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科技领域发生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华为芯片禁令生效。未来一个难以预计的时期内，台积电、高通、三星、美光等半导体巨头，将在商业领域与华为被迫隔离。
《孙子兵法·始计篇》有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不管做公司还是做投资，面对“制裁（sanction）”，如果不能清楚计算出它的分量，最终大概率将会自甘堕落，或是错失机遇。
本文便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浅析制裁这门学问。
如果制裁有用，还要市场干吗？
1971年，美国长达80多年的贸易顺差转为逆差。在被德国日本企业击溃的美国本土企业游说之下：七十年代中期，美国颁布《1974年贸易法》，其中“301条款”对外国立法或行政上违反协定、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采取单边行动的立法授权条款——这为美国制裁德国和日本建立法律依据。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的是，纵然不惜在法律上冒天下大不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企业仍未得翻身，而是继续被德、日企业按地摩擦：通用电气不行了，要换杰克韦尔奇上台；英特尔成本控不住了，放弃做内存；就连在工地挖土的卡特彼勒，都想放弃工程机械业务。
制裁没干掉日本，只是它后来在金融层面玩脱了；德国则凭制造业不断高端化升级，成就“隐形冠军”的国度，为欧盟执牛耳者。
一言以蔽，制裁并未对它们造成实质打击，并未改变它们国富民强的趋势。
七八十年代日对美贸易顺差快速扩大
以德国和日本为鉴，制裁并不可怕。这个观点除了有实践层面的支持，也有经济学的理论支撑。
最古典也是最不容质疑的一点经济学常识是：贸易的专业化分工使每个人、每个组织、每个国家变得更好。以市场化的经济活动形式去进行贸易是最好的，“看不见的手”把一切安排的妥妥帖帖。
这个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市场失灵”的极少数情况下，以上规律会有例外，此时的政府干预才可能有效果和意义。这个市场失灵可以是外部性（externality），它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的福利造成了影响，污染是典型案例；可以是市场势力（market power），它指单个或一小群人不适当的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比如有人掌握了小镇里唯一的水井，“看不见的手”并不能通过竞争来约束它们。
故而，从最朴素的经济学角度来说，我们不应该害怕所谓的制裁，即使短期某些组织的局部业务会受到影响。
当市场并未失灵时，之所以常常会遭到干预，曼昆《经济学原理》的说法很直白：有时所设计的施政之策，只是为了有利于政治上有权势的人。
没有一片雪花会逃脱雪崩
2014年，法国电力和轨道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翘楚企业阿尔斯通前锅炉部全球负责人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被FBI缉拿。
此后，随着另几名皮耶鲁齐的同事相继被拿下，并强硬逼退竞标者德国西门子之后，美国公司通用电气“强制收购”了阿尔斯通核心的全球能源电力业务。
皮耶鲁齐当初顶不住压力认罪，说好的只关几个月，后来吃了五年牢饭才放出来，也是那段时间的经历让他出书立著《美国陷阱》。
这并不是孤例。也是那一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法国巴黎银行被迫与美国政府达成史无前例的和解协议，支付89亿美元了解恩怨。
言归正传，制裁作为一项有预谋的金融工程，一旦开始，那座山上的任何一片雪花都要做好无法逃脱雪崩的预案。解释这个现象，需要代入边际（marginal）这个经济学常用词。
所谓边际，它表示现有行动计划的微小增量调整。比如考虑到折旧、油费、机长空姐的工资，某个航班的飞机单个座位成本是600元，机票的价格就不应该低于这个数。
但事实是——你不妨试想一下，如果飞机快起飞了，这是还有5个座位空着，有旅客愿意花300元买一张票你卖不卖？必须卖，因为新增旅客的边际成本只是一份盒饭而已。
边际量，MR为边际收益，MC为边际成本。
制裁这件事，只要对某国某产业的一家企业动手之后，牵涉到相关联的其它企业就是顺手的事：相关国家已经得罪了，本国与被制裁者有合作的相关产业，它们的利益也已经牺牲——也就是说这时候再制裁相关的其它企业，边际成本就很低了。
所以你看到，一连串来自不同产业的名单“上榜”，这已经说明一切。
故而此刻，我们有必要重温皮耶鲁齐所著《美国陷阱》一书最后部分的一段内容：
“我们不能上当受骗……华盛顿都会维护少数工业巨头的利益：波音、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埃克森美孚、哈里伯顿、诺思罗普·格鲁曼、通用动力、通用电气、柏克德工程、联合技术等等……梦醒的时候到了，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时机。这既是为了欧洲，更是为了法国。要么是现在，要么将永无机会，奋起反抗，为自己赢得一份尊重。这是最后关头！”
雪崩并不一定是灭顶之灾
先泼冷水——我们不能只讲正面的例子盲目自信，也要看到实实在在的影响——制裁真正造成一个产业交出王冠的情况真实发生过：
从1985年底事件被揭发至1987年6月众议院通过东芝制裁法案，期间美国对东芝相关公司进行一系列制裁。在美日贸易纷争大背景下，政策、资金等大力扶持催化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第二次转移（第一次是从美国到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在全球半导体行业逐步成为主要力量。
好了，接下来再讲近期的/振奋的案例。
2018年4月6日，俄罗斯铝业遭遇美国制裁。当时市场主流观点是这家公司玩完了，将分分钟破产清算。
就在俄铝事发大概第八个交易日时，一位中国个人投资者以1.5港币的均价买入该公司40万股股票。
一年以后，俄铝还是那个俄铝。其财务数据并未大幅缩水，2019年中期营收为326亿元，而头一年别制裁时的中报营收为331亿元。那位投资者3.6港币的价格出清，赚了80万左右，年收益率140%。
2020年初，俄铝股价曾回到4.96港币，突破被制裁前4.64港币的股价。
谁若是有一刹那的胆怯，也许就放走了一刹那间的幸运。所以说，就投资而言，制裁经济学的启示在于：雪崩并不一定是灭顶之灾，而是历史性的财富机遇。
当然，这个逻辑需要建立在一个强大且自信的国力基础之上。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站在一个康波周期的末端守望百年变局，以史为镜以规律为尺，我们本应倾向乐观。
【撰文】杰迪（“锦缎”公号作者）
【主持】郜小平
【出品】南方产业智库
【作者】 郜小平
南方产业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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