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日本的“新贫困问题”再度引起关注。其涉及范围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贫困等，在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新贫困问题”成了在日本更加突出的新社会问题。
按日本的定义，贫困主要用“相对贫困率”来表示，一般指可支配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一半以下的家庭户数占比。厚生劳动省“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的相对贫困率明显上升，契机就是冷战结束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及其引起的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由此看，日本的相对贫困率显著上升与经济增长态势、经济社会制度变更相关。
比较突出的是，冷战结束使日本经济社会内外环境骤变，而日本社会福祉制度并未跟着变，结果很快出现了“掉队、落伍群体”。1955年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增长轨道，形成特有的“劳动制度”，即广泛参与、相对稳定的“就业惯例”“终身雇佣制”。这种就业方式并不是政府强制推行的“制度”，而是一种习惯或社会默契，因此被认为是日本的一种惯例。
高速增长期，日本制造业、生产线大工业发展迅速，需要“高参与度”“相对均质化”“稳定的”就业大军支持。二战结束后的婴儿潮恰好适应了经济高增长的劳动需求。婴儿潮顺理成章地成长为整齐划一的“产业大军”，被称为“团块族”。
伴随岸信介时代的社保制度形成、池田勇人时代的“国民所得倍增”，均质化的劳动大军成了日本社会“一亿总中流”（一亿人收入平均中等化）的基础。这样，在职期间，日本经济稳定高速增长，就业者可获得高工资、稳定的社会保障以及可预见的丰厚养老金，进而形成了终身雇佣、团队精神以及踏实储蓄、蔑视投资的习惯。
但随着冷战结束，环境突变。在海外，就连昔日对日本多有关照的“大哥”美国，在市场上也不再相让，直接搞全球大竞争；在国内，泡沫经济崩溃，企业重组，劳动市场化，终身雇佣让位给合同工、派遣工、小时工，产业工人薪酬优越感没有了，可期的社保也沦落为缴得多、拿得少。“养老金无法养老”成为常态说法。
2019年日本金融厅的一份报告一石激起千层浪，指一个日本人若没有2000万日元垫底，老年生活堪忧。2017年厚生劳动省调查，65岁以上国民收入依赖公共年金的比例，男子76%，女子87%，表明多数老人靠养老金生活。但日本央行“金融广报中央委员会”调查显示，老后仍需就业补差的达48.2%，突出反映了日本人仅靠公共年金支撑不了老后生活。
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老后堪忧”，原因除了劳动制度、社会保障外，也与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未形成“个人资产蓄积”惯例，以及政府未完善资产市场环境、鼓励投资制度有关。比如，日本央行近期做了日美个人金融资产构成比较，截至2019年3月末，日美个人金融资产中现金存款，日本占比达53.3%，美国仅为12.9%；而股票及投资信托合计，日本13.9%，美国则高达46.3%。虽然日本政府力推“从储蓄到投资”，呼吁全民搞金融，但鉴于在高速增长期日本将“社会一员”“全员一致”“蔑视投资”视为上乘品质，至今日本国民仍持保守储蓄习惯。
在制度方面，日本也有明显的限制资产问题。例如战后日本社会中有两个神话，一是股价不倒，另一个是地价不败。“法人相互持股”且每股单价高不可攀，让股市基本与普通个人无缘。个人不炒股、不投资成了日本国民普遍的习惯。这几年安倍经济学推升股市的好处，无法渗透到国民资产的形成与蓄积上。
另外，在住宅不动产方面也有看不见的资产交易障碍，如战后大企业主导的住宅价值与地价分离，“宅龄”设有保鲜期，到期归零，使日本个人即使拥有房产，除了可获租金，很难因高额交易税而在房产交易中赚钱。
因此，在日本，一旦失去“劳动参与”资格，便失去“劳动分配”资格，若没有储蓄，便可能一切归零。由此看，日本的“新贫困问题”相当程度上可归因于“制度贫困”。“变化的世界，不变的日本”是导致新贫困的根本原因。（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