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转型是大势。人力资本市场结构模型不是单一的雇佣，而是雇佣型、合作型与自由型相结合的多元化模式。”2021年底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写道。根据调研数据，灵活用工在企业应用的普及度和深度均在增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在市场规模、机构数量、从业人数上都有所增长，我国灵活用工市场正呈现持续发展趋势。
根据蓝皮书的定义，灵活用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灵活用工形式有互联网平台用工、传统零工和实习等类型；广义上的灵活用工形式则是在此基础上，还涵盖了劳务派遣、业务外包、人力资源外包等用工形式。
这本蓝皮书的主要撰写者、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吴清军日前接受了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的采访。他指出，数字经济让企业人力资源的配置方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既要支持企业的这种灵活的资源配置，达到效率最大化，同时也更要考虑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关于平台劳动者的伤害保障的问题，政府部门正在着手解决。各个平台根据自己的业务模式和商业模式，也在探索养老、医疗及其他保险的新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吴清军 受访者供图
数字经济改变企业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灵活用工数量呈上升趋势
新京报：今年是你们第二次发布蓝皮书了，跟往年相比，我国灵活用工有哪些新的趋势？
吴清军：企业的灵活用工，在用工数量和涉及的岗位上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包括我们常说的“互联网大厂”，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岗位转为外包用工。此外，原先一直采用劳务派遣作为补充用工的国有企业，现在对更加机动灵活的外包用工也越来越开放了。
而另一个趋势，就是比较受关注的互联网平台用工。从总体上来看，这两年用工数量没有太大的变化，趋于稳定。消费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在过去两年也趋于平缓，也没有再产生新的“现象级”互联网平台，因此这类平台的用工数量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增长。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消费互联网平台带动就业的效应近期很难再有大的突破。
新京报：这些现象背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需求变化是怎样的？
吴清军：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数字经济让企业人力资源的配置方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原先企业的用工模式都比较单一，要么是正式员工，要么是劳务派遣，其他的用工模式很少。而现在，数字经济让企业能够把工作拆解，把很多工作流程和环节外包出去，交给第三方公司或者是人力资源公司来做。
对于互联网公司，他们可以把一些边缘性的岗位外包出去，比如客服、审核及数据标注等岗位外包出去。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例如要实现业务数字化，但缺少数字技术人才，专门养一支团队的成本又很高，外包出去，既能够降低成本，也使得用工更加灵活。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东南沿海的制造业企业，许多都是订单式的生产方式，拿到订单马上就要开始生产，订单完成后用工的需求也会大大下降，这也产生了灵活用工的需求。企业这么做的动力是降低成本，倒不是说降低工人的工资，而是降低人力资源的持有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也是有话语权的，工厂给的工资低了，工人立马就会到别的工厂去。
新京报：灵活用工在国内能够得到大范围的使用，其原因是什么？
吴清军：现在经济发展的模式，包括技术发展的水平，要求企业在人力资源配置的时候更加灵活多元。传统的用工模式、用工方式比较僵化，一定程度上无法适应目前的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平台用工、灵活用工，确实也使得劳动者获得收入的渠道和机会比以前多了。
不过，需要澄清的是，我们既要支持企业的这种灵活的资源配置，达到效率最大化，同时也更要考虑劳动者的权益保护。
灵活用工带来多种挑战，政策要补齐劳动者权益保护短板
新京报：在灵活用工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政策层面是否有相关动作？
吴清军：早前，国家相关部门发布了一系列政策，通过促进消费市场来带动更大的就业。在中央提出的“六稳”和“六保”政策中，就业都是放在最前面的。而最新的政策趋势是，在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还要补齐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短板。交通部、人社部、工信部等部委出台了很多政策，对网约车、快递、外卖员、货运司机等平台劳动者的权益都进行了保护。
新京报：除了直接的劳动者权益外，灵活用工还可能会带来哪些问题？
吴清军：对企业来说，企业的管理模式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没有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灵活用工的员工与企业之间就不会有很强的忠诚度。员工队伍不稳定，员工质量也不高，这是最大的挑战。而企业对于外包员工的管理，目前基本上也是一个空白地带。比如帮助他们进行技能提升，给予职业晋升等等，这些管理的缺乏，也限制了灵活就业者的发展空间。
此外，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职业中，基于算法的管理也可能会给灵活就业者带来不平等的对待。哪怕表面上看起来，所有就业者是平等的，但是如果算法对部分员工进行歧视性的管理，例如给在多个平台接单的员工派质量较差的订单，员工与平台协商的权利也相当有限。而在平台抽成比例等方面，员工与平台相比，也非常缺少话语权。
尊重劳动者在市场中的选择，平台劳动者保障正在酝酿新解法
新京报：即便存在这些问题，灵活用工仍然成为很多劳动者的选择，甚至出现了年轻人“愿意送外卖不愿意进工厂”的现象，这是为什么？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吴清军：对自由、不受约束工作的追求和向往，并非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专属，实际上从劳动力市场建立以来，每一代年轻人都在追求自由和不受约束的工作方式。
对于年轻人更喜欢送外卖而不愿进工厂，我个人的意见是：第一，尊重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选择，政府过多干预市场，反而破坏了市场的基本规则。第二，互联网的红利正在逐渐褪去，目前年轻劳动力已开始逐渐回流到传统就业方式当中，当年轻人当骑手、快递员无法获得预期收益时，自然就流向收益更高的工作当中去了。第三，政府要引导制造业改善劳动条件，提升工作待遇，提高制造业工作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一味担心年轻人流向平台工作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制造业仍希望通过低成本获得劳动力资源，那想改变现状非常困难。只有不断提升制造业劳动条件和工作待遇，才有可能改变年轻人工作流向的问题。
新京报：近期一位外卖骑手意外身故的事件引起了人们对于灵活用工人身权益保障的关注，对此政府和企业需要哪些事情？
吴清军：关于平台劳动者的伤害保障的问题，政府正在着手解决，目前已在广东、浙江和四川等地试点职业伤害险。从目前制度设计的思路来看，表现出来两个特征：第一，平台劳动者的各项保险不再捆绑在一起，在劳动关系的用工模式下，基本养老、医疗以及失业、工伤和生育险种是捆绑在一起的。这次职业伤害险就打破了这种制度设计模式，单独为平台劳动者设计了类似于工伤保险的职业伤害险，这是政策上巨大的突破。
第二，各个平台根据自己的业务模式和商业模式，正在探索养老、医疗及其他保险的新模式。比如滴滴正在探索按照第三支柱的制度模式，设计司机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新模式，这些创新模式对未来社保政策的制定都将提供非常好的借鉴。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许诺 孙文轩
编辑 白华兵 校对 薛京宁