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于2020年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此后“双碳”成为各界持续关注的话题。今年“双碳”再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且有诸多新提法，包括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推动能源革命，确保能源供应，立足资源禀赋，特别强调要“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等。
我国“双碳”目标如何推进？有哪些挑战？2022年的工作重点包括哪些方面？3月7日，新京报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奥克集团董事局主席朱建民，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中国副首席执行官蒋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共同讨论。
谈到降碳工作，朱建民表示，无论是能耗“双控”，还是碳排放“双控”，都必须首先服从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需要。我国是煤炭大国，立足国情、以煤为主、先增后减，抓好煤炭清洁化高效利用，这也是当务之急。碳交易和碳税都是调控工具，应该符合国家能源战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需要，需要循序渐进地，切不可冒进和一刀切。
碳减排，应该首先从减碳入手，与此同时，应该高度关注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的技术创新与成果应用转化。我国去年二氧化碳排放量113亿吨，其中，石油和化工行业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约为13亿吨。完全可以相信，未来化工科技进步让这些碳资源一定会得到越来越资源化的利用的。
要循序渐进地推进碳交易和碳税，过快推进可能危及国家能源安全
新京报：去年部分地区的“运动式减碳”甚至“拉闸限电”等一度成为社会焦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双碳”的新提法是否是对于去年能源短缺的一个回应？如何解决各地在双碳目标推进工作中实际出现的这些问题？
朱建民：去年8月、9月全国大面积出现限煤、拉闸限电，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地方对于落实能耗“双控”目标，路线图还不够清晰，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理解也还存在问题，所以出现了急于求成的情况，搞碳冲锋。
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做出及时调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能耗强度目标在“十四五”规划期内统筹考核，并留有适当弹性，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以及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等。
新京报：2021年7月，我国启动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目前仍处在初期阶段，首批仅纳入2000多家发电企业。从交易价格来看，我国碳市场的碳价与欧盟碳价还有较大差距。也有委员代表提出，对地方分配配额缺乏监督机制，导致碳交易对企业约束力有限。接下来碳市场和碳交易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朱建民：要从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能源结构去看。尽管去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元，大概相当于美国GDP的77%，但从能源结构看，我们是煤炭大国，当前100多亿吨的碳排放总量中，煤炭排放量还占到2/3以上。
我们未来的目标是建立新能源体系，不过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减碳的同时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减碳不能影响经济增长；另外，现在距离2030年碳达峰还有8年时间，我国要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来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技术，解决瓶颈问题。
在发展清洁能源过程中，市场交易是一个辅助手段。如果现在过快地推进碳交易，而且碳交易成本较高的话，会危及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的完善与应用推广，危及我国能源安全。前年原油价格曾经出现过戏剧性的负值，近期地缘政治事件也让我们看到油价的不确定性，因此能源安全是首要的，碳交易的推进一定要循序渐进。
新京报：除了碳市场外，另一个重要工具是碳税。前些年环保税立法时，曾有人建议将二氧化碳纳入征税范围，不过最终并未纳入。如果中国要实行碳税，在政策设计上要考虑到哪些细节？有企业担心，如果碳交易和碳税双管齐下，会不会加重企业负担？
朱建民：原则上，碳税的问题和碳交易是一个道理，一样要循序渐进，不要给我国现阶段以煤为主的能源技术进步造成过重负担，危及国家能源安全。同时，经济增长不能简单受“双碳”的约束，我们不要把自己限制住了，出现能源危机后，我们会被卡脖子。
地方政府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新京报：除了从源头减少碳排放之外，还有一个方面是如何处理和吸收已排放的二氧化碳。您今年带来了关于二氧化碳资源化的提案，能否请您介绍二氧化碳的资源化利用有哪些方向？目前技术的成熟度如何？二氧化碳资源化能否与产业结合？
朱建民：目前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含量逐年增加，造成越发严重的全球气候变暖。《巴黎协定》规定，缔约国应把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比工业革命前水平高出2摄氏度之内，并努力限制在高1.5摄氏度之内。
吸收消化二氧化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大自然的各种植物光合作用，我们向大自然学习模仿，在一个温和状态下，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有用的有机物，由此二氧化碳不再是废弃物，而是一个重要的碳资源。转化的过程需要技术，其实过去20多年相关的催化技术已有非常大进展，虽然我们还没能把二氧化碳转化为粮食，但已可以将其转化为甲醇、合成淀粉和碳酸乙烯酯等。
我们的奥克集团从2009年开始做二氧化碳资源化，就是将二氧化碳和我们的主业环氧乙烷，惰性的二氧化碳与活泼的环氧乙烷结合起来，得到有用的化工产品——碳酸乙烯酯，它是锂电池的重要溶剂材料，这就是科技进步的成果。我们一家企业现在可以把这个有机化工产品做到几万吨量级，“十四五”期间要做到几十万吨，甚至上百万吨，如果有一批企业都在做，把它做到上亿吨是完全可能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推进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广，特别是要推进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行业节能降碳，二氧化碳的资源化恰恰可以起到推动作用。我相信，未来二十年，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完全可能达到10亿吨甚至20亿吨的规模。
新京报：现在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没有完成，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生产仍然需要使用钢铁、有色、化工等这些传统的高能耗产业。在推进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处理发展与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您对这些高能耗企业的低碳转型有何建议？
朱建民：我们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双控，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按照中央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一步一个脚印，稳中求进，我国的“双碳”目标一定会实现。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程维妙 顾志娟 编辑 宋钰婷 校对 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