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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的潘雪,是一名苗族银饰锻造技艺的传承人,和所有的非遗传承人一样,她也用自己的方式,传递了牛年的祝福。

苗族银饰锻制手艺人 潘雪:苗族银饰,工艺水准极高,每一件作品都要在960摄氏度的高温中熔炼。在承受千万次锻打、压制、拉丝、编结、錾刻等30多道工序后,银饰才能以优美的姿态示人。

苗族银饰锻制手艺人 潘雪:就比如拿我们这次做的牛头的这个吊坠来说吧,第一步呢,咱们就需要先熔银。熔好银之后,我们要把它锻打成型,做成一个银条这样的一个形状。拉丝工艺最考验银匠的手艺,经过52道拉丝环节,一根银条,可以拉成头发丝的大小。就大概先把牛头的这个形状,用银丝把它编出来,把银丝在图案里面一圈一圈地填充好。然后我们会进行一个就是焊接,把我们做好的两面的牛头,把它焊接在一起。我们再进行一个清洗,就完成了。

苗族银饰锻制手艺人 潘雪:牛年是苗族最为吉祥的年头, 牛也是苗家的守护神,以牛的形象作为创作主体,也是希望母亲在新的一年中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归真返璞 六畜之首质本为农

农业是古代中国的经济支柱,农耕文化中牛不可或缺。今天的“博物馆寻牛”,我们一起犇向国家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透过珍贵文物,探寻农业史上的牛形象。

一眼望去,像一张萌萌的人脸,其实,这是一件农用铲,学名叫古耜,用野生水牛的肩胛骨制成,巴掌大小的它,出土于距今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仔细观察,骨耜的边缘严重磨损,应是河姆渡人长期用它平地、挖沟、排水造成的。骨耜在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170多件,说明那里的稻作农业已经成熟。

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翟胜利:在这一时期,中国境内还没有出现驯化家养的牛,这件骨耜应该来源于野生的水牛,牛与人类社会之间,以骨耜这样的方式影响了人类早期的农业的发展。

一眼千年,在湖北省博物馆,陈列着一套战国时期的“玉琀”,出土于曾侯乙墓主人口内。小小玉牛,器小如豆,连同羊马猪狗鸡,组成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六畜”,而牛居首位。

湖北省博物馆讲解员 彭心贝:古代人将它们作为葬玉放进死者的口中,代表的是一种祈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意。

据介绍,远古时期,古人根据生活需要和对动物世界的认识程度,选择了牛、马、羊、鸡、狗和猪进行饲养驯化,历经漫长岁月,逐渐成为家畜,就形成了六畜一说。

首都博物馆藏品管理与遗产调查部副研究馆员 于力凡:在商周时期,我们在考古发掘的墓葬中,牛的数量是最多的,超过了其他动物,主要是牛的骨骼。在商周时期,它可能更多的是作为祭祀使用,从西汉开始,它作为一种大型的牲畜,才开始逐渐地参与到农业的生产中。

“农为牛本,有功于世”,这件汉代陶牛,表面着黄色彩绘,陶牛身躯壮硕,脖颈粗短,腹部宽大,四腿强健,体现出一股倔强有力的牛气。经代田法、二牛抬杠法推广,从原来的单牛拉单犁变成双牛拉单犁,耕作面积和速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到了汉武帝时就出现了“天下安平、牛羊被野”的盛世景象,牛在农耕时期的作用越来越高,西周规定“诸侯无故不杀牛”,到了汉代则规定,随便杀一头青壮耕牛要掉脑袋,并设有医官,保障耕牛健康。

而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唐代铜牛,出土于安史之乱的主角之一的史思明墓葬。这件文物,则从另一个角度,阐释着牛在古代中国的受重视程度。

首都博物馆藏品管理与遗产调查部副研究馆员 于力凡:它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常见的黄牛的形象。眼部的一些细纹儿,包括鼻部的褶皱,还有颈部的一些褶皱,以及尾部的毛发的刻画,就和实际的牛的形象是相符合的。每年的春天,皇帝会带着臣子到田间去实际地耕作一下,一个仪式性的活动,如果从这点考量的话,史思明虽然是一个僭越当成的皇帝,可能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他的墓葬里可能有这种铜牛的出现。专家介绍,从宋代开始,耕织主题的诗文和绘画成为官方鼓励耕作的重要途径,延续至清代,康熙开始命宫廷画师绘制耕织图,每图亲题七言诗一首,借此鼓励农耕,而图册中常有耕牛。

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翟胜利:到了明清时期,耕织图的创作就更加成系统了。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农业可以说是国之命脉,而牛则可以说农业之本,可以说是国之所恃。

(总台央视记者 张昕 张立雷 李志贵 李峻常青 许辉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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