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1日线上召开的2020香港交易所生物科技峰会上，高瓴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与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围绕疫情下全球生物技术行业的机遇与挑战，投资人如何助力医药企业创新发展，科技创新如何赋能医疗健康领域，展开了精彩对话。
张磊认为，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一定要秉持长期主义理念。因为不同于其他行业，很多生物医药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不赚钱甚至没收入的，但从长期来看这个领域一定会诞生世界级的伟大公司。
在回答李小加如何看待目前大环境下人才培养的问题时，张磊表示很乐观，同时他也希望看到一些更好的发展。“我们既需要高速公路，也需要小船、潜水艇等多种方式达到对岸”，张磊认为不是每个人一定要走统一路线，要多一点创新，有多条路的思维去达到对人才培养的彼岸。
谈及高瓴近年来在医药医疗、大健康领域的布局时李小加表示，“长期主义”在高瓴的身上得到了最强的体现。他认为张磊既是思考者、行动者，也是负责的公民、社会的建设者。
以下为李小加与张磊关于长期主义的精彩对话：
李小加：你能不能宏观地讲一讲，高瓴在Biotech这个投资领域里面，你是怎么想的，怎么在这个全球生物科技发展大的趋势、大的方向这里边来找机会？
张磊：我经常说，Biotech大方向要更加地放长远，没有长期主义，Biotech投资不可能有机会的。因为我们以前最早投互联网的时候，那时候就跟大家说，这些公司都不赚钱，不赚钱的公司怎么敢投资呢？那个叫Pre-profit。等投了Biotech，才知道什么叫Pre-revenue，连收入都没有的公司。如果是收入都没有的公司，怎么可能去跟资本市场去结合呢？
高瓴从大概2012年开始投医药医疗、大健康行业，2012到2016年这四年应该说是比较“寂寞”的，很少有人跟我们一起在这个领域，过去几年才能有一个爆发，所以说需要长期主义的生态。
百济神州是我们从第一轮就投资的公司，公司当时估值还不到1亿美元，现在已经是200多亿美元估值的公司。我们连续投资了8轮这家公司，其实到前3、4轮没有什么收入，这也就是说明你没有长期主义信念是不可能做好生命科学投资的。我们说有两个外部性：
第一个外部性，生命科学是帮助整个社会提高productivity（生产效率），是1和0的关系。没有生命的健康、没有高质量的生活，你后面的所有东西都是0。
第二个外部性，资本市场发展，包括港交所做的这些事情，也有很大的外部性，这个外部性是帮助了这些生物技术公司更快地跟资本市场结合，能够把这个生态循环做起来。这些都是天时、地利、人和。
李小加：请你再给大家讲一下，你认为中国的生命科学大概处在怎样一个发展阶段，和资本的结合和发展，怎么能够在中国这个范围内帮助解决全球性的治理问题，帮助解决全球性的研发问题？高瓴在中国也投了很多，你来谈谈你在中国的这个问题上和全球做一个对比，看看哪些地方中国实际上走的是在前面，哪些地方中国还有很多的路要赶？
张磊：我们是坚定地重仓大健康、大医疗，在这个行业我们已经投资了1200亿人民币。今年我们成立了高瓴创投，继续把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作为重要投资方向，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领域的巨大价值。一方面，还有巨大的未被满足的患者需求，另一方面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的突破也在提速。我用一个词，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正处在一个技术和产品创新爆发的“寒武纪”时代。我们希望支持这个领域的早期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提供更安全、高效和经济的药物、器械和医疗服务，满足更多未被满足的患者需求，提升他们的获得感觉，一起创造更大价值。
中国的生命科学、生物技术领域处在寒武纪阶段。各种各样的物种全部出现，这些出现的原因就是有完善的监管和市场经济，有类似半导体行业的IDM（Integrated Design and Manufacture）模式，实现社会化分工。比如，我们投的药明康德、泰格这样生态级的企业给生物技术公司去做CRO、CMDO，变成了所有公司的孵化器，这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态。
另外，还有能够独立的、专注创新的科学家。像百济神州的共同创始人王晓东，是北京生命科学所的院士。我们最高兴的并不是看到科学家变成企业家，最高兴的是看到科学家坚持做科学家的事，不用变成企业家，也能很成功。这是我们说社会专业化分工的好处。
我们最近投资了另外一家院士搞的公司，我们就把好的资源带进来，让他专注地做他会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多维度帮助他。高瓴的投资团队不到100人，投后管理团队就有150多人，天天去帮助企业家，很多事不需要他们做，这是社会专业分工，这个IDM模式是非常大的一个跃升。
另外，我觉得大家都开始重视这种基础科学的发展。我们这些年一个很大的红利，我不知道小加你注意到没有，大家经常说我们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但我们这些年高等教育扩招，带来大量高质量的人口来从事这个行业，大家没有发现人口质量红利其实很大，这些都是有推动作用的。
李小加：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不是每个人都有可能是长期主义。你可以感觉到有些东西要这么长时间才能真正出结果，也有很多中间半路被牺牲的。那在这么一个重要的领域里面，为我们千家万户、对我们每一个人如此重要的生命质量和健康质量的投资领域中，是只能很少几个人能参与吗？
张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为什么呢？因为真正地我们讲长期主义能走下去，最重要的是有很多人参与，这个路才会越走越宽。
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如果只是高瓴这样的机构参与，没问题，我们也能做下去，但是这个世界需要更多人去参与，而且要在不同的阶段参与。我经常说一句话，与谁同行比要去的远方更重要。同时同行的时候，你每一个阶段都可能有不同的人去同行。
投资上，高瓴资本就像你说的这个问题一样，我们一投就要投很多钱，不太适合于最微小的企业。我们今年单独成立一个品牌叫高瓴创投，只投最早期的。高瓴创投最小的只投了200万人民币，几十万美元都不到就可以去投。这是以前高瓴资本做不到的，现在几百万人民币我也可以去给你试一试，你可以往前走一走。
这样的话，高瓴创投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从0到1，我管它叫穿越死亡谷，这是一个很痛苦的death valley。死亡谷是从完全0到1的阶段，初创企业在中间怎么爬，有投资人进来以后可以再往前走一段。走了一阶段以后可能发现，以前的企业是要等到有利润才能上市，以前上市的设计是为传统企业设计的，不是为创新企业设计的。我要等利润出来还要再等2年，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增长速度，那怎么鼓励长期主义呢？
所以说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去做10年、20年以后的事情。但其实在资本市场也是可以切段的，切段以后有人专注做早期，聚焦0到1的死亡谷阶段，比如高瓴创投。然后成长期的投资可以有PE，高瓴资本进来；然后二级市场马上就接着。Biotech公司平均10到20年，才能真正意义上产生有大的收入来源或者大的利润来源的公司。这特别需要长期主义的投资人坚持陪伴走下来。
如果说通过高瓴创投帮助企业穿越了死亡谷，再通过高瓴资本把它作为成长期投资了以后，再能比较快地把这个资本市场接进来。
我认为港交所、科创板、创业板不已经不再只是资本市场，它是一个很大的舞台，让所有的科学家来展现他们的美、展现他们的为社会做的贡献。它也在教育弘扬科学精神、展现对科学家的尊重，以前我们尊重科学家非要等当院士以后才去尊重人家，现在年轻的科学家你用创意和研究你照样可以得到展现，让市场、公众真正地欣赏和理解科学家科研的成就和意义。而且刚才说的，我们帮助这些科学家，不用脱离科学家身份，你可以继续做科学家，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我认为港交所、科创板、创业板不只是资本市场，他是一个很大的舞台，让所有的科学家来展现他们的美、展现他们为社会做的贡献，让更多人来关注这件事情，这个社会效应远远大于其带来的增量资本。
港交所、科创板、创业板在这里有两个非常有益的创新：
第一个创新，用第一性原理，
我们设交易所的目的是什么？问了这个问题以后，有可能不只是为已经赚钱的盈利的公司服务，目的还是为了投资人服务，投资人有不同阶段的各种需求，这是一个很大的创新。
第二个创新，就是社会效应，我们迎来了资本市场的指挥棒，引领长期主义，引领创新，是创新，如果引领的全是守旧的东西，也没有人支持。
价值投资的原则远远超于传统意义上所谓护城河概念，真正的护城河只有一条，你这个企业家、科学家能不能不断给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垄断，垄断不创造价值，而是能够不断创造价值，所以说我觉得要重写价值投资理念，价值投资理念不是说收入稳定就叫价值投资，价值投资本源是能不能给这个社会不断疯狂创造长期价值。你创造完长期价值，资本市场早晚会reward你的，你不给社会创造价值，只靠垄断，社会早晚会给你清算后账的。
李小加：我想我们在座参加大会的所有朋友们一定受益不浅，张磊是思考者、行动者，他始终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负责的公民，当做这个社会的建设者。长期主义在高瓴身上应该是得到了最强的体现，我们也在你的身上可以看到长期主义高度、坚决、实实在在的实现。三年前我们在这儿开启了我们的生物科技峰会，我们在一起创造了历史，今天也是一样。谢谢张磊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