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并且到公安部登记的新生人口数量为1003.5万人，较2019年1465万的新生人口出现了明显下降。舆论对人口问题的关注迅速增加，一些学者进行了深入分析。有关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的内容也纳入到“十四五”规划纲要当中。
一些“嗅觉灵敏”的西方媒体也关注到中国人口问题，甚至将其引为“中国崩溃论”的新证据。如《华尔街日报》称中国劳动力衰退、少子化等问题笼罩着经济前景，《纽约时报》认为中国人口危机是“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实”，中国“未富先老”、经济前景暗淡。
有西方研究机构新近推出报告称，中国劳动力将逐年减少0.5％以上，而美国高出生率和移民政策令劳动力在未来30年扩大。有人甚至据此认为，因人口问题“中国经济永远超不过美国”，这种将人口与中美竞争联系起来的唱衰论调，得到一些西方媒体与机构的追捧。
关于中国，西方一些媒体机构最大的问题是不客观，在人口问题上亦是如此。人口统计难度高，真实情况究竟如何，非常值得细致地调查研究，即将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价值极大。但是西方一些媒体机构常常陷入所谓“中国人口出生数字长年造假”“中国人口已经负增长”这样的偏执逻辑中。既然中国官方数据“不可信”，而问题“肯定”又存在，那么这些媒体机构片面推导出的所谓“真实情况”只能是崩溃性的。
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下滑的确有些出乎外界预料，但并非不可解释。直接原因是适龄人口结婚、生育年龄推迟，导致一胎出生超预期下滑了约300万，二胎出生有所增长但也少于预期。20-30岁的育龄女性，也就是“90后”女性，每个年龄段都不少于900万，她们本应是结婚生育的主力军。然而随着女大学生数量超过男生，女性教育深造和工作拼搏的时间明显增多。再加上对婚姻对象的要求提高，年轻女性在2016年后明显推迟了结婚与生育时间，主要结婚年龄从过去的20-29岁，变为25-34岁。2019年40岁以上结婚人数为368.5万，超过了20-24岁的365.4万。
青年人口教育水平大幅提升绝不是坏事。有大学学历的女性比有初中学历的女性结婚晚一些，对配偶要求高一些，是很正常的现象。由此导致的结婚与生育推迟，让出生人口低于预期，并非不可挽回。事实上，2019年30-34岁结婚人数就比上年有所增长。大批女性因求学、工作而推迟结婚，但还是会按传统模式步入婚姻殿堂，大概率带来一胎生育的反弹。
国家和社会应该对年轻人结婚与生育提供帮助，同时这方面也的确大有可为。中国幅员辽阔，三四线以下城市与乡镇生活压力明显比一二线城市小，因教育程度提升导致的婚育推迟现象确实存在，但大龄未婚现象相比东亚其他国家来说并不算多。
东亚其他一些地区生育率低，重要原因是地域狭小、社会同质化。日本女性生育率为1.4，1/7的女性终生不婚，韩国女性生育率为0.9，为世界最低，香港、台湾等地区及新加坡的生育率为1.1，并且上述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种种提振生育率的政策大多效果不佳。而中国的回旋余地要大得多，地区差异给释放生育潜力提供的空间要广得多，国家在政策层面能采取的办法也多得多。生育政策潜力至今还未完全释放，也未采取发达国家常见的大力度补贴模式，中国社会有“老人帮带小孩”等传统家庭有利因素，中国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是东亚地区最高且还在不断增长，“房住不炒”对缓解年轻人购房负担效果显著。考虑到种种制度层面的优势，中国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是可以预期的。
随着经济发展及国民教育程度的上升，人口出生率下降是必然现象。过往一些国家的经验证明，在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之后，出生率出现反弹也是常见现象，并非如一些危言耸听的说法，人口将不断减半直至消失。人口对经济有长期影响，生育形势值得关注和重视。但人口问题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长期的，有相当长的时间去调整应对，并非立刻就要“出事”，结局早已“注定”。东亚一些低生育率地区人口问题之所以久病成疾，是因为这些地区综合资源不丰富、产业层级单一被锁定、社会生活压力过大等固有缺陷导致调整也未见更大成效。
中国产业门类齐全，经济模式多种多样，年轻人未来想象力空间无限，既有努力奋斗的前景，也具备悠闲生活的条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计划地控制人口是中国主动做出的选择。即使人口出生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处于较低水平，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中国劳动人口在相当长时间内超过发达国家总和，仍会是一个基本前提。在教育红利与科技水平突飞猛进的支持下，中国劳动力的平均产出有极大提升空间，并不存在所谓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主要关注的仍然是就业问题。
人口是超长期的问题，变数很多。而“经济崩溃”这样的问题应该属于短期至中期，太远的预测没有意义。西方一些媒体机构以往唱衰中国经济的所有套路已基本失效，新近又捡到一个“人口问题”拿来当论据，这只能说明对中国崛起已无法阻挡。（作者是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