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上海，记者 潘婷）讯，4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联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举办的《中国金融报告2020》新书发布暨高层研讨会上，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处理巨额债务是后疫情时代最重要的任务。
会上，专家表示，美国的债务泛滥与长期超低利率和负利率“内洽”，我国则相反，呈现高债务高利率现象；因此，展望未来，我国利率水平或维持稳定水平，或呈现下降趋势。具体来看中国债务，专家认为，地方政府债务和居民部门债务值得重点关注，市场对平台债违约要有所预期。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指出，未来，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继续强刺激的情况下，我国宏观调控应保持定力，避免宏观杠杆率的过快攀升和金融风险的快速积累；审慎应对与化解可能产生的风险调整，避免爆发区域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继续深化改革扩大金融开放；建立可持续债务积累模式。
债务是后疫情时代最重要任务
李扬在会上表示，全球债务泛滥已非一日。统计显示，到2020年底，全球债务总额超过281万亿美元，达到世界生产总值的355%，比2019年提高了35个百分点；以全球75亿人口计，人均负债3.75万美元。
21世纪以来，包括美国、欧洲、日本等先后陷入债务危机。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些都是掌握全球储备货币发行权的发达经济体。这些发达经济体施行“超常规”宽松财政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泛滥，利率水平长期下行，全球陷入超低利率和负利率陷阱。
李扬表示，由于全球经济处于长期下行通道，资本的边际产出亦呈长期下行趋势，货币当局释放出的流动性绝大多数不会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滞留在金融和其他流通领域。总体来看，源源不断的货币资金大都进入了资产市场。
具体来看，一部分进入股票市场，导致股价不断上涨；另一部分进入债券市场，导致债券收益率不断下降，出现负利率、长短期债券收益率倒挂；再有一部分进入房地产市场，导致房价在经济下行期间诡异地逆势上涨。
叠加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债务更是“一泻千里”，因此李扬认为，处理巨额债务是后疫情时代最重要的任务。
高债务高利率对我国利率调整造成较大制约
李扬认为，美国的债务泛滥与长期超低利率和负利率是“内洽”的。据了解，目前美国政府每年支付的国债利息接近6000亿美元，但由于利率持续走低，国债利息占GDP的比例已创至少三十年来的新低，所以，美国政府债务的是可持续的。
这种以本国主权债务为基础发放基础货币的模式，本质是国内国际一体化，为本国货币国际化提供最适机制。此模式下，美国贸易逆差——美元——美国政府债务，形成了一套内治且自我强化的闭循环，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中的垄断地位因此被不断加强。
中国债务方面，张晓晶指出，2020年，冲击之下，我国经济仍实现了2.3%的正增长；同时，我国的实体杠杆率攀升了23.6%，政府杠杆率攀升7.1%，均低于国际水平。
“与国外债务泛滥和长期超低利率的情况相反，我国呈现高债务但高利率的现象。”张晓晶表示。目前我国的债务水平是GDP的2.7倍，总额约274万亿，宏观杠杆率攀升导致利息负担越来越重，给我国利率调整造成很大制约空间。业内主流观点认为，未来，我国利率水平或维持稳定水平，或呈现下降趋势。
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隐患要打破“信仰”
具体来看中国的债务，李扬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隐患不容忽视。数据显示，2010年之后，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就开始高于中央政府；具体分区域来看，除陕西省之外，其他省份2020年的债务率均高于2019年，总体来看，各地区债务率上升较快。
张晓晶也指出，高杠杆率使得我国债务向公共部门集聚。这种模式主要靠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金融机构、中央政府四位一体，使我国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公共部门。
对此李扬认为，地方的财政和金融相连，存在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互溢问题。中国债券大多被金融机构购买并持有，近90%的地方政府债都由地方金融机构购买。这致使债券市场较难发挥其直接融资和提高市场化水平的功能，且扭曲了市场资金供求关系。
如何让这个债务累积模式可持续？张晓晶表示，最主要的就是要打破所谓的政府兜底、政府担保、政府“信仰”。他认为，去年信用债违约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企“信仰”。今年来看，市场担心平台债是否会违约。
4月13日，监管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对失去清偿能力的要依法实施破产重整或清算。在他看来，文件给融资平台“信仰”打了预防针，提前释放平台债可能违约信号，让市场有所预期。
此外，李扬认为，还要重点关注居民部门债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居民的杠杆率已经超过德国和日本。居民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贷款需求增长，居民消费和短期消费性贷款仍处于负增长区间。
李扬表示，居民债务问题与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这强化了居民债务风险与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互溢。此外，2010年以来居民债务的上升趋势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的趋势相似，尤其值得警惕。
展望未来，张晓晶表示，一要保持政策定力。财政政策扩张力度较2020年有所下降，货币政策将坚持稳健中性的基调。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继续强刺激的情况下，我国宏观调控应保持定力，避免宏观杠杆率的过快攀升和金融风险的快速积累。
二要把握好风险定价市场化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取消政府隐性担保，稳步推进风险定价的市场化。在这一前提下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节奏，审慎应对与化解可能产生的风险调整，避免爆发区域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金融开放，既要推广注册制以及退市制度，整合银行间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也要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对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开放，放松中国投资者投资于境外资本市场的限制。
四要建立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稳步推进破产重组和债务重整，硬化国企与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突出竞争中性，纠正金融体系的体制性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