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40多年来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7%。不过，从2009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缓慢下行轨道，增长速度持续下行。这个下行点起始于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影响。从根本上看，下行是由于我们进入了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上升。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都表明，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有将经济增长速度拉低的内在力量。这也是许多先行国家走过的道路：服务业比重超过50%之后，经济增长就开始呈现喇叭口模式：一条曲线是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呈现上行趋势，比重不断升高；一条线是经济增长速度，呈现下降趋势，速度持续下行。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规律性现象。
之所以有这种规律性存在，是因为服务业是相对低效率的产业，服务业比重升高，经济活动的效率会下降，同样的投入，产出减少，以至于拖累了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为什么服务业是低效率产业？这源于许多服务过程要求生产和消费同时同地，“人对人”“点对点”。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服务业为主的时代，同先行者相似，呈现出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行的阶段性特点。
中国会不会遵循先行者的轨迹进入中低增长阶段？我们有没有办法将增长速度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总体看，速度下行难以避免，但我们希望能够比其他国家表现得相对更好。这个希望并不是非理性的愿望，而是有实在的依据，即我们是在数字时代进入了服务业为主的时期。数字经济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不仅可以改变传统的低效率问题，还可以创造新的商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创造新增长点。
第一，数字技术极大提高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服务业主要的问题是劳动生产率提不高，拖累了整个经济的增长，如果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之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第二，数字技术能快速创造新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数字时代产品和服务创新速度极快，几大平台每天合计上新300万件以上的产品和服务，促进消费者不断尝试新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迭代的速度加快。
第三，数字技术成为配置资源的一种力量。首先它配置存量资源，数字技术可以低成本地将零散资源和片断时间与需求匹配，为经济增长和社会服务做出贡献。其次能配置增量资源，例如金融机构，靠智能数据分析、依从风险控制指标，决定谁能得到资金和其他资源。此外，数字技术还能配置关注力资源。以前，企业想要知道消费者需求，就要做市场调研、开发产品、试用、反馈、推销、优惠，最后抵达客户；现在直接用大数据来探知个性化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个性化推送。而消费者发现品牌的优先渠道，从广告、演示和试用，变成了搜索、推送、社交网络等。数字技术匹配度非常精准，推给你的就是你关注的问题、想要知晓的信息。现在，数字平台已经成为广告投放的主要渠道，这就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方式。
我们国家具备的一些国情和产业特点，特别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首先，我们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消费者有14亿人，数字平台的规模经济特别明显，边际成本基本上为零，增加客户基本上没有什么额外的支出。量大就能支持一个大平台存在，甚至能支持若干个大平台存在，大就有规模经济，多个并存就能相互竞争，既能达到规模效应，也能达到竞争效应，使得服务迭代非常迅速，为消费者带来福利。大国消费者众多，小众感兴趣的消费就能有可观规模，支持多种新商业模式的发展。有1%的关注就是1400万，足足可以支持一个新型商业模式的成功。其次，国内市场大，就能支持数字企业在本土成长，直至具备全球竞争力，到国际市场上竞争和发展。如果一个小国家的企业发起一个数字化平台，一开始就必须是全球性的平台。而我们国内消费者数量就能支持数个平台成长发展，并形成竞争促使企业持续努力提高竞争力。
综上所述，数字时代，服务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有幸在进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时，恰好与数字技术发展应用相重合，而且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发展数字产业。因此，我们在这个阶段有可能打破“服务业时代是低增长时代”这个过往的规律，有可能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比先行者展示出更好的增长态势。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