情况已有了实质性改变，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数字技术在某些方面已处在全球前列。只要真正高度重视，拿出疫情跟踪那么一种劲头，我们完全可能形成全面、客观、及时反映城乡就业真正状态的数据，为判断经济和就业形势提供可靠依据。
此外，还可以采取若干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全局性指标，包括居民人均收入、物价水平、宏观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等。当然，GDP指标还是要的，但应该是预期性、结果性、后置性的，不再作为挂帅指标。事实上，如果前述指标处在正常或好的区间，GDP增速就是适当的。
“明年货币政策回归常态 财政政策不会一步到位退出”
新京报：最近很多人在讨论宽松政策退出的问题。对此，你的观点是怎样的？
刘世锦：应对疫情冲击，今年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比较恰当的。我们和西方国家的宽松政策并不一样，没有搞大水漫灌，只是在经济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时适当放松，货币政策宽松的“度”把握的比较好。随着经济恢复到正常增长轨道，宏观政策也要相应回归正常状态。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并不是说一定要收紧，只是政策要回归到经济正常时的状态。财政政策可能不会一步到位地退出来，但财政赤字的规模应该会有所减少。另外，疫情期间杠杆率提升了20多个百分点，在经济恢复到常态、逐步稳定后，杠杆率要逐步降到一个合适的水平。
新京报：明年财政赤字率会下调到破“3”吗？
刘世锦：媒体特别关心短期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实际上这些对中国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宏观政策主要解决短期平衡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的是结构性潜能。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天天在讲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什么？因为它们的结构性潜能很少了，只能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上做文章。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区别是，还有相当大的结构性潜能驱动增长，而非主要依赖于宏观刺激政策。
在房地产、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长期结构性潜能逐步消退后，十四五期间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结构性潜能。
“国内大循环需要‘1+3+2’的结构性潜能担当主角”
新京报：中国还有哪些结构性潜能？
刘世锦：开放型、内需为主的国内大循环需要“1+3+2”的结构性潜能担当主角。
“1”指的是，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为什么都市圈、城市群能承担这么大的使命，是因为它有更好的要素集聚效率，今后五到十年这个范围能提供70%-80%的增长潜能。
“3”指的是，在实体经济方面，要补上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的三大短板：一是基础产业效率不高的短板，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补这个短板将有利于全社会降成本；二是补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的短板。今后十到十五年时间，中等收入群体应力争实现倍增，由4亿人增加到8亿-9亿人。补这个短板将有利于扩大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同时扩大人力资本；三是补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的短板。基础研究、源头创新这是我们内循环中的“卡脖子”环节，补上这个短板才能有效应对外部“卡脖子”问题，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创新型国家。
“2”指的是，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这是全球性的，也是中国具备一定优势的新增长潜能。
简单地说，“1+3+2”结构性潜能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然而，这些结构性潜能还不同程度地受到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政策的束缚，往往是看的见，抓不住。下一步应当通过更大力度、更有实效的改革开放，使这些结构性潜能“变现”，变成现实的增长动能。
“通过五大改革释放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潜能”
新京报：如何使这些结构性潜能“变现”？
刘世锦：通过五大重要改革释放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潜能。一是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创造条件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向集体组织外部流转。集体土地入市、宅基地流转有利于通过交易发现、提升土地价值，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真正保护农民利益。土地交易收益优先用于农民社保，以现代化社保体系取代土地的保障功能，把稀缺的土地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的用途。
二是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规划要有权威性和强制力，同时要尊重来自市场、社会和实践的信息，调整和纠错机制不可缺少。空间规划（包括城市规划）是否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是应尊重市场力量，而人口流动是重要的市场信号，应该按人口流向分配用地指标、财政补贴资金等，并依照人口布局变化定期调整城市规划。
三是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在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要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
四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继续推进并扩展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随人员流动可携带的政策，逐步打通农村社保和城镇居民社保的衔接，分期建设主要面向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进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
五是深化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领域改革。在创新居于前列、科教资源丰厚的若干城市，如杭州、深圳和内地一些城市，像当年办经济特区一样，创办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突破现有体制机制政策的不合理约束，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解决科技“卡脖子”问题，可实行揭英雄榜方式，引入竞争机制，社会各类机构广泛参与，重点向民营机构开放。
除了推进五大改革，中国还要继续推进对外开放，在全球市场经济建设和竞争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倡导者、维护者，在全球市场体系发展竞争中，不能落到后面，应当站到前列，占据制高点，起引领作用。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打出“三个零”这张牌，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这个推行很不容易，但是把这个牌打出来，就站上了国际博弈的制高点。应努力争取第二次“入世”。我们已经签署RCEP，正在积极考虑加入CPTPP，要通过加入较高水平区域合作组织，形成制度规则性开放的新格局。在国际谈判中会涉及到的一些难点和焦点问题，比如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国资国企改革、产业政策转型、改革补贴制度、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等，这些问题不是别人要我们改，而是我们自身主动要改。应通过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相关领域深化改革，加快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
“实现远景目标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汇率水平的变动”
新京报：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公布了2035年的远景目标，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刘世锦：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并非过度追求难以企及的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提升增长质量。
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有些研究认为要实现这一增长速度，这一时期的平均增速不能低于4.7%或达到6%甚至8%以上才能实现。这些研究通常假定汇率水平不变或仅有小幅（如1%-2%）升值，这个假定忽略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汇率变动是一个复杂问题，从长期看，最重要的变量是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是增长质量的核心指标。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部分取决于增长速度，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汇率水平的变动。
从潜在增长率看，这一时期平均增速达到4.7%难度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行列。重要的是汇率变化，而汇率变化直接与经济增长质量相关。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德国等二战以后的发展经历表明，一段时期内与先行者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汇率升值的贡献要大于经济增速的贡献。我们的研究团队初步测算， 从1975年到1991年16年间，日本实际GDP年平均增长4.4%，日元兑美元汇率年平均升值5.1%。日本实际GDP累计增长199.6%，日元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20.3%。从按美元计价的日本人均GDP增长来看，GDP实际增长的贡献约为47.5%,日元兑美元汇率升值的贡献约为52.5%；从1971年到1987年16年间，德国实际GDP年平均增长2.3%，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年平均升值4.3%。德国实际GDP累计增长143.2%，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195.1%。从按美元计价的德国人均GDP增长来看，德国GDP实际增长的贡献约为42.3%,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升值的贡献约为57.7%。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PWT9.1数据库资料，2019年我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以2011年为不变价）约为14682国际元，相当于日本的1975年、德国1971年的水平。
实现2035年的远景目标，立足点、注意力应当更多地放在提升增长质量上，而非过度追求难以企及的增长速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基础上的合理汇率升值，加上能够争取到的实际增长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侯润芳 编辑 李薇佳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