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清嘉园往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远川研究所 （ID：caijingyanjiu），作者：戴老板、陈彬，编辑：李墨天，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正如中国互联网的历史不能没有华清嘉园。

华清嘉园是一个位于北京海淀的居民小区，占地190亩，拥有23栋居民楼、97个单元、1776个停车位、2475套房子——既有37平的开间，也有177平的四房，周边更是配套有19家发廊、8家咖啡馆、5家按摩和3家保定驴肉火烧。

这块地最早的主人是京圈房企的老大哥——首创集团的刘晓光。首创于1994年拿地，但到了1996年因为经营困难转手给了另一家京圈楼企，楼面价4000元一平，在当时可谓狮子开口级的天价，圈内人都嘲讽：接盘者是傻子吗？

新东家接手后马上动工，项目前两期叫“东升公寓”，第三期改叫洋气的“华清嘉园”，跟斜对面的清华隔街呼应。小区2000年开盘，首批售价5000元/平，群众直骂太贵，不过后来表明：有的事儿你以为是巅峰，其实只是开始。

开盘第二年，华清嘉园单价突破7000元，2005年破万，2006年破2万，2010年破4万，2012年破6万，2013年小户型单价一度逼近10万，震惊了整个楼市，14年短暂回调到了7万左右，之后又是一路飙涨，2020单价已有报价突破16万。

华清嘉园之所以凶猛，离不开其“上风上水”的位置：西临中关村、东靠五道口、南连知春路、北接清华园，撒泡尿能溅到三个博士，扔块砖能砸中五个码农，更有宇宙名校中关村二小等作为学区配套，其20年涨30倍便不算离大谱。

但全国涨几十倍的楼盘千千万，凭什么华清嘉园能在历史上拥有姓名？

原因自然是那些这里走出去的互联网新贵们：王兴的校内网曾租在13号楼805，吴世春的酷讯曾经租在11号楼1706，宿华和程一笑曾经租在7号楼305……穿过小区的格子衫海洋，你还能找到张一鸣、徐易容、陈安妮等人的影子。

靠着“大佬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这个标签，华清嘉园成了互联网人的革命老区，而沿着小区东门的13号线往北，穿过清华园便是上地、后厂村和西二旗，这些曾经是一片农田和墓地的地方现在则挤满了互联网公司，鳞次栉比，密集如麻。

在华清嘉园房价飙涨的日子里，学生们背熟《程序员面试宝典》涌进大厂，美元基金拿着一叠叠TS撒胡椒面式投资，西二旗地铁站人潮汹涌，沙丁鱼罐头车厢里总有人一边着吃韭菜盒子，一边焦虑地思考未来上市主体到底是放开曼还是放维尔京。

那可是黄金时代啊，敲钟此起彼伏，融资蜂拥而至，美元滚滚而来，未来的《互联网词典》上一定有一句：张华在后厂村当程序员，期权量足；李萍在vc投互联网，carry丰厚；我在五道口链家卖学区房，月佣十万：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莎士比亚说：这些残暴的欢愉，终将以残暴结局。

01 盖茨比的世界

2019年短视频大战的时候，北京互联网圈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段子：

这种荒诞情节，是发生在中国过去二十年里诸多“互联网大战”的一个不常见的注脚，但毫无疑问，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寒门子弟阶层跃迁的黄金通道——改革开放后，高考、下海、炒房等都短暂地引领过这个通道，显然，现在轮到互联网了。

中国高校最早开设计算机专业的年份是1956年，学生们需要学习枯燥的程序语言，跟塞满电路板的冰冷主机打交道。90年代互联网和带图形界面的PC机逐渐普及，计算机专业热度开始提升，而2000年后国内web1.0公司崛起，待遇开始明显拉开跟其他专业间的距离。

2010年移动互联网爆发，大厂薪资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北大青鸟的Java培训超越了蓝翔的挖掘机和新东方的湘菜专修，清华姚班和交大ACM则在知乎和微博封神，甚至连几岁的小孩子，都在各种少儿编程班里写下人生的第一行“hello world ”。

程序员成了少数几个能入丈母娘法眼的职业。在深圳，相亲市场上的姑娘们优选鹅厂男，次选华为男；在杭州，小康家庭的美女要托人才能在阿里内网上发征婚帖；而在江西上饶，有家长打出“恭喜xxx月薪18000入职京东”的红色横幅，场面堪比喜提高考状元。

一首民谣这样传唱：50年代嫁英雄，60年代嫁贫农，70年代嫁军营，80年代嫁文凭，90年代嫁富翁，2000年代嫁码农。

互联网大厂的HR显然比媒婆和红娘们更焦虑，2015年雅虎北京全球研发中心关闭，其办公地点清华同方大厦门口便上演了抢人的“名场面”：

各行各业的人都涌向互联网，搞地产的，开会所的，卖情趣用品的，甚至有山西煤老板也在华清嘉园租个房子做起了App。他们踌躇满志，拥有张一鸣的野心和100遍《社交网络》观影经验，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则是：万事俱备，就TM差一个程序员了。

热潮似乎也映射进了国产影视剧中：早年IT技术男是《蜗居》里的小贝——一个女朋友因为房子而跟领导偷情的苦主。而现在，国产剧中的程序员形象虽然还没能像《黑客帝国》里的那样酷，但起码能在《我的经济适用男》里跟佟丽亚搭CP了。

高管们则更是财源滚滚。2005年百度上市造就了8位亿万富翁，9年后阿里上市把这个数字几乎加了两个零，甚至连千万富翁都有1000多名，而京东、拼多多、美团、小米、映客、虎牙、贝壳、快手等公司的上市都让一大批人获得了财务自由。

当然，这些滚烫的钱最终还是会像洄游的大马哈鱼一样精准找到它们的故乡：房子。

一个精通时事的海淀房产中介这样跟笔者回忆：字节、快手和腾讯的人偏爱200平米左右的大户型，年终奖前出手比较多；百度和网易的员工买两房三房占多数，不过动不动就全款；小户型主要是新浪和小米的人在买；似乎没怎么见过搜狐的人。

海淀学区房只是内卷打工人门的选项，互联网资本家显然有更高追求。在上海，套现成功的创始人们喜欢收藏一套翠湖天地；在深圳，毗邻口岸的深圳湾一号成为南山新贵们的标配；在北京，华清嘉园只是刚需入门款，new money们扎堆的顺义别墅区，才是纳斯达克敲完钟后的下一站。

互联网富豪们的画风或许跟煤老板们完全不同：他们通常穿着朴素，带苹果手表而非百达翡丽，坐商业航班而非私人飞机，加班熬夜996，不会搞36辆悍马的娶亲车队，也不会在晚饭前去望京买下两个单元，但他们的财富积累速度和在舆论场中的号召力，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

因此，当顺义妈妈们聚在一起讨论自家老公的跟投项目时，当乌镇的饭局觥筹交错畅谈下个万亿风口时，当杭州的保时捷销售在朋友圈预祝蚂蚁顺利上市、开曼和新加坡的新注册Family Office如雨后春笋涌现时，气氛一下子就变得盖茨比起来了。

多少年后，人们会怎样回忆这些浮华和躁动？

02 流动性的故事

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财富，都来自货币喷射和流动性泛滥而带来的幻觉。

互联网VC圈教父级大佬约翰·多尔（John Doerr）在评价《硅谷之火》里的new money时，给出了这样一句评语：本世纪惟一而数额最大的合法积累的财富。很显然，在垄断的标签被贴上前，中国互联网的滚滚财富也被认为是“最干净的一代”。

但互联网的崛起太快了，速度令人瞠目结舌。沃尔玛雇佣了220万人花了50年，而美团骑手数量超过500万只用了10年不到；华为花了23年，才构建出一个10万人的全球高科技人才队伍，而字节跳动做到同样数字的时间是8年。它们为什么？

技术红利和模式创新是教科书里的答案，但支撑这些技术和创新的钱来自何方？

是靠本土的创投机构吗？翻开深创投等人民币基金的portfolio，明星互联网公司寥寥无几。是靠财政补贴政府扶持吗？这些年听说过补贴光伏、风电、芯片，但从来没听说过补贴互联网；是靠房地产土豪们的钱吗？做到这一点的似乎只有贾跃亭。

是靠自己造血吗？翻开财报，阿里成立以来大概赚了6300亿人民币，腾讯同期赚了5500亿人民币，百度赚了1700亿，网易赚了1000亿，除此之外其他的互联网公司，还在追求现金流转正和盈亏平衡，盈利总和还不如上面四家的零头的零头。

直接融资才是最大的水龙头，形式无非两种，一种是一级市场融资，一种是二级市场IPO。在这两种场景里，互联网公司们可以不用在乎利润，直接把PV、UV、DAU、MAU、GMV、ARPU等字母和数字，神奇地转化成源源不断的Dollar。

什么是Dollar？《让子弹飞》师爷给出定义：美元，US 刀乐。

把大洋彼岸的绿纸从这头运到那头，互联网公司的直接融资本质上是一根持续运转了20年的粗大管道，一头是汪洋恣肆的全球最大货币水库，一头是壁垒森严的中国大陆金融市场，在过去的20年累计搬运3000亿美元。这才是真正的大钱。

管道的阀门，是站在时代风口上的美元基金，而阀门旁的管道工，则是一众VC/PE投资人们。跟二级市场基金经理略显不同的是，VC/PE投资人是一份天然需要曝光的职业，一是为了募资，二是为了在所投赛道上营造声势。因此，在媒体和自身塑造下，相当一部分投资人成了“时代英雄”式的明星。

在传播场中，熊晓鸽是戴着眼镜的教父，沈南鹏是穿着西装的鲨鱼，张颖是最酷的资本家，林欣禾是带8倍镜的狙击手，而徐小平则是藤校精英的伯乐，像一架摆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的机关枪，每一个乘坐航班归国的名校青年都会被他扫射到。

投资人们八仙过海，各种流派百花齐放，选手派、捕鲸派、赛道派、垂直派、研究派、趋势派、撒胡椒面派、会所摇人派、局子捞人派、骨面相人派……山头比国民党反动派还多。不过大家除了抢case时会互生龃龉，平时基本井水不犯河水。

连中介机构都自己做成了巨头，典型如华兴的包凡，一个光头的中年上海人，喜欢健身，衣品不凡，媒体照片带着浓郁的《GQ》或《时尚》味儿，但他的真实能量远超他包装出的模样——在美元基金的草莽早期，只要你认识包凡，就认识半个互联网圈。

美元基金的成功，一方面有踏准历史进程的幸运，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大洋两岸监管对灰色地带的默许，比如其“两头在外”的模式——募资在外，LP都是美元；退出也在海外，大多数公司都搭VIE架构赴海外上市，套现美元。这种模式避开了大量的税收。

美元直接融资，跟轻资产、模式新、风险高的互联网行业是绝配，它可以让后者独立于抵押文化盛行的本土金融市场，让它们不惧银根紧张，不怕宏观调控，更能让那些程序员出身的创始人免于在酒桌和高尔夫球场上笨拙地应付当地银行行长。

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QE放水此起彼伏，美元利率一路走低，流动性的泛滥直接让全球一级市场水涨船高。显然，在摆烂的世界里，中美两国的高科技行业属于废墟中的应许之地。管道这头的中国互联网，自然能第一时间获得喷涌而出的水流。

天量的美元带来的结果，是一场持续二十年的、耗费资金无数、中国商业史上前所未有的割据战争。

03 代理人的战争

一个从互联网的尸山血海里趟出来的企业家，大概率会在回顾自己经历时引用曾国荃的那句话：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曾国荃擅长结硬寨，打呆仗，但互联网企业家们信奉的是第三帝国的闪电战。Reid Hoffman在《闪电式扩张》一书中写道：Speed（速度）是关键，Efficiency（效率）以后再说——如果你赢了，效率就不重要了，如果你输了，效率就更不重要了。

从2010年的“千团大战”开始，闪电战的硝烟就从来没有熄灭过。电商大战、外卖大战、直播大战、网约车大战、短视频大战、共享单车大战、社区团购大战、在线教育大战……据说美国建国244年只有18年没打仗，互联网的这个比例只会更低。

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巨头相互攻伐，但结果通常都不怎么友好。比如腾讯下场做电商，赢得了刘强东那句著名的评价——“底下一帮兄弟你都打不过”；再比如阿里下场做社交，催着全体员工上阵推广“来往”，豆瓣上甚至出现了下载来往拯救阿里员工的帖子，结果仍然铩羽而归。

实际上，在腾讯转变理念、阿里折戟来往、百度卖掉外卖之后，坐在金山上的老一代互联网公司们就很难调动年薪几百万的总监们去下场肉搏了，它们更喜欢用投资（给钱）和生态（给流量）的方式来打proxy war，也就是“代理人战争”。

所谓代理人战争，是指互联网巨头放弃过去自己做“全家桶”的老路，转向用流量和投资来形成各种“牢不可破的联盟”。

巨头们拿着流量扶持要求站队，美元基金则在其中左右逢源，前者拥有似乎用不完的现金流，后者则有厚厚的支票簿，两者相互配合，共同给战场输送军火，至于创业者，十年前他们担心“BAT会不会抄我”，十年后他们关心“尊敬的BAT会不会投我”。

美元基金由于投资协议中“竞对限制”的存在，也经常要主动选边站。典型如在线教育，新巨头猿辅导和作业帮在K12领域短兵相接，两者的股东名单基本囊括了一多半的一线美元基金，前者背后是高瓴、IDG和经纬，后者背后则是红杉和软银。

一个垂直细分的互联网领域，本来竞争烈度相对一般，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就被美元砸中了。摸到双色球的玩家们要靠快速增长来证明自己，拿到钱之后第一时间抢人抢流量抢资源，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人绕着后厂村跳槽一周然后薪酬涨2倍的原因。

有投资人露骨地指出：历史会惩罚那些不敢烧钱的人。典型如最早做网约车的易到和它的老板周航。2014年，周航手上的 Termsheet 至少有6份，意向资金有3亿美金，他却出于谨慎只拿了1亿美金的C轮，但不出几个月，他就意识到不对劲了。

2014年年底，背后是腾讯的滴滴拿到了7亿美元融资；2015年1月，背后是软银和阿里的快的拿到了6亿美元。双方弹药充足，开始对着战场中心倾泻弹药：“热战”打了5个月，光补贴就投入了20亿元，滴滴凭此得到了7800万新用户。

随着Uber中国的入场，“火拼”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纬度。2016年，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给 Uber 带来了35亿美元，明确表明将用于中国市场。而在此之前，Uber 的 CEO 卡兰尼克就当着全球投资人的面，宣布要在中国至少送出 10 亿美金的打车补贴。

至于手握 1 亿美金的易到，只能瑟瑟发抖——马上要输滴滴了，滴滴输完输快的，输完快的输 Uber，接下来就没人输了。

网约车战火最激烈的2014-2016年，滴滴公开披露的各种融资共有13笔，总金额加起来超过了100亿美元，而对手方也至少手握50亿美金。在这种背景下，势单力薄的易到只能被迫委身乐视，但蜜月期没多久就被乐视掏空，最终黯然退下牌桌。

网约车的故事最终以滴滴和快的合并告终，这是一个各方皆大欢喜的结局，快的管理层则套现6亿美元，离场相当体面（尤其对比现在的滴滴，不胜唏嘘）。与之类似，大众点评、摩拜、饿了么等创始团队都实现了并购退出，逃离了这个修罗场。

当“亿”成为一个稀松平常、触手可及的数字，代理人难免会有一种身为棋手的错觉。事实上，被互联网巨头抛弃的风险一直如影随形：即便走对了99步，1步坏棋就会前功尽弃，远的例子有飞凡电商，近的例子是十荟团，不远不近的有ofo。

2010年至2020年这10年里，来自互联网巨头与海外VC的资金以“亿”为基本单位涌入各个战场，造就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空前繁荣。这些战争的结局通常有两种：

一是滴滴式结局。合并快的后滴滴长期以来保持着近乎垄断的市场份额，并借此由棋子变成了棋手。二是ofo式结局。美团、滴滴及阿里推出各自的“代理人”，彼此无法消灭对方又合并无望，只能鸣金罢兵，从棋子变成了弃子。

从表面上看，ofo犯的是“闪电式扩张”里的经典错误——为了追求增长而忽略了内部管理。但实际上，ofo大败局的负外部性非常高，共享单车大战给社会舆论层面造成的冲击，远不止一家公司的兴衰这么简单。

在共享单车大战白热化的2018年，55岁的摄影师吴国勇跑遍了20多个省，寻访45处共享单车废弃点，拍摄了一组名为《无处安放》的摄影作品：废弃单车如五颜六色的蚂蚁一般密布在空地的每一个角落，宛如坟场。这组照片在历来提倡勤俭节约的中国人心里投下了一枚震撼的炸弹。

《无处安放》之一，上海浦东的“共享单车坟场” 图源：视觉中国

在巨大的浪费被展现在国人的面前时，互联网高薪的虹吸效应则在隐秘的角落里进行着。在芯片公司，HR发现微电子毕业生都转行计算机了；在航天口，人事处大姐眼睁睁地看着小年轻们拿到户口后第一时间辞职去当社区运营；在老牌媒体，骨干记者们私下里讨论要不要去大厂做PR，蓦然回首发现自己领导已经先跳了。

事实上，互联网对社会资源的虹吸效应，跟单车坟场的照片、外滩金融大会上的讲话、滴滴的闯关式IPO、在线教育公司的春晚广告、困在系统里的骑手、社区团购“跟小商贩夺利”一样，都成了时代转折的标志性事件——没人能搞清每一件事情的具体影响是什么，但它们叠加起来的 lollapalooza 效应，所有人都看到了。

在上世纪30年代的“代理人战争”——西班牙内战时期，海明威写了《丧钟为谁而鸣》。结尾是这么一句话：别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就为你而鸣。

04 尾声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纳斯达克寒风呼啸，国内互联网公司也一片萧索。在当年的12月12日，一场名为“资本市场发育十周年”的会议在上海举行，国家信息中心一名姓刘的副主任，发表了题为《新经济与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的演讲。

在演讲中，他明确指出尽管近期纳斯达克市场出现了一些波动，但“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仍然不断地渗透，不断地扩张，成为影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国际分工和国家竞争力核心的因素。”

他分析了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数字经济政策，然后又总结了中国政府“十五”信息化规划的框架，最后旗帜鲜明的给出了结论[5]：“大的趋势十分明确，我不认为周期性的因素会干扰结构性的变化，因此对大的方向不应该产生困惑。”

20年后重读这篇演讲稿，依然觉得内中观点极具前瞻性，令人醍醐灌顶。

一年之后，他又发表了一篇名为《把发展新经济与改革目标统一起来》的论文。论文指出了美国互联网崛起的条件在中国有所欠缺，但中国同样有美国所不具备的潜力：比如庞大的潜在市场、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的中小企业、几千年的教育传统和雄厚的人才储备，以及在政府和基层企业的推动下，有利于互联网经济发展的体制正在逐步形成。

论文指出中国很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美国的全新道路[8]：“以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来带动产业规模的形成，再通过产业规模的扩大和广泛的国际合作，促进形成标准，中国在新经济发展的定制化能力可能是通过内需拉动的。”

20年过去了，一切几乎正如论文所预言那般。

互联网经济引领了本世纪头20年，在创造了无数财富神话的同时，给中国带来了切切实实的效率提升——超过1000万的直接从业、几千万的间接从业、全球靠前排的数字化能力……在疫情的每时每刻里，谁又能否认互联网对社会巨大的正面作用？

但狂飙了20年，这个行业也越来越步履沉重，证据之一便是接近见顶的互联网渗透率，截止到2021年6月，我国已有71.6%的互联网普及率和10.11亿网民，五环内外的用户们都实现了“抖音自由”，该下沉的地方几乎都已经下沉了。

证据之二，是创新模式正在枯竭。过去20年大多数的互联网创新本质是下游模式创新，但如今，包括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在内的几乎所有领域，巨头们都用剑和犁翻了无数次，在上游技术创新停滞的当下，留给大厂想象力的仅剩下个别战场。

一个时代到了告别的时候，它不会简单地跟你说一句再见，而是会充满仪式感地跟你倾诉100句蜜语甜言，拼命地暗示“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而那些仍然执着于旧范式的人们，只有在经历过无数次受伤后，才会最终迎来自己的梦醒时分。

接棒华清嘉园的，会是浦东张江的中芯花园小区吗？这个问题正如“硬科技会接棒互联网吗”一样，谁也猜不准。但用一个楼盘来表征一个行业，其实暗含了一层隐喻：互联网和房地产是过去20年经济的两大范式，它们几乎同时遇到了落幕时刻。

过去四十年里，我们目睹和亲身经历了无数黄金时代的结束：乡镇企业黄金时代的结束，三来一补黄金时代的结束，煤老板们黄金时代的结束，基建工程黄金时代的结束，房地产黄金时代的结束……很多时候体面的告别，就是最好的告别。

时代一路走来，时代一路远去，沉浸在旧时光影的人们，到了需要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