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错配、遭遇挤兑，硅谷银行破产导致的蝴蝶效应正在产生，无数储户、投资者担心硅谷银行危机会引发美国乃至全球银行“破产潮”的到来。硅谷银行“闪崩”对中国金融业会产生什么影响？又有何种启示？在3月18日-19日举办的“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3年会”上，多位金融大咖就硅谷银行危机可能产生的金融市场变化、全球财富管理带来的挑战、全球资产配置带来的机遇等热门话题发声。
或将导致风险外溢
48小时之内历经股价闪崩、美联储、财政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接管，硅谷银行的破产仿佛就在一瞬间，但相关话题的讨论声却从未停止。
“最近硅谷银行破产事件发生，提示金融市场在货币政策变化中受到冲击。”中国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指出，当前全球在经济和金融治理领域面临新的挑战，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各国在疫情防控期间采取的超常规的货币、财政政策，使得政府、家庭、企业、金融机构的杠杆率易升难降，加剧了通胀上行，其影响外移到全球金融市场，股票、债券、外汇市场波动加剧，从历史上看有可能导致新的一轮危机，并溢出到新兴市场。
究其原因，硅谷银行破产的根源是资产负债两端严重的期限错配。央行副行长宣昌能认为，硅谷银行的资产负债特征使其对利率变化更为敏感并最终引发风险。从目前情况看，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短期内能否明显回落还存在不确定性，继续保持较高利率水平也可能对银行业等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造成不利影响，这些都增大了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两难”甚至“多难”。
“财富管理和资产配置对这些重要宏观变量的变化十分敏感，由于不确定性、不稳定因素增多，未来全球财富管理面临的挑战也在增大。” 宣昌能说道。
硅谷银行“崩塌”后，蝴蝶效应正在产生，签名银行已步后尘也被关停、瑞士信贷银行也陆续传出金融控制存在重大缺陷、股东拒绝增持的消息……“硅谷银行破产对市场情绪的冲击，将持续考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光大银行行长王志恒坦言，在金融体系高杠杆和全球金融市场的联动下，任何“黑天鹅”事件都可能导致局部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陈道富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指出，不论是硅谷银行、瑞士信贷银行的事件都反映了金融系统运行背后的底层的预设正在发生变化。现在各国政府都在采取超常规的手段来应对结构性的变化，使得金融风险保障有所提升，但是整个金融市场仍然处在一个脆弱敏感的阶段。
欧美银行危机波及范围多大？会否影响中国？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认为，整体看，美国硅谷银行倒闭等事件对中国影响有限，近20多年来，中国经受住一系列全球金融危机考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金融海啸、2011年欧债危机等对中国宏观经济、金融市场构成一定扰动，但中国并未出现严重经济、金融危机。中国与欧美银行经营模式不同，中国银行业对资本市场依赖程度不及欧美，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主要受实体经济景气度影响；中美银行业务关联性并不十分紧密；而且，中国资本市场与欧美关联性目前仍较低，欧美与中国银行体系难以形成“共振”。
优化金融监管体系
硅谷银行、签名银行接连关闭、瑞士信贷银行负面消息叠加，一系列“黑天鹅”事件让无数储户、投资者担心硅谷银行危机会引发美国乃至全球银行“破产潮”的到来。
为了缓解恐慌情绪，美国政府已为硅谷银行储户“兜底”，全额保护硅谷银行所有储户的存款；瑞士金融监管部门也紧急发声称，瑞士信贷银行满足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如有必要，瑞士国家银行将向瑞士信贷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但储户信心如何再次建立仍是未知数。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在取出资金当天，就已有硅谷银行储户开始着手更换资金存储银行事宜。
“这些案例不断提醒着我们，虽然货币政策是调控通胀的重要手段，但是也逐渐成为影响金融稳定的重要的变量。”中国银行行长刘金认为，金融发展不足不利于资源的最优配置，无法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但如果发展过度，脱离了实体经济的真实需要，则会出现经济虚拟化、泡沫化，大量流动性将在金融系统内空转，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提高，一旦泡沫破裂，可能还会诱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美国金融业“动荡”，也迫使人们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关系做更加深入地思考。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提到了分业经营的重要性：“中国一定要重视金融行业的分业经营。混业经营理论上讲是可以通过严密的监管来控制风险，但是现实中是很难做到的，成本也很高，所以分业经营从规制上能够做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风险隔离。”
楼继伟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我们正在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包括设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调整和优化监管机构设置与职能定位。我们也将继续与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合作，共同防范化解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与繁荣”。
增强多元化资产配置
当前，全球经济仍然脆弱，各类危机时有发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中国市场的开放、稳定与发展，给世界提供了多元化的机遇与选择。
宣昌能强调，坚定实施稳健、正常的货币政策，中国经济增长稳中向好，并形成了难得的低通胀经济环境。面对近年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水平大幅变化的外部环境，中国在货币政策操作上并没有简单地跟随，而是“以我为主”，从本国宏观经济状况出发自主决策，保持利率水平与潜在经济增长的要求相匹配，不使货币政策偏紧，也不搞“大水漫灌”和过度刺激。
中投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居伟民认为，新范式下经济金融的“薄弱环节”和“脆弱地带”容易突然暴露风险、对外传导。例如，缓冲垫不足的部分中小银行，依赖高杠杆撬动、对成本敏感的实物资产项目和并购私募等，恐将受到较大影响。机构投资者需要重新理解风险产生的底层逻辑，深刻把握新形势下的风险特征，探索更加符合新变局、新形势的资产配置和投资管理模式，增强资产配置和组合管理的主动性、灵活性、适应性。
从银行业从业者角度，王志恒直言，在全球金融稳定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更要着力做好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顺周期累积以及跨机构、跨行业、跨市场和跨境传染，提高金融体系韧性和稳健性，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破坏性。
谈及如何扩内需、更好地发挥市场主体内在的活力，陈道富强调，“当前，国际市场复杂严峻，国内的结构性矛盾也比较突出。所有经济的良性循环应该建立在把结构性矛盾能够很好进行平衡的基础上。护住房地产市场跟地方的债务风险和金融体系的金融风险，才能为我们经济的良性循环，为扩大内需，稳预期提供必要保障。”
北京商报记者 宋亦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